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場空前的瘟疫席捲東南大地，就連南京等重鎮也受災極重。災情嚴重的是年二月，又恰是當地衛所軍隊領錢糧的時候。以明朝制度，倘若軍隊裡有人死去，就要按死亡數削減錢糧。負責錢糧審核的督儲侍郎黃懋官，發現領錢糧的振武營，竟無一個士兵死於瘟疫，立刻嘴裡罵罵咧咧了：
“各衛死人，汝衛中獨不死人耶？”這一句罵，瞬間點了火藥桶。雖說明朝文貴武賤，像黃懋官這樣手握錢糧大權的“侍郎大人”，平日也是橫慣了，對著苦大兵們耍耍官威，也是常見動作。但這次卻是鬧災期間，肩負守土之責的振武營將士們，辛苦受累不說，又因疫情鬧得家家開支極大，就等著這筆錢糧救急，誰知只等來這句混賬話，那哪還忍得了？憤怒的振武營當場抄了刀子，剛耍了官威的黃懋官，也被砍得血肉模糊，然後被掛在大中橋牌坊上示眾……
在明代同時期人們眼中，說起這位黃懋官大人的“殉職”，評價也是清一色：活該！大災面前，十萬火急，卻還想著抖官威？捅出這麼大簍子，可不就是萬死難贖其過？
翻看煌煌青史，有時巨大的自然災害，也恰恰是一面照妖鏡，照出多少如黃懋官這般，多少“作精”的嘴臉。
比起“抖官威”的黃懋官大人來，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蝗災裡，眾位大宋地方官們，卻是另一種“作”法：當漫天的蝗災突起時，相州兗州等地的地方官們，不思抗災救百姓，卻紛紛提筆寫馬屁奏章：皇上放心，俺們這裡雖說鬧蝗蟲，但絕對沒有蝗災。為什麼呢？
因為皇上您皇恩浩蕩，連蝗蟲們都深受感動，正一撥接一撥的羞愧自殺呢。就算活著的蝗蟲，也餓死都不吃莊稼，絕不給大宋添堵。
要是單看這些奏摺內容，就算是寫《西遊記》的吳承恩，也得捂臉表示自愧不如。
如此“作”法，也叫當時的宋真宗信以為真，滿以為蝗災不算個災，大好的抗災救災時機活活耽擱，原本只竄犯幾個地區的蝗災，一口氣蔓延到江淮河北陝西各地。甚至有天中午，宋真宗正香噴噴的吃午餐時，一抬頭就看到天黑了——黑壓壓的蝗蟲遮蔽了汴京上空，連燦爛的陽光都被遮得無影無蹤。剛為“蝗蟲羞愧自殺”欣慰不已的宋真宗，當場楞在餐桌上，飯都吃不下去了。
本想靠幾篇“馬屁奏章”鑽空子，誰知卻“作”出了驚天大災。那幾位“作精”官員，自然遭到嚴懲，好好的仕途給“作”沒。就連宋真宗本人，也從此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可以說是被“作”垮的。
而到了落後捱打的近代史上，許多官員的“作精”表現，更多了各種簡單粗暴的套路。晚清學者薛福成的《庸庵筆記》裡，就生動還原了當時治河官員的套路：清王朝僅每年撥給河南河道總督衙署的治河經費，就有數百萬兩白銀。其中被這幫官員用在治河工程裡的，竟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其他的錢都用於“大小衙門之應酬”，而且“務極奢侈”。朝廷每年花這麼多錢防災救災，結果卻是“以供貪官汙吏之驕奢淫逸”。
而且這幫分著朝廷錢不幹活的晚清官員們，也練出了一副厚臉皮。光緒十三年(1887)黃河在鄭州瀕臨決口，災情十萬火急，可河道總督成孚依然只知花天酒地，連去黃河邊看一眼都不肯。直到大災釀成，鄭州成了一片澤國，他才扭扭捏捏到了現場。面對亂成一鍋粥的局勢，他依然半句話沒有，竟只是傻傻站在原地，聽著災民們的聲討哭罵。
但綜合看來，像薛福成筆下的河道官員們，甚至躲貓貓的成孚總督，別看臉皮厚，放在清末的“作精”裡，都還算是好人：至少人家還是拿出錢來幹了工程，甚至還敢硬著頭皮捱罵。不信就瞧瞧晚清“丁戊奇荒”裡的“作精”們，在這場光緒年間受災人口超過兩億，死亡人數超過一千萬的恐怖天災裡，相關官員的表現，也是突破尺度。
比如災情最嚴重的時候，清朝禮部尚書恩承從陝西山西災區過境，可憐杯水車薪的救災款，還得用來伺候他。多少從災區掙扎出來的百姓，又被徵發給他充當役夫，一路倒斃無數。就這他還不滿足，打著“節儉”的旗號，他每天要吃的酒席，甚至轎伕親隨的吃住費用，都強令災區官府折價，每日都要“折價”給他數千兩白銀。哪怕是災區，他也要把地皮刮盡。
甚至，也同樣在晚清連綿不斷的天災裡，許多官員抱怨的，不是天災太多，而是天災太少。比如光緒年間山東水災時，有些治河官員就大罵“黃河何不福我而決口乎”。黃河決口百姓死難，竟成了官員們的福分？咄咄怪事，縮影了那個時代，深入骨髓的腐敗。
看過類似的“作精”，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那麼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那麼多“自強”“求富”的大事業，卻終改變不了晚清落後捱打的風貌。
甚至看過了煌煌史冊，那麼多觸目驚心的災害。“作精”猛於天災，卻是歷史告訴我們的，振聾發聵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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