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朱元璋打擊報復、極力壓榨的對象，到入主中樞作威作福的統治階層，江南人用了三百年完成逆襲，直至下一次輪迴降臨。
文｜海下
永曆十二年（1659年）夏天，噩耗一個接一個的傳進飽含故國之思的江南士紳的耳朵裡。西南的永曆皇帝在清軍追趕下逃入緬甸，東邊的國姓爺鄭成功則在南京城下折戟沉沙，撤回海島。
此時江南已經承平近十年，公開的反抗者已經隱身匿跡，更多的士人只能在剃髮易服後心懷故國。他們即將面對的不僅是大明覆興夢的破滅，更在於隨著戰事的平定，清廷不再擔心他們能夠聯合復明勢力，斧鉞自然要降臨。
· 國姓爺北伐失敗，只好轉向海島尋求容身之處
1661年，西南大局已定，清王朝就騰出手來狠狠地報復懷有異心的南方人。
使江南士人大吃其苦頭的「科場」、「奏銷」、「哭廟」三案及莊氏史獄，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無不宣示著皇帝的報復欲，這幾乎是當時公開的秘密。清人評價，這是「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三百年前，他們為之奔走呼告的大明朝，也曾基於同樣的理由折磨著他們的祖先。
乞丐與私鹽販子
300年前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們同樣要在兩個政權之間選邊站。一邊是經過他們改造的私鹽販子張士誠政權，如今名義上依然忠於大元朝廷；另一邊則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為了奪取天下而洗刷與紅巾軍的關係。
· 保越錄是支持張士誠的江南文人對朱張兩軍爭奪紹興的經歷的記錄，詳細記載朱元璋部下胡大海在紹興周圍的屠殺破壞
在後世民族主義史觀描繪下，元代普遍存在殘酷的民族壓迫，但事實是江南地主過得頗為愜意。
蒙元一朝政治，一言以蔽之是「內北國而外中國」，南方漢族士紳在中央政治中無法發揮突出作用，但這也意味著他們在地方獲得了極大自由。
元朝對江南地區所徵收的賦稅，較之宋朝尤輕，政府對民間的管制更是微乎其微，地主們可以大搞土地兼併，經營商業，也可以參與到地方政治之中，士紳地主們儼然土皇帝。
明人筆記和史料對此有著大量記載：
勝國（指元朝）時，法網疏闊，徵稅極微。吾松（江）僻處海上，頗稱樂土。一家雄據一鄉，小民懾服，稱為野皇帝，其墳至今稱為某王墳瑩。——吳履震《五茸志逸隨筆》
腹裡（江南）漢兒百姓……更田多富戶，每一年有收三二十萬石租子的，佔著三二千戶佃戶，不納系官差發，他每（們）佃戶身上要的租子重，納的官糧輕。
——《元典章》卷二四
私鹽販子張士誠從江北而來，佔據了以蘇杭為核心的江南大部，與當地士紳地主開啟了合作統治，「開府平江，文士響臻」。由於江南士人的大量參加，張士誠的政權迅速文人化。與逐鹿天下的群雄專用武將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成為張士誠政權的決策核心。
江南士紳眷戀著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們的影響下，張士誠也滿足於保境安民，未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比如在朱元璋陳友諒激戰時，張士誠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吳地興建了大規模水利工程白茆港。
當時有歌謠表現張士誠執政的這一特點：「丞相（指張士誠）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指朱元璋）起，乾癟。」
亂世中的太平不過是倉促一瞬，朱元璋在消滅了西邊的白蓮教教友陳友諒後就向東進軍。朱元璋集團信心滿滿：江南民性柔弱而張士誠身邊也盡是迂腐書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風而降。
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 1366年，朱元璋向東進攻張士誠，此時其已佔據明顯優勢
江南士紳絕大多數都對張士誠政權死心塌地，吳民多死守頑抗，戰鬥異常激烈，持續了近一年。最後張士誠被困於蘇州城內，彈盡糧絕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只有開城投降。
在許多記錄中，此時的張士誠都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犧牲的仁慈統治者：
張士誠被困日久，城中食盡。……士誠乃集吳民告曰：「事勢如此，吾無策矣，將自縛詣軍門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則城破無噍類矣。」民聞伏地長號，有死守志，不聽遣。嬪御悉自經於齊雲樓下……吳民哭聲數十里。——黃時《蓬窗類記》
雖然此前就有劉基、宋濂等江南士人歸附，但更多的人還是佔到了他的對立面，如今他已經佔有壓倒性的優勢，江南的士紳地主卻依舊對張士誠保有忠誠。
