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張今聲
北洋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化大學，它創辦於1895年，最早的校舍在天津大營門外梁家園。庚子事變後，德軍佔領了校舍。1902年8月15日，袁世凱接管天津，隨之直隸總督衙門也搬到天津。恢復北洋大學被提上議事日程。幾經交涉，德軍不肯歸還校舍，袁世凱將位於北運河畔的西沽武庫劃歸北洋大學為新校舍。
下圖：北洋大學位於梁家園的最早校舍，今海河中學。
西沽武庫（今河北工業大學）是北洋軍械局存放武器的倉庫，亦毀於庚子事變。主管北洋軍械局的張士珩在《竹居小牘》復子鵬信中言道：“於西沽武庫以工程餘羨建樓三楹，顏之曰‘韜門’，臨潞河，榆柳萬株，水木之勝，為七十二沽所無。每之庫簡庀畢，輒放散掾史，倚一胡床，支頤宴坐，收攬水光帆影，以消浮生半日之閒。書劍無成，閒官武庫，一樓佇興，惟人與器義均韜養徹之。”其筆下之北運河、西沽之景色悽迷，令人羨慕。
1903年北洋大學在西沽武庫成功覆校。覆校後的第三班尚未畢業，便於1906年全班被送出留學，鍾世銘就在其例。可以說就讀北洋大學奠定了鍾世銘一生的事業。
留洋進士
下圖：鍾世銘先生像
鍾世銘，字蕙生。生於1879年，卒於1965年，天津南郊於家臺人。鍾世銘出身於書香之家。其父鍾筱雲曾就學於天津輔仁書院。鍾世銘開蒙時即隨其父熟讀四書五經。鍾筱雲的雖然走的是科舉考試的路子，但他不是迂夫子。鍾筱雲看到國事式微，西學東漸並深知八股取仕的弊端。因此，當高凌雯、王世芸、林墨青等於1901年創辦普通學堂時，鍾筱雲即命鍾世銘考入該學堂，接受新式教育。後，該學堂更名天津府官立學堂，故而鍾世銘履歷有“天津府官立中學堂肄業”。天津府官立中學堂於丁家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下圖：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
丁家立（1857-1930），美國公理會教士，外交官。1887年，在天津設立中西學院，自任院長，直到1895年。同時，他還兼任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副領事，受聘為天津中西學堂總教習。1900年，丁家立任都統衙門總文案。1901年春，成立天冿普通學堂得到都統衙門總文案丁家立的允許，1902年，更名“官立中學堂”。丁家立並任該學堂督辦。鍾世銘於普通學堂肄業後，考入北洋大學土木工程系。鍾世銘曾言道，之所以於官立中學堂肄業而考入北洋大學，一是受到父輩的允諾；一是受到丁家立的影響。
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丁家立出任北洋大學“留美學堂監督”，鍾世銘因學業出眾，成績優秀，頗受其青睞。
1904年，北洋大學總辦錢鎔離任，由沈桐接任，並奉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命整頓學規，制定《天津大學堂新訂各規則》。沈桐一邊整頓學規，一邊對學生進行嚴格的考試。在此次考試中鍾世銘獲得佳績。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初六）《申報》刊出：“天津西沽大學堂，功課素稱完善。去歲經沈觀察竭力整頓中西科目，兩得其平。年終大考，經督憲（袁世凱）評定甲乙，茲將國文一等念（二十）六名姓氏列左”，念（廿，二十）六名中，鍾世銘赫然在列。
