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人數已經超過3萬人，在歐洲僅次於意大利和西班牙。
默克爾3月18日發表電視講話時表示，這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
官方發佈和民間認知是撕裂的，儘管德國有多位病毒學家都發出了警告，強調年輕患者也會出現重症和死亡，但德國民眾不以為然。
德國病死率低至0.4%，最直接原因是有一套強大的醫療保障體系。這裡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疑似病例的高檢測率，二是重症病人的高救治率。
一位身處疫情中心的華人感到更大的擔憂。在她看來，德國的醫療水平固然值得信賴，但民眾對於新冠病毒的錯誤認知正在摧毀這一切。
這天上午，李菲（化名）和自己的德國丈夫大吵了三回。
這個遠嫁德國的90後女生，第一次感受到“東西方文化的撕裂感”。她多次試圖勸說外出上班的丈夫戴上口罩，但得到的回覆永遠是，why so serious（何必這麼認真）？
李菲所生活的錫根市位於德國新冠疫情最嚴重的北威州。截至發稿時，北威州共計8011例確診，佔德國確診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儘管德國已於23日起實行最嚴“禁足令”，但外出上班依然被允許。
“我不明白德國為什麼不學習中國，讓企業停工，或者讓員工在家裡辦公。”李菲告訴八點健聞，因為丈夫外出時不願意佩戴口罩，她一直生活在“可能被感染”的恐懼中。除此之外，她的恐懼還來自於家裡5歲的兒子和肚子裡 4個月的寶寶。
同樣的對立情緒也發生在王茜（化名）的家中。作為一名德國企業的中國區負責人，她在漢堡生活了20多年，有一個德國丈夫，還有一個在海德堡大學學醫的女兒。
在這個三口之家中，對疫情保持高度警惕的王茜是少數派，因為要求丈夫和女兒回家後必須洗手，給衣服消毒，她被女兒視為“得了嚴重的心理疾病”。
“他們就覺得我是在製造恐慌情緒，我女兒甚至跟我說，媽媽，如果這個病真的像你說得那麼可怕，你就應該把今天的晚餐當做是最後一餐，享受此時此刻的美好時光，而不是陷入無盡的擔憂之中。”
最後，不堪忍受的王茜獨自回到了中國，為這場家庭內部的爭端暫時劃上了句號。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德國並不是歐洲的倖存之地。在經歷了初期的平穩之後，德國的疫情從3月中旬開始爆發。截至發稿前，德國新冠肺炎的累計確診人數已經超過3萬人，在歐洲僅次於意大利和西班牙。
熱衷社交的一對夫婦傳染了很多人
在李菲的印象中，德國的疫情來得極為突然。
2月初，在老家山東過完春節的她帶著兒子返回德國。當時，國內（尤其是武漢）正是最危險的時刻，每天都有兩三千例的新增病例，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還在建設當中，醫療資源吃緊，病人一床難求。
而德國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月27日，德國確診了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並對其進行隔離治療。此後，德國的確診人數差不多是以兩天新增1個的速度增長。直到2月24日為止，德國全境的確診人數依然維持在16人，其中有14例位於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州。
“當時我還擔心能不能順利入境，畢竟是從中國回來的，但事實上沒有任何管制，”李菲說，回家的過程非常順利，途中沒有任何人給她風險提示。但出於安全考慮，她自己在家隔離了14天。
2月25日，是德國疫情爆發的第一個關鍵點。當天，位於德國北部北威州的海因斯貝格縣報告了該縣的首例確診患者，一名47歲的男子。因為本身就患有肺癌，該男子被送到醫院時病情已經很危重。第二天，他的妻子也被確診，症狀較輕。此後，新冠疫情在海因斯貝格縣爆發，截至3月9日，這個總人口約4萬的縣確診了323例新冠病例，佔德國同期總數的近三分之一。
一位生活在海因斯貝格縣的華裔人士告訴八點健聞，該縣早期的確診病例，大部分都和這對夫妻有過密切接觸。這對夫妻熱衷社交，曾在2月15日參加了該地區的岡格爾特狂歡節，才導致病毒在人群中大範圍傳播。
