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爆发新冠病毒以来，网上对讲真话、讲假话的讨论比较多，大多数人在呼吁讲真话。这种认识看似有道理，其实并非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个人在私域世界讲话，依据私域世界的规则行事。个人在公域世界讲话，依据公域世界的规则行事。
讲话，相当于签署一个合同（契约），负有道德与法律的责任，若有违背，视为违约，要受到惩罚，承担相应后果。这是社会化之前的假设。
人进入社会化之后，“遗忘”了这个问题，道德绝对命令化了，认为人必须言行合一。讲假话是不道德的，是耻辱。可是，这必须要有制衡的力量维持道德，譬如风俗、礼法等规则。如果规则失灵，讲假话不需要受到惩罚，大家何必讲真话？
说一套，做一套，两套东西不一致，使得人们不相信“说辞”。这种现象必须基于占有垄断性的支配力量。在平等性群体里面，大家势均力敌，一个人言行不一，会失去他人的信任，逐步被大家隔离而遗弃。但是一个人拥有垄断性的支配力量，譬如说私人武装的暴力，言行不一，大家也没办法惩罚他。
在社会化之后的“道德默会”之中，人们被社会化改变了大脑，遵从相互性的确信，普遍相信“言辞”。我遵从道德，依据被改变了的大脑出发，我也由己及人，确信他人遵从道德。骗子、盗贼的怀疑、猜忌之心最大，他们也是从自己出发，由己及人，确信他人也会行骗、偷盗。讲假话的人，自己的良心晓得自己是说谎，也不相信他人的真话。《红楼梦》里面说，“假作真时真亦假”。这都是“相互性的确信”。
社会化之前、社会化之后，是我作出的两个假设。人的社会化，程度有低有高，每个人完全按照社会化之后的逻辑办事不可能，必须考虑到社会化之前的逻辑，设立惩罚制度，并且保持司法公正。
公开演说，在媒体上发表文论，出版著作，其言辞都属于签署契约。违约者要受到惩罚。读前人的著作，被前人的言辞折服，对前人的行为视而不见，进而崇拜前人。这既是社会化之后大脑被改变而铸就的，也是因为人的理性不足造成的。
讲真话、讲假话，还与道德目的性有关。欺骗小孩子吃苦药，大家允许讲假话。安慰病危的人，大家也允许讲假话。可是，对丧心病狂的杀人暴徒、敌军，能讲真话吗？
基于道德目的，设计惩罚制度，司法公正，确保言、行一致，人人平等遵守，这才是关键。也就是说，言、行不均衡，要制器立法以达成均势制衡。这是王船山的“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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