2020，逢庚子年，我們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疫情。這場疫情如飛來橫禍，席捲整個中國，打亂了無數人的出行、復工、求學等計劃。對於習慣了安逸生活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和考驗。
然而，翻開辛茜的《蒼莽高地》，走進新中國成立的風風雨雨，我們明白：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
1949年，新中國在動盪飄搖中誕生。不久，朝鮮戰爭爆發。
1950年，中國戰士拖著疲憊身軀，前往朝鮮進行抗美援朝。
這場戰爭持續三年，終於在1953年，雙方簽訂停戰協議。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方面，新中國百廢待興，亟需修養生息。另一方面，這場戰爭讓中美兩國結下了樑子。
朝鮮戰場上，已經在人類頭頂上扔過兩枚原子彈的杜魯門和麥克阿瑟揚言，必須要用原子彈對付中國。
面對威脅，1956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佈：“我們還是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中國再次踏上征程。
這一路，遠比想象中困難。
選址金銀灘
確定研發計劃後，第一項重中之重的任務便是選址。
選址有兩大要素：對內通訊自由，對外隱蔽保密。
代號“九院”院長李覺，帶著同事和蘇聯專家跑遍中國大西北，選定了青海金銀灘，因工作保密，西北核武器研究設計院，對外稱“221廠”。
“221廠”廠區位於金銀灘草原中心地帶，佔地約570平方公里。這裡偏僻、遙遠，遠離任何一條中外邊界。同時，這裡距省會西寧100多公里，物資供應便利。
（冬日的金銀灘 王忠傑 攝 《蒼莽高地》插圖）
外人難以進入，內部通訊自由，易嚴密控制，非常適合核武器的研製工作。
來這裡的大部分人只知自己是青海國營221廠的建設者，只有極少數人真正清楚自己擔負的重要使命。
地址選定後，第一批奔赴金銀灘的人很快投入到廠房的基本建設中。
當時，基地建設不僅要考慮質量，還要考慮保密要求，地下掩體距離地表9.3米，完全用鋼筋和混凝土澆築而成，可以保證地面設施在受到攻擊的時候，地下指揮中心不會受到破損。
地面上，爆轟試驗場看上去只是一座座小小的堡壘形半掩埋式平房，上面覆蓋著泥土，長著青草。
二分廠以南0.5公里處的“上星站”，設計也十分簡單，30米長的站臺上除了幾條用於吊裝的拱梁外沒有任何建築。
可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不夠三級標準的站臺，卻承載了共和國發展核工業的偉大夢想。
短短四年時間，參與大會戰的建設者，憑著一副硬骨頭以及超凡的勇氣和創造力，在金銀灘建起了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的重要基地。
艱難的征程
新房建成之後，大批科研人員、技術幹部進入，開始了艱難的征程。
為了儘快造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科研技術人員不分晝夜，加速研製進程。
在設計室工作過的王鈺德說：“那時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上班，沒有八小時工作制概念，也沒有星期天，方案想了又想，圖紙審了又審，試驗數據算了又算。晚上，整個辦公大樓燈火通明。接送上下班的班車來了，無論司機怎樣按喇叭，誰都不願先放下工作，領導強行熄了燈，大家才依依不捨地離開。”
當年的研製工作，因嚴格遵守保密制度，忽略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大多數人不知道，也沒有防護意識。還有很多人，捨不得使用配發的手套、口罩、衣服，遭輻射、燒傷是常有的事，許多人因此落下了病根。
從事原子彈外殼加工的一分廠主任裴玉成，在檢查某原子彈部件是否合格時，需要一個一個拿到眼前仔細查看。為了幹活方便，更為了節約時間，他連手套都不願意戴，遇到不合格的產品就隨手往身後的廢品堆上扔，因此嚴重影響了身體健康，直到現在，他的身上還有一個無法癒合的傷口。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誕生前，所有模擬爆炸和冷試驗，都是在靶場上完成的。被稱為袁三刀的技術工人，為了練就精湛的切割技術，幾年如一日地練習，練到了矇住雙眼絲毫不差的水平。即使這樣，在切割原子彈時，巨大的壓力，讓他在進行完三次切割後，顱內出血，昏倒在現場。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最艱難的時候，實驗室的燈光最亮；最飢餓的年月，創業者的歌聲最嘹亮。在那個決定國家命運的時刻，他們從祖國的四面八方會集到金銀灘草原，歷經了一生中難以忘懷、艱苦卓絕的創業生涯。
雙重打擊
條件艱苦、遠離家鄉，但他們面臨的困難遠不止於此。
1956年10月，中蘇兩國關於引進導彈、原子彈寄書的協議在莫斯科簽署。1957年，一列載著蘇聯導彈和102名導彈官兵的專列，從滿洲里入關，拉開了組建中國戰略導彈的序幕。
當時，毛澤東估計此項任務將用十年工夫完成。
然而好景不長，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了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的合同，撤走了專家。蘇聯1.2萬名援華專家和軍事顧問徹底撤出中國本土時，還丟下這樣一句傲慢的話：