1905年，清廷派大臣出洋考查政治。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派北洋大學生隨同考查政治大臣一同出洋遊學，清廷獲准。袁世凱遂照請北洋大學總教習丁家立選派優秀生隨同。1905年8月26日，《申報》有“茲將丁君所開各生姓名籍貫照列：……鍾世銘直隸天津縣，礦……右十一名皆依平時大考等級而開送者。”另有四名為學堂監督羅敦融開送。此次隨考查政治大臣出洋的北洋大學生，清廷另有目地“帶往各國分科留學”，又言“丁君之意，擬令學生至外國先入高等學堂肄習一二年，然後再進大學堂研究專門，如是則所學方能登峰造極，有禆實用。”鍾世銘在北洋大學就讀於土木工程系，然而在申報時丁家立緣何將鍾世銘列入礦冶工程？當時，各國列強在中國到處開礦，大肆掠奪中國的資源，這深深地刺激朝中的官僚。北洋大學在開辦之初即設有礦冶工程。可學習此專業人數不多，且考試優異者不多。丁家立為了多保送學生出國留學，不得已變通鍾世銘所學專業。從中也可看到丁家立的良苦用心。在遊學各國其間，鍾世銘眼界大開，歐洲的政法體制及社會制度，令他十分嚮往，這也為他後來棄工科而學習政法專業增加了信心。
1906年，鍾世銘被派往美國哈佛留學。他在選學院系時，就學於法政研究院攻讀，並以優異成績獲得法政學碩士學位。
1910年，鍾世銘學成歸國。清廷於同年農曆八月初五日公佈《學部考取東西洋遊學名單》，在“英美畢業生三十四名”有鍾世銘。同月初八日清廷學部舉辦“遊學畢業生考試”，題目為《刑法之適用限於國境內一切犯罪此原則也，然有時國境外之犯罪亦可適用本國刑法，而國境內某犯罪轉不能適用，能一一指明其事實說明其理由歟》。當時考生大多不能解釋命題意旨之大處，含糊敷衍。鍾世銘憑著豐富的學識，縝密的思維，完成試卷。八月廿二日《申報》公佈“遊學畢業生等弟名單”並分為最優等、優等、中等。鍾世銘獲得最優等。
另據《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案》第37冊載：“宣統三年四月初六日（1911年5月4日），奉上諭此次驗看之學部考驗，遊學畢業生鍾世銘著賞給法政科進士。汪燨之、李慶芳、張恩綬、陳模、蹇先驄均著賞給法政科舉人……”
1911年（辛亥四月廿四日），鍾世銘廷殿試獲一等並點中翰林，入翰林院編修。當時，從科舉考試出來的翰林們把持著翰林院，他們根本看不起留洋歸國後考中的翰林。鍾世銘只是在翰林院掛個編修虛銜，不久被派赴歐洲遊歷英德俄意奧等國憲政。正當鍾世銘在上述諸國詳細考察之際，國內局勢動盪，清廷命其歸國旋充直隸省學務公署專門科員兼直隸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主講英語。鍾世銘知識淵博，英語極佳，且又能因材施材，受到教員及學生的好評，又因其辦勤勉，精通學務，不久由直隸學務公署科員升任副科長、科長。
致力教育
鍾世銘在教授直隸高等工業學校時，因其才華出眾，教授有方，受到該校校長周學熙的賞識。
周學熙（1866-1947），字輯之，號止庵。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入袁世凱幕下，主持北洋實業，是袁世凱新政的得力人物。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業，回國後創辦直隸工藝總局。1907年出任長蘆鹽運使，並兩度出任民國政府的財政總長。周學熙在辦實業，出任為官時及與列強打交道時，深感人才難得。而鍾世銘傑出的才華，使得周學熙對其青睞有加。隨著周學熙任職的變更，鍾世銘更是隨其左右，可謂“股肱之臣”。鍾世銘事業的騰飛離不開周學熙的提拔。
下圖：周學熙