“在那段時間裡，除了北威州以外，其它地方都是零星的病例，所以並沒有在德國引起恐慌。即便是在北威州，學校還是正常上課，大型球賽也都照常進行。”上述人士表示，根據她的觀察，德國的確診人數是從3月7日之後慢慢上升的，原因是當天進行的多場德甲聯賽，場均觀看人次達到了5萬人。
根據官方數據，從3月11日開始，德國的單日新增病例從200例左右一下子猛增到800多例，事態迅速升級。3月12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向全體德國民眾呼籲，放棄參加不必要的社會活動。3月16日，疫情最嚴重的北威州發出通告，宣佈學校停課，並陸續關閉其它公共場所，餐館在下午3點前必須關門。
3月18日，默克爾就新冠疫情發表電視講話，這是她擔任總理14年來，首次在傳統新年以外發表電視講話。她表示，這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同時她承認，政府採取的關停性限制措施對民主社會的自我認知帶來了衝擊，這在德國曆史上前所未有，但為了挽救生命，這些措施不可或缺。
撕裂的官方公佈和民間認知
儘管國家最高層的立場足夠鮮明，但李菲依然覺得“不那麼安全”。
在默克爾發表電視講話的當天，李菲因為突發腹瀉被送到錫根當地的醫院。這是一家市級醫院，醫療條件尚可，她的第一個孩子就在這裡出生。疫情爆發後，這裡收治了部分北威州的新冠病人。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安全，不管是在救護車上，還是到了醫院以後，和我接觸的所有醫生和護士都沒有戴口罩，更沒有穿防護服。”李菲的擔心源於武漢，她從國內早期的報道中得知，武漢多家新冠定點醫院都發生了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並且這些醫院只收治新冠病人。
事情後來出現反轉。在得知她2月初從中國返回的事實後，主治醫生的臉色一下子變了，開始把她作為新冠疑似病例來處理。醫院為李菲單獨安排了一間隔離病房，說是隔離病房，其實就是在一間單人病房門口掛上了“不許進入”的標誌。因為無法使用公共衛生間，李菲還得到了一把自帶便桶的殘疾椅。
△ 李菲在醫院的“移動廁所” （受訪者供圖）
3天后，李菲的腹瀉症狀有所緩解，出院回家。在整個過程中，她沒有被安排做核酸檢測。“我的主治醫生告訴我，核酸檢測的數量是被嚴格控制的，會傾向於症狀更危重的病人。而且像我這樣的情況，即便做出來是陽性，也會被要求回家隔離。”
王茜不認同這項政策，她認為武漢早期的教訓就是不科學的居家隔離會導致家屬感染，並且德國也已經出現了類似的案例。她所在的漢堡，有25個從意大利滑雪區回來的確診病人，因為症狀較輕，被建議居家隔離，結果這25個人總共感染了86個家屬。
起初，她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她看到越來越多類似的狀況，比如說學校停課了，學生們就每天坐公交車玩，開PARTY。她所在的公司照常上班，沒有人戴口罩，只是在大門口放了一瓶免洗消毒液。還有她那個“意見不合”的女兒，動不動就去超市買點東西，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
後來，她開始意識到問題出在哪兒。有一天，她的德國同事給她發來一張統計圖表，上面顯示這個病在20歲以下幾乎沒有死亡，50歲以下的死亡人數佔1.3%，絕大多數的死亡患者都在80歲以上。“意思就是這件事和我們普通人沒有任何關係。”
官方發佈和民間認知也是撕裂的。王茜告訴八點健聞，德國有多位病毒學家都發出了警告，強調年輕患者也會出現重症和死亡。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也在20日的記者會上做了類似的發言，但德國民眾依舊不以為然。
“我很苦惱，是不是信息的傳播在哪裡給堵住了。我們其實不需要吹哨人了，已經有這麼多血淋淋的事實擺在眼前，可為什麼他們（德國）那邊就一點都不害怕，真的是‘迷之自信’的感覺。”
病死率低至0.4%，有兩個關鍵原因
王茜所說的“迷之自信”，在德國真實存在，這背後有很多原因。