多年以後，在南京城坐穩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對自己無法得到同樣的愛戴耿耿於懷。在明初野史筆記中，到處是朱元璋和吳人相遇，而吳人感念張王的橋段：
高皇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雲:「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徐禎卿《翦勝野聞》
最讓他憤恨的，莫過於從蘇南遷往首都的吳人，依然稱張士誠為王，只管他叫老頭。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嫗密呼上為老頭兒，大怒。……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吾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眾。——陸容《菽園雜記》
筆記未必全然真實，但著實可以反映當時社會輿論。
明朝定鼎中原後，江南地主對朱明政權的反應仍舊冷漠，紛紛做起了前朝遺民。朱元璋出身淮西遊丐，早年吃夠了地主官員的苦頭，連年征戰又在江南頗受冷遇，對江南人一貫沒好眼色。現在坐穩龍椅，哪有不還以顏色的道理。
· 幫助朱元璋打下江山的淮西集團
不開心的南方人
朱元璋對江南的整飭，首先是從經濟的壓榨開始的。有明一代，張士誠統治的核心地帶賦稅特別苛重，尤其是蘇松二府。
如下表所示，在洪武年間，兩府以佔全國1.76%左右的田畝，承擔著全國13.69%左右的稅糧，雖然後期有所放鬆，但平均下來也是以2.31%左右的田畝負擔著全國12.36%左右的稅糧，「蘇松重賦」成為江南人普遍的抱怨。
· 來源：從「蘇松重賦」到「三餉」均攤，方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03-15
除了田賦，明代還有兩種糧食稅，分別是漕糧——供給邊防軍人，以及白糧——供給京城權貴宮廷。這些負擔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頭上，就明代中期漕糧而言，全國限額400萬石，僅江蘇的江南五府就提供了1334950石，佔了總數的1/3強。最高的蘇州一府，每年交納漕糧多達到全國的六分之一。
正稅和攤派之外還少不了各種附加費，攤派往往數倍於正糧，比如蘇州府，額糧270萬餘石，加徵至八百萬石。正德時，松江人顧清家田地應納正糧1.62石，而加耗達12.9石。
也有後世學者認為，江南的糧食產量較高足以承擔這樣的賦稅，但如果說蘇松重賦還有出於地區農業發展水平的考慮，人口的強制遷移則是帶有佔有明顯的懲罰色彩。
朱元璋主導的人口遷移被稱為「洪武趕散」，驅動了幾十萬甚至百萬江南人背井離鄉。
元末戰亂後朱元璋的老家鳳陽府人口凋亡尤甚，作為中都實在太過荒涼。為了充實祖宗之地，在攻陷蘇州的當年朱元璋就將蘇州富民遷實濠州。洪武三年，遷4000餘戶江南人填鳳陽。四年以後，遷江南民14萬實中都。
· 這些移民在營造中都的過程中大吃苦頭，在明初的嚴密控制稍鬆懈後，就以各種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賣藝也是一條出路。鳳陽花鼓唱詞中所謂「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處眾說紛說，江南移民控訴朱元璋也是一種說法
首都南京也需要充實人口，洪武十三年，蘇浙地區共有四萬五千多家富戶，被朱元璋強制遷往南京，他們帶來的財富理所當然要用來繁榮都城。
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定後，朱元璋又不斷從內地往雲南移民，以充實邊疆，不少原本被遷移到南京的江南人又要跟著大軍去戍守邊疆。沈萬三修城牆惹怒朱元璋，最後被髮配雲南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
· 慘烈的元末大洪水席捲大半個中國，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死亡，張士誠控制的江南人口損失不大，有能力大規模對外移民/ 來源：中國人口史·明代卷
江北各府也遍佈著江南移民。在揚州、泰州、淮安、鹽城等地區，當地方言都會把睡覺叫作「上蘇州」，會自稱祖上來自於蘇州閶門。民國時期《泗陽縣誌》載，元末明初，由蘇南遷來的有翁、朱、盧、吳等25氏族，其中由蘇州遷來的有21族。
這段強制遷移的記憶在強力的政治壓迫下少有明文記載，但演變成了蘇北民間各種荒誕的傳說：
蘇州閶門一帶突然出現很多紅頭蒼蠅，見人就叮，叮了就死，百姓紛紛逃往江北避難。又有船行至江中，有江豬（諧「朱」）要吃人，常常將船掀翻，多虧船神保佑才順利渡江，但江豬不死心，就在北岸挖掘，導致長江北岸的江堤經常坍塌。
到了洪武時代中晚期，三吳的大戶巨姓們「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原本的繁華之地一片蕭條，「邑里蕭然，生計鮮薄」，過者無不感傷。
· 蘇州閶門可能是移民的集中點，或者是移民命令的簽發地。從這裡大量江南人被遷往蘇北