1912年6月，鍾世銘任直隸高等工業學校教務主任並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教授法律。鍾世銘兼職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源於張恩綬。
張恩綬，直隸深州城內西街關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歸國後，應學部考試，授法政科舉人。後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堂監、校長。1913年4月27日《政府公報》第349號所載《內務部批（第二百七十一號）》稱：“原具呈人北洋法政學會會長張恩綬。呈悉。查該會以研究法政學術為宗旨，尚無不合，應即准予立案。惟請所有由會出版書籍予以版權一節，應俟將書籍呈到，再行核辦。仰即遵照。此批。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內務總長趙。”北洋法政學會設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內，校長張恩綬兼任北洋法政學會會長。
下圖：張恩綬（1881-？）
早在1912年12月，北洋法政學會已編譯出版發行《〈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支那分割之運命》一書於1912年10月在東京出版，署名復堂學人，即中島端。該書內容中，充斥攻擊中國的無恥讕言。該書出版後，北洋法政學會立即組織翻譯，對其荒謬觀點予以駁斥。駁議的主要形式是“譯者曰”（即加按語）和眉批。按語共計五十九段，眉批共計一八四處。當時，李大釗作為北洋法政學會的編輯部長之一，應負責統籌全書的編譯和出版、發行事宜，李大釗也應該是主要編譯人員。《〈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一書，於1912年12月出版發行。1913年4月，北洋法政學會又重印此書。
1913年3月，北洋法政學會又完成《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的編譯工作。
北洋法政學會成員中的政治態度或政治傾向不一而足，既有清末參與國會請願運動的主要成員或積極分子（如田解、鳳文祺、張競存等），也有當時激進的革命派人物（如王宣、汪瀛、童啟顏等），但大多屬於立憲派分子（如時已擔任直隸省臨時省議會議員或已參加統一黨、民主黨等黨派）。李大釗當時為北洋法政學會中的骨幹成員，鍾世銘為該校教師。他們二人之間有無交集，尚未見諸任何資料，但他們二人之間有師生之誼。為支持北洋法政學會，鍾世銘以“名譽贊成員”身份捐款，支持該會工作。
鹽稅是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鹽稅的好壞直接關係國家財政的收入。無論是國家與地方都期待鹽稅收入的穩定與提高，這就離不開專業的管理人才。1920年成立於北京的鹽務學校，是近代中國為培養鹽務人才而建立的第一所專門學校。早在1917年就有報道：“各省鹽務，內容至為紛歧，非先預儲人才，不足以收駕輕就熟之效。茲聞院部電致各省鹽運使，務各就所轄鹽區，籌建專門鹽務學校一所，為將來整頓鹽務之用。”成立鹽務學校的目地，是為培養現代化的專業鹽務人才。1920年4月7日，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李思浩上呈《為鹽務需才，亟應設立鹽務學校以宏造就文》。同年5月，李思浩在《呈大總統擬定鹽務學校章程繕折呈鑑文》中寫道：“本校以造就鹽務專門人才為宗旨，學生以深通中外文字、研究薄記、法律、經濟、理化及關於各項關於鹽務知識為成效，尤以敦品勵行通曉經中諸書為進行之實踐。”表明成立鹽務學校的宗旨和培養目標。鹽務學校亦稱“北京鹽務專門學校”，系北京政府鹽務署與鹽務稽核總所於1920年4月合辦，它的倡辦人是張弧。但辦學校需要精通教育，又要具備現代知識的人才，鍾世銘以鹽務署參事兼任該校校長，校舍在北京東城大紗帽衚衕。