“不是我們張狂，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訴你，離開了蘇聯的幫助，中國導彈永遠上不了天……”
與此同時，自然災害以強大的態勢衝擊而來。1959—1961年我國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
此次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面積1373萬公。災情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佔全國成災面積的82.9%，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
此時別說建設物資無法供應，就連建設者正常的生活都難以保障。
萬難之際，青海省為基地調撥牛羊40000只，使基地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這40000只牛羊，對當時偏遠、貧窮的青海來講，是青海人救命的物資。
但是，抱著必成的信念，抱著不再遭受欺辱的決心，善良、樸實、敦厚的青海人在所不惜。
海外戀歌
“兩彈一星”的成功，同樣離不開義無反顧從海外歸國的精英。
1950年8月29日，停靠在洛杉磯碼頭的“威爾遜總統號”即將啟航。已在美國卓有成就的三位科學家趙忠堯、羅時鈞和沈善炯正與送行的同學依依告別。
當時，美國正在泛濫“麥卡錫主義”，盡力阻止在美國的學者、科技人員回到共產主義國家。
船剛抵達日本橫濱，他們三人就被駐日美軍強行帶走，連夜押送至一個叫巢鴨的監獄。趙忠堯、羅時鈞、沈善炯被剃光頭髮，戴上手銬，穿上了日本戰犯曾經穿過的囚服。
三人的遭遇傳到國內，周恩來總理馬上代表政務院和外交部發表聲明。54天后，三人終於獲得自由。
同樣被強行帶下“威爾遜總統號”的科學家還有一位，錢學森。美國人不願放這位科學天才離開，時任美國航空部部長的阿諾德說：“我們放回去一個錢學森就等於損失了三個師。”
下船後，錢學森和夫人被關押在一個小島上。從此，錢學森一家失去了自由。聯邦調查局的車每天都在他們家門口徘徊、監視，並要求錢學森每個禮拜都去移民局報到。
1954年日內瓦會議前後，在我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和世界科學界的聲援下，包括錢學森在內的一批中國科學家終於在1955年9月踏上了回國的旅程。為了等待這一天，錢學森一家被軟禁長達5年之久。
與錢學森同批迴國的還有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家，他就是錢學森的同門師弟、空氣動力學大師郭永懷。美國人說，郭永懷不僅是可以改變世界的人，也是可以征服宇宙的人。當時，郭永懷已經是康奈爾大學的終身教授，處於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
為了表明回國的堅定態度，在一次公開活動中，他毫不痛惜地一把火燒掉了自己多年來的科研手稿。
他說，中國是我的祖國，我想走的時候就要走。
1956年8月，郭永懷回國，全程參與了原子彈、氫彈、導彈和衛星的研製工作。
1968年12月，郭永懷率領他的攻關隊伍，經過大量計算和反覆推敲，準確測算出一組重要數據，需迅速赴北京向上級領導彙報。他整理好絕密資料，急匆匆地連夜趕回北京。
12月5日凌晨，郭永懷乘坐的飛機抵達北京機場時突然出現故障，飛機墜毀！救援過後，工作人員找到了郭永懷的遺體，發現他和警衛員小牟的身體緊緊抱在一起。人們好不容易將兩具燒焦的遺體分開，才發現那個裝有絕密文件的公文包就夾在兩人中間，完好無損……
久違的勝利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我們站起來了！
1964年10月16日15時，原子彈的一聲巨響，再一次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
當我國成為有核國家後，國際地位發生了重大轉變。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第一次訪華，美國又開啟了與我國的友好外交。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1974年，新中國的領導人第一次名正言順地站在聯合國的講壇上。鄧小平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跨入21世紀，今天的中國，是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5個擁有洲際導彈的國家之一，是3個能獨立自主將航天員送入太空的國家之一，是少數幾個擁有航空母艦的國家之一，這一切無不證明著偉大的中國人民永遠不可戰勝的力量，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必將屹立在世界東方。
是的，中國經歷過許多危機，但每一次，我們都能走出來。
因為我們的身後，不僅有那些叱吒風雲、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一代偉人，更有無數赴湯蹈火，默默無聞的奉獻者。
向他們致敬，也向這次疫情中所有無名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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