朱元璋死後的建文新政一度給江南士人帶來了希望，眾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輕的皇帝身邊，沒想到來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難成功，再度把他們打壓下去。朱棣不僅帶來了大量靖難功臣，佔領了大小官職，還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
南方人的抱怨更多了。遷都北京後，吃的糧食還是要江南出，而且糧食運輸必須包郵，江南的轉運成本大大增加。
漕運問題還算是公論，私下裡的抱怨更難聽。
不僅是江南士人，東南沿海的士人都對京城風氣頗有意見，比如福州的謝肇淛、台州的王士性。他們的私人筆記裡充滿牢騷：北京人懶、貪玩、好吃、偷奸耍滑，只會靠著詐騙宮裡錢財或挖前朝財寶一夜暴富，隨後迅速敗家云云。
京城婦女更要忍受南方男人的歧視，被挑出了各種缺陷，不適合給外地公務員當老婆：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饞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餘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為妾者，皆罄資斧以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求離，父母兄弟群然囂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
——謝肇淛《五雜俎》
與此同時，當然不忘追憶南方，尤其是江南女子：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諸方不能敵也。——謝肇淛《五雜俎》
· 仇英《漢宮春曉圖》局部
最讓南方人驚訝的，是大都市裡數量驚人的閒人乞丐，拿到一點錢就賭博，可以把褲子都輸光，下場極慘。最終，他們只得感嘆：
燕雲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於縉紳，婦女多於男子，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謝肇淛《五雜俎》
依靠這樣的首都市民，國家怎麼能長久？這儼然成為了超越地域的共識。運河邊的山東士人也發出這等警語：
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為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明史·勒學顏傳》
· 明代北京周邊地圖（《皇明職方地圖》）
南方士人力主南遷，一直沒有成功過，有一位叫做李塨的大臣南遷未果後，竟痛哭道：「天意不使南也，已矣（完了）！」
奶牛的逆襲
雖說南方人在明代長年受到打擊壓榨，但到了明朝後期，江南的底氣忽然硬了起來。
最顯著的對比是，開國時期，朝廷可以隨意對江南施加重稅，漕糧白糧也可勁的往江南人頭上加徵，到了明末，帝國卻很難再從江南予取予求。
雖然田賦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來越多。
根據學者研究，朱元璋時期的洪武二年至洪武三年（1369-1370），蘇州府拖欠率僅為7.1%，到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九年（1551-1560），浙江等省、蘇州等府拖欠率就到了34.8%，萬曆五年（1577），蘇、松常、鎮四府拖欠率高達了66.9%。每個年份的具體數目頻繁變動，但江南的賦稅越來越難收倒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
· 張居正改革後，明代稅收由實物徵收改為貨幣化徵收，但江南地區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斷提高
國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賦又是難以推行，萬曆皇帝為了擴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監充當礦監稅使，想要在日益興盛的工商業中分一杯羹。
從萬曆二十五年至萬曆三十四年（1597-1605）這十年的時間裡，地方上的礦監稅使總共給朝廷上供白銀五百多萬兩、黃金一萬二千兩有餘。這筆錢直接進入萬曆皇帝自己的腰包。
江南眾多工商業城市更是勒索的重點，但此時要想讓江南無聲地做好帝國奶牛已經不太容易，當年的朱元璋可以輕鬆沒收大量江南富戶的家產，但萬曆皇帝卻只能繞開官僚體系，派出名不正言不順的太監，而且幾乎每次行動都會激起大規模群體事件。
萬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派稅監孫隆到蘇州徵稅。這位太監當過蘇杭提督織造，熟悉蘇州絲織業內情。他一到蘇州，就跟當地的地痞土棍勾結，在城內各處設立關卡。恰逢連綿陰雨，許多桑田被淹，孫隆催稅甚急，於是激起民變。他的多個爪牙被蘇州市民處死，孫隆本人在縣令掩護下狼狽而逃。