鹽務學校成立後，經費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常常難以為繼，因而無法進行化學方面的教學及試驗。鍾世銘為此常常奔走於各個派系之間，為學校籌劃經費。最早學校不收學費，後來迫不得已才取。鹽務學校自成立之初，就是一所“高投入，低產生”的學校。高投入表現在其不惜重金聘請教師，其教師許多有留學背景，具有碩博學位，如：法學教員鄭天錫、翻譯教員彭沛民、鹽政教員左樹珍等，另外還有外籍教員。
關於學生學習課程，鍾世銘根據在北洋大學學習及美國留學的經驗，結合實際情況，設置“別科”和“本科”兩種。本科課程則多一些，本科如下：
第一、二年：中文學科（經學、國文、史學、鹽政沿革史），英文學科（英文、算學、物理、法律、經濟、體操）。英語每星期鐘點數12，國文每星期鐘點數為6，其他學科或3或2。第三、四年：中文學科（經史、國文、鹽政沿革史、現行鹽務法規），英文學科（英文、算學、化學、政治、貨幣、薄記、統計、外國語、體操）英語每星期鐘點數為10，其他學科3或2。
從這份開課名單上，可以看出鍾世銘對於鹽務教育，煞費苦心。課程豐富而又富有現代性，是一所科學合理的現代化學校，同時它是中國近代鹽務現代化的標誌。它是一所針對性強、實用性、實踐性強且區於別於同時代那些綜合類大學的專門學校。它類似於今天的高級職業培訓學校，這種由國家產業機關創辦學校的模式，尤值得今人好好思考一番。這個存在15年的鹽務學校，為近代中國培養了200多名現代鹽務人才，做為首任校長，鍾世銘居功至偉。
1929年，6月16日，北洋大學天津同學會成立，鍾世銘出任會長。1933年2月6日，北洋大學代校長李書田決定增設講經，其順序為《大學》《中庸》《易經》，並邀請鍾世銘於2月11日開講。鍾世銘此次講經受到學生的好評。
1932年，李實忱於天津創辦國學研究社。李實忱，名廷玉（1869-1952），天津人。保定將弁學堂畢業，曾任九江鎮守使、江蘇督軍公署參議、江西省長等職。1922年卸職返津。李實忱在創辦國學研究社時言道：“民國肇造以來，二十有六矣。欲正人心，而人心日趨於險詐；欲厚風俗，而風俗愈極於卑汙。試為參致此之由，實起於民三廢經，民七廢孔，有心人難怒焉之。”李實忱此言某種意義上也代表鍾世銘的想法。當李實忱找到他後，鍾世銘欣然擔任天津國學研究社副社長，並主講《大學》。國學研究社以“三不收費”而聞名。不收報名費、不收講義費、長期聽學不收學費。其開辦所用經費由李實忱承擔，運營費則由各發起人按月分捐。身為副社長的鍾世銘按時捐款，直到1937年國學研究社停辦。後來在天津傳承國學研究的龔望、餘明善、陳雋如、王堅白、馮謙謙、張淑純、劉炎臣等皆出其門下。
下圖：鍾世銘為龔望作聯
1933年夏，耀華中學籌建禮堂。愛國人士、社會名流紛紛捐款。趙天麟在《本校禮堂落成記》末尾言道：“《周禮》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他主張將興建“耀華”禮堂捐款人的姓名，鐫刻在禮堂前庭的牆壁上。據此碑記載，鍾世銘捐銀1000元。鍾世銘因其早年學過土木建築，耀光中學校舍的建計，他亦參與其中。
下圖：耀華中學禮堂