首先，從數據上來看，德國的現存確診總數雖然達到3萬，和意大利西班牙同屬歐洲重災區，但死亡人數卻遠低於這兩個國家。意大利死亡人數已經破6000，西班牙破2000，德國還維持在100多人，病死率為0.4%。
德國病死率低的最直接原因是德國有一套強大的醫療保障體系。這裡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疑似病例的高檢測率，二是重症病人的高救治率。
根據德國《明鏡週刊》的報道，德國在新冠病毒的檢測數量上比歐洲其它國家要多得多。以英國為例，英國到3月18日一共檢測了大約5.4萬人，而德國到3月18日的數據，已經檢測了超過10萬人。
更關鍵的是，德國的檢測試劑能夠在病毒初期（咽喉繁殖時）就檢測出陽性，所以德國確診的80%以上的患者都是輕症，在這個階段進行治療，能夠顯著降低死亡率。
而在重症病人的救治上，德國擁有歐洲最充足的醫療設施儲備。根據德國衛生部的數據，德國的重症監護病房約有2.8萬張床位，而法國只有7000張，意大利5000張，英國4000多張。另外，德國的呼吸機數量也是冠絕歐洲，目前已有2.5萬臺，最近又訂了1萬臺，明年可以到貨。相比之下，英國只有5000臺呼吸機。
除此以外，感染病例的年齡偏小也是德國能夠控制死亡率的重要因素。根據德國衛生部發布的病例年齡樣本，德國大約70%的確診者年齡在20-50歲之間，身體狀況良好，恢復能力較強。而據彭博社報道，意大利的確診病例平均年齡為63歲，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齡為79.5歲。
為什麼德國和意大利的老齡化程度接近，但感染者中的老年人比例低那麼多呢？李菲告訴八點健聞，在她看來，這和家庭文化有關。意大利人喜歡群居，常常是祖孫三代住在一起，老人被感染的風險自然就高。而德國崇尚小家庭，子女結婚後一般都會搬出去住，和父母只是偶爾拜訪。
“我的公公婆婆住在離我們10分鐘車程的地方，平時我們每週會去看望一次，但這次疫情爆發後，德國官方就建議說，暫停拜訪父母，我覺得這是德國在保護老年人方面做得很好的地方。包括我還知道，有些超市會專門設立一個老人購物時間，降低他們的感染風險。”
△ 一家超市收銀員的自我防護 （受訪者供圖）
重症床位被佔滿的臨界點已到
目前來看，德國的醫療體系還未被疫情擊穿，但這種風險正在與日俱增。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曾在3月17日對德國疫情做出過預判。當時，德國的確診總人數還沒有過萬，單日新增在1000人左右，大多數城市的病例數還是個位數。張文宏認為，德國有能力處理好散發病例。
彼時，德國的2.8萬張重症床位，已經被佔用超過80%。於是，張文宏也做出了預警，“當一個城市有大量病人同時出現的時候，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床位被佔滿，造成重症病人住不進去滯留在外，這是造成病死率特別高的一個原因。”
張文宏的擔心正在演變成現實。一週時間，在鬆散的疫情防控中，德國的確診總人數已經翻了三倍，單日新增病例超過6000例，接近意大利的峰值水平，這無疑給德國的醫療機構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儘管已經回到了國內，但每天仍在關注德國疫情形勢的王茜也越發感到緊張。她告訴八點健聞，德國政府最初的想法就是，把醫療資源留給重症病人，讓輕症患者留在家裡隔離。因為只有這樣，醫生和機器才不會超負荷工作。但疫情到了這一階段，很難保證某個城市的醫療系統不會首先崩盤。
“就我的理解，這個病是有一個病程的，剛開始都是好好的，但如果不進行治療的話，突然哪一天就會加重。真到了爆發的臨界點上，我相信德國和意大利也差不了太多。”
身處疫情中心的李菲感到更大的擔憂。在她看來，德國的醫療水平固然值得信賴，但民眾對於新冠病毒的錯誤認知正在摧毀這一切。幾天前，她的鄰居還給她發來熱情的短信，邀請她去做客，順便讓兩家的孩子好好玩上一會。
“你知道嗎，我有時候都覺得德國在控制病死率上的表現並不是好事，因為它讓所有人更加堅信，新冠病毒不過是另一場流感而已。”
毛曉瓊、譚卓曌、吳靖|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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