· 事後官府追蹤，以織工葛成為首的五位普通市民挺身而出，承擔了責任遭到殺害，復社文人張溥於崇禎元年為五人墓碑題記，直呼「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
· 萬曆年間部分東南民變統計 / 來源：明代後期江南城鎮的群體抗議事件，吳迪，雲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4
到了萬曆崇禎年間，為了收拾後金和農民軍，朝廷不得不開徵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一番爭論後，最終確定稅收以地畝為單位徵收。
要知道，江南人多地少，單位土地可投入的人力大大高於北方，土地產出也懸殊，而江南龐大的工商產業卻完全在徵收範圍之外，最終主要的負擔都壓到了北方小農身上。
在遼餉加派中，北方農戶的平均負擔遠遠超過南方，而江南，蘇州、松江、常州的核心地帶的戶均負擔更是在南方諸省較低。盤算下來，河南農戶的戶均負擔竟是蘇州的7.32倍，是松江的6.03倍；人均負擔來算，河南也是蘇州的2.94倍、松江的1.61倍。
江南士人腰桿變硬背後，是他們經濟實力與政治地位的穩步提升。
明代中後期的江南已經刷先實現了產業升級，其手工業——棉紡織業和絲織業已成為全國之冠，各類工商業市鎮星羅棋佈。
因此與其他地方的士紳相比，江南的士紳可以多種經營，集地主、商人、士大夫於一體，確保社會地位的穩固。「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嗇好殖，以故富庶……如華亭相（徐階）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
· 嘉靖時期的的松江人徐階就是一個典型的三位一體的江南官僚
另一方面，雖然明代為了搞好地域平衡，在科舉名額的分配上煞費苦心，但江南士人在科舉中的優勢還是無法阻擋。明初江西士人是科場霸主，到了16世紀浙江士人後來，到了晚明，南直隸（今安徽、江蘇、上海）的士人最終登頂。
· 紅框內為晚明時期，明初江南人在進士總數中比例不高，在明末則穩定在15%以上，尤其在崇禎時期更在20%-30%之間
科舉優勢對官僚群體有著直接影響，據學者統計，從萬曆十年至崇禎三年，內閣成員共47人，除1人未記載籍貫外，共有33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南方地區，佔總人數的70.2%。
· 江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團體要數東林黨，這個起於無錫東林書院的士大夫集團在中文互聯網歷史圈爭議極大，但本身帶有濃厚的歷史發明色彩
江南士大夫在張居正和魏忠賢倒塌的兩次政局大變動中都撈到了相當多的政治資本，中央決策層江南士人顯著增加，並在某些時點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
比如萬曆二十一年，當內廷提出蘇杭織造錢糧拖欠過多時，內閣首輔王錫爵（蘇南太倉人）就拿出「蘇松重賦」的說辭，同時提出連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脫。崇禎九年，局勢更加惡化，武生李璡（隴西成紀人）提出讓江南大戶捐錢，另一大學士錢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認為此舉將激起民變，要把對方捉拿問罪。
明初被朝廷有意壓制的南方人，終於在晚明迎來了全面復興，但無論對朝廷還是他們，這都算不上好消息。
在鄉黨的庇護下，晚明的江南實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然而被忽視的則是無可救藥的國勢、即將席捲一切的北方流民，和關外鐵騎。等待他們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時代悲劇。
1643年，常州府武進人楊廷鑑通過崇禎皇帝的殿試，成為了大明朝最後一位狀元，轉身就被扯入了明清易代的漩渦裡。
晚年，他退居鄉里做起了大明遺民。大清可沒大元那麼寬厚，剃髮易服是免不了的。雖然楊廷鑑三次拒絕了清王朝的徵召，保持著遺民最後的倔強，但為故國守節的義務也在他們這代人身上戛然而止。楊廷鑑的兩個兒子以大清新科進士的身份跪拜清朝皇帝，開始了江南與帝國體制的又一次輪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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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曆野獲錄，（明）沈德符。
[11]五雜俎，（明）謝肇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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