抗戰勝利後，北洋大學覆校，鍾世銘被聘任倫理學教授。1946年5月茅以升出任校長，在其未到任之前，由金問洙代理校長，鍾世銘出任訓導長。抗戰期間，北洋大學曾被日軍戰領，戰後該校一片狼籍，百廢待興。1947年8月18日，《申報》有消息：北洋大學代理校長金問洙辭職，在校長茅以升未北來前，校務由訓導長鍾世銘暫代。1947年第二期《教育通訊》有《鍾世名代理北洋大學校長》載：“代理國立北洋大學金問洙因病亟需調養，呈請辭職。教育部予以照準，並派該校教授兼訓導長鍾世銘為該校代理校長。按鍾君天津人，六十七歲，北洋大學工程系畢業，曾得美國哈佛大學學士及碩士學位，歷任直隸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教務長，翰林院編修，直隸學務公所專門科長，北洋法政學校教授，財政部鹽務稽核總所坐辦總辦，鹽務署編譯處參事秘書，總務處處長，財政部鹽務學校校長，財次部次長兼鹽務署署長，財政部部長兼鹽務署督辦，奉天交涉總署署長兼東三省交涉總署署長等職。”教育部之所以不煩其煩羅列鍾世銘的履歷，其意在藉助鍾世銘的聲望，來緩解因教育經費緊張帶來的不安因素。另一方面，鍾世銘曾出任過財政部次長是個理財好手，捉襟見襯的經費或可經過其手能用在應用之處吧。
同年12月26日，教育部發言人言道，北洋大學自茅以升辭職後，改由劉仙洲繼任，在劉未到任前，由鍾世銘教務長暫代。並追加經費15億元，為建設擴充之用，如嫌不足，教育部限於實際支配，現實無法補益。此時的北洋大學處於極端困難時期，鍾世銘代校長利用種種條件，使出渾身解數採取有效措施，維繫校務，保證教學。然而好景不長，終因物價飛漲，教育經費拮据，辦學愈加困難，僅堅持幾個月的代校長後，他終於提出辭呈。鍾世銘曾對其弟子劉炎臣說過，自己平生事業的發達皆源於北洋大學，那個時侯想回饋母校，帶好北洋大學，使其走出困境，自己無能啊。是夫子之道，亦是無奈之言。
從政為宦
1913年，袁世凱以辦理善後為名，向英、德、法、日、俄五國銀行借款，總款為2500萬英鎊。以中國全部鹽稅為抵押，設立由外國人控制的鹽務稽核總所徵收全部鹽稅。以鹽務署署長兼任總辦。周學熙參加簽訂“善後借款”合同，並以財政總長兼鹽務總辦。周學熙有感於由外國人控制的鹽務稽核總所若無精通法律和洋務的有識之士參與其中，中國的鹽稅大權勢必旁落。他決定採取“摻沙子”的辦法，將精通法律和洋務的有識之士，儘量網羅其中並不斷壯大，此舉頗類其當年“以灤制開”之翻版，鍾世銘、武光建等正堪大用。因此，周學熙將鍾世銘調往鹽務稽核總所並任籌備委員會委員。
武光建，廣東新會人，著名翻譯家，師從嚴復。鍾世銘與武光建二人皆通中西學，相談之下，一見如故。在以後的工作交往中，二人相互支持，相互協助，他們的友誼終生不渝。
鹽務稽核總所的設立，既要讓外國人過的去，又要最大限度保證中國的利益，故而在制定其規章制度時，頗費周折。鍾世銘用其所長，在規章制度建立時，傾盡全力為中國爭取最大的權益。這些條例或許在外國人面前不堪一擊，但其愛國之情，不容忽視。因了鍾世銘在籌備其間的表現，1914年1月1日，袁世凱發表總統令，給予鍾世銘“四等嘉禾章”。並擢升鍾世銘鹽務署坐辦兼鹽務編譯處坐辦。周學熙辭職後，1914年2月，周自齊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自齊有“理財高手”之稱，據說他理財的妙招之一，就是從英國貸款到美國換成美元，然後再到英國換成英鎊去購買廉價的日貨高額賣出獲取利潤。這在當時亦是高明之舉，但是鹽務稽核總所關係著國家的實體經濟，何去何從？鍾世銘聯合武光建等在其職權內據理力爭，因他們辦事圓融，諳通西方法律且力排眾議，使一些看些小事而可能引發為大事的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同年，12月28日，袁世凱發表總統令，給予鍾世銘、武光建等“三等嘉禾章”。
1915年，周學熙復任財政總長。1916年6月29日，袁世凱發表總統令：“財政總長兼鹽務總辦周學熙呈請任命鍾世銘為鹽務署參事，應照準。此令。”同年，7月11日，袁世凱發表總統令：“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周學熙呈擬將鹽務署參事敘列四等等語應照準。此令。”此令中，鍾世銘又得到嘉獎。在十幾天內，鍾世銘連獲嘉獎，可稱為“異數”。袁世凱復闢其間，周學熙奏稱，鍾世銘勤勞卓著特進為少大夫。之所以在不長的時間內鍾世銘屢獲嘉獎，這與周學熙與張弧之間的矛盾有著極大關係。周學熙提拔鍾世銘是為了制衡張弧。另外，鍾世銘之所以連獲嘉獎，也與當時袁世凱急於稱帝有關，他意在網羅人才併為其所用，這也是其常用手段之一。
張弧（1875-1938）原名毓源，字岱杉。1912年任兩淮鹽運使任，轉年任鹽務籌備處處長，旋改財政次長，併兼鹽務署署長，鹽務稽核所總辦，1923年署理財政總長。鍾世銘雖然身在官場，但他在周學熙與張弧之間儘量秉持中立的態度，在夾縫中生存。他儘量幹好實事，故受到褒獎頗多。後來，他任鹽務總署顧問兼秘書、北京鹽務學校董事長。
下圖：張弧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直奉兩系軍閥把持著北洋政府，且明爭暗鬥，相互傾軋。1921年11月10日，北洋政府內閣決定，鍾世銘代理財政部次長兼鹽務總署署長。這個決定頗令人意外，同時北洋政府為此事並專電回覆張作霖（1875-1928，奉系軍閥。時任蒙疆經略使，轄熱察綏特區，並進京組織梁士詒內閣）。有關鍾世銘此次的升遷，當時《申報》有《財政部暗潮已平》報道：“財政部提議，該部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稽核總所總辦汪士元未到任之前，擬以參事鍾世銘代理，議決照辦。議畢之後，即由高凌霨同齊耀珊進府報告……惟聞鍾氏與奉天方面頗無任何淵源，此次竟能得其電保，頗出人意料之外。”其實，鍾世銘此次升遷，是直奉兩派鬥爭的既得利益者。直系欲保舉汪士元，而奉系欲舉王永江，因了王永江在東三省財政位置上，分身乏術，故張作霖力保鍾世銘，名義上為國家擇人才，實則要挾北洋政府，若不同意鍾世銘代理，則索要軍餉。可見，鍾世銘此次升遷是直系妥協的結果，這也為鍾世銘後來的親奉留下了伏筆。
1922年12月26日，鍾世銘被免去財政部次長之職。之於免職原因，同年12月23日，《申報》有《財部兩次長之暗潮》稱：“鍾世銘與張作霖從未見，此次張氏到京，始登門趨謁，並從鹽款項下騰挪三十萬元，撥奉軍邊防費，以求得張氏歡心。”當時，曹銳任直隸省長，鍾世銘從鹽款項下撥給張作霖邊防費之際，恐曹銳不悅，特派鹽務總署顧問錢崇塏赴津向曹氏說明此舉，並非親奉。不料，曹銳察知其情，對錢崇塏大加申斥，並開除崇塏在曹銳處的諮議一職。鍾世銘知此情後，十分憤怒，兼之他的財政次長是張作霖提名而被任用的，所以他一意趨承奉系，藉作護符。從此，每當奉天向財政部索餉時，鍾世銘都積極配合。如：以鹽餘作擔保，發行國庫券等。此事雖未能成功，但也看出鍾世銘親奉的態度。另，因鹽款存放問題，鍾世銘與羅鴻年起了爭端。當時財長高凌霨因躲避債主，不到財政部上班，並將部務委託羅鴻年，而鍾世銘依仗與高凌霨交情深，頗輕視羅鴻年。如，同年11月，鹽務總署賬面190萬元，除還給外國銀行100萬元外，鍾世銘將餘下90萬元付給與其關係密切的銀行，遂使政府擴充京師八校教育之費用，遲遲不能解決。又因許多部門發不出工資，引起眾人圍在財政部或鍾世銘府邸索晌。同年12月26日，張弧出任財政部長。之前，張弧任鹽務署署長時，本為鍾世銘上司，而署中重要職位又多張弧故舊。鍾世銘上任後以裁員為名，裁去張弧的舊黨，故而二人結下冤恨。此次張弧出任財長，故鍾世銘被解去財政次長之職當在意料之中。
1923年2月16日，因北洋政府財政已到山窮水盡地步。張弧上臺後發行1400萬鹽餘公債，惹起眾怒。有人慾推舉時任鹽務署長的鍾世銘替代張弧。不知未何此舉未能成功。有消息稱，3月6日，徐世昌示意鍾世銘代理部務，鍾世銘力辭。3月21日，鍾世銘奉政府令來津與張弧籌商軍警餉款。張弧沒有辦法，亦不回京。鍾世銘只好回京覆命，政府有意以鍾世銘替代張弧。亦有史料稱，鍾世銘代理過財政部長。但筆者查閱大量資料，未發現有鍾世銘代理過財政部長之任命。但鍾世銘來津與張弧會面並商籌餉款，亦表明鍾世銘有可能已代理部務之職，這有待於材料的進一步發掘。
1923年6月23日，鍾世銘被當時總統指令收押，理由是其於第一次直奉戰前交付奉軍150萬元，未有收據。“其在任上，不止接濟奉軍一項，其他項目亦多”。收押鍾世銘遭到奉系張作霖的不快，他質問北洋政府。面對奉系咄咄逼人之態，北洋政府只好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7月28日，鍾世銘一案已有結果：鍾世銘接濟奉軍150萬元，系因當時奉勢赫赫，情在可原，法院只須將收據取回，即可釋放。8月初，鍾世銘獲釋，至於是否有收據，或後被收據，不得而知。
1924年3月15日，張作霖以交涉署張壽增辦理外交欠得體要求政府更換。張壽增辭職，北洋政府即令鍾世銘當晚接任。6月14日，《申報》消稱，鍾世銘辦理日俄交涉頗重視國權，並在張作霖左右力主直和平。
北洋軍閥時代，中國的內政外交，政出多門。各派系軍閥與政府往往意見相左，且獨行其事。1924年7月9日，東三省設立奉天交涉署，鍾世銘出任署長。同年，張作霖之東三省自治代表鄭謙、呂榮寰、鍾世銘與俄代表庫米聶措夫訂立俄奉局部協定七條等等。同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以奉系用利告終。李思浩出任財政部長，並邀鍾世銘出任財政部次長兼鹽務總署署長。12月7日，鍾世銘上任。但在人事上，任世銘與李思浩發生矛盾。12月30日，張作霖命鍾世銘籌備款項並將鹽務總署人員全部換掉。鍾世銘只好照辦。
當時，鹽稅是一大稅種，常常被軍閥截留。1925年，吳佩孚截留鹽稅一事引發哄發，各地軍閥欲紛紛效仿。身為鹽務總署署長的鍾世銘居中調停，而“據聞張英華（吳佩孚割據之地負責鹽務）此舉，於代吳佩孚謀劃拆臺而外，復頗有與現任鹽務署長鍾世銘為難之意味（《申報》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吳佩孚要拆張作霖的臺，這是軍閥之間的爭鬥，對於此事，鍾世銘雖為鹽務總署暑長，但也無可奈何，只好一走了之來到天津。而政府限令其10月30日晉京，鍾世銘回京後，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當時政局十分混亂，派系林立，且財政開支入不敷出。無奈之下，鍾世銘去職後其赴瀋陽閒居。
熱心慈善
官場的爾虞我詐，頗令鍾世銘生厭，他畢竟是有操守的文人。從此，他在也未涉足官場，而是致力於慈善及教育事業。
北伐勝利後，鍾世銘來津居住。1928年4月11日，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選舉鍾世銘、莊樂峰、陳巨熙當選本年度華人董事，當時英租界有6名英人董事，3名華人董事。鍾世銘在任期間，儘量維持華人的利益。
大約在上世紀三十年中期，鍾世銘主持天津明德慈濟會（編者注：其在黃家花園投資興建的里巷，亦稱明德里），辦理公益社會事業。孫似樓在致龔望的信中寫道：“鍾先生曾在估衣街某善會講經書，餘旅津時到會址參觀，敬服已久。”孫似樓，近代著名詩人，教育家。建國後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曾與毛澤東、柳亞子等人唱和詩詞。孫似樓此言當是鍾世銘主持該會時。從孫似樓的言語中，可見鍾世銘登堂講課的神采。1947年（中華民國35年）明德慈濟會上書天津市社會局改選該會負責人。社會局4月29日回覆：“茲派鍾世銘、程嶽儒、徐漢章等為改選負責人。”又有：“世銘等遵於5月1日到會就職。”可見，鍾世銘主持該會時間之久。1949年後，該會自行解散。
下圖：明德慈濟會呈天津市社會局材料及批示公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鍾世銘休閒在家，過著平淡的生活。1963年，鍾世銘延請龔望在其府上為晚輩及朋友的孩子們義務講授國學、書法。1965年農曆12月9日，鍾世銘去世。龔望於其學生王萬中手中得鍾世銘尊人鍾筱雲手稿二頁，為之裝池，題簽《鍾筱雲先生輔仁書院課藝》並有跋：“乙巳十二月初九日，蕙生夫子病逝，嗣子耀華於十一日偕婦返津，翌日棺殮，十五日殯出，葬於南效於家臺祖塋。葬畢，生耀華夫婦即將全部房舍、書籍、器物等，一律處理淨盡，丙午正月初四日返滬。當其變賣書籍時，餘曾與遲東昇學兄向其建言，先人之手澤遺稿應當注意保存。渠言凡書籍，皆獻政府，應由政府甄別。談未畢，其妻於門外喚之出，實則書賈三人已候樓上多時矣。當即將各屋所藏中西圖籍，掃數售出。樓道院庭，街門左右，為之填塞，大車以載，往返多次。即餘所知，如《說苑》八函，僅買去七函、《越縵堂日記》八函，僅買去六函，尚有其他剩餘殘本甚多。購買者之所以不加細檢，必其價廉已極，毋庸細檢也。書籍賣後，樓上下各屋所餘之斷簡殘篇，滿地皆是，積有尺許之厚，往來行人踐踏而過。如是者數日，專待收廢品者清除。此冊即筱雲太夫子應課輔仁書院之八比試帖，乃同學王萬中於廢紙堆撿獲者。課藝雖無足珍，然亦先人手澤。設先師在堂，必不忍其如此踐踏。自告終至殯葬，不及旬日，屍骨未寒而竟凌替若是，為之傷感者久之。因裝成冊，以付裕國，俾知區區微物，能保存於劫火之餘者，亦甚非易事。若非萬中同學留心故紙，又將何從而見之哉！”
鍾世銘出身晚清，歷經中華民國、日偽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謂閱盡滄桑。他早年志在科學、法制救國，陰錯陽差使其步入政壇。因其文人秉性，又不諳官場規則，數度碰壁，遂退歸林下，致力於教育、慈善事業，直至其終。
鍾世銘小傳：
鍾世銘（1879-1965），字蕙生，天津人。清末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畢業。後入美國哈佛大學得法政學博士學位，清廷賜進士；復經殿試，點翰林，授翰林院編修。歷任直隸省學務公署專門科員兼直隸省高等工業學校教授、直隸學務公署副科長、科長。北洋政府時期，先後任直隸高等工業學校教務主任兼北洋法政學校教授、財政部鹽務稽核總所籌備委員會委員、鹽務稽核總所坐辦兼鹽務編譯處坐辦、鹽務總署顧問兼秘書、北京鹽務學校董事長。1921年，任財政部次長兼鹽務總署署長，1922年免職。1924年復任財政部次長，1925年免職。北伐後，在天津辦理社會公益事業，主持天津明德慈濟會。1932年任天津國學研究社副社長。天津淪陷時期，隱居不出。日本投降後，北洋大學覆校時，一度擔任訓導長並代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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