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
大唐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日,時任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節度使、併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的安祿山,打出了以誅滅楊國忠為名的討伐行動,於范陽起兵南下豎起了叛旗。
安祿山的叛亂,行動迅速,一路南下,唐玄宗李隆基倉促之間,接連應對失策。眼見形勢不妙,唐玄宗李隆基終於在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的六月十二日,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集合禁軍,帶著楊貴妃姐妹、部分皇子、王妃、公主以及楊國忠等近臣,匆匆忙忙逃離長安一路往西而去。
至此之後,直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的十月,唐肅宗李亨收復兩京,叛軍退往河北,唐朝中央政府對藩鎮姑息而委曲求全,大唐逐漸開始陷入了藩鎮割據的局面。
由二級制到三級制
唐朝建國之後,其地方行政制度主要承襲隋朝的州(郡)縣二級制度,地方實行州縣二級制度。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後,因為天下州縣較多,所以李世民根據當時的山川形勢分全國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和嶺南十道。
十道起初只是一個為了方便管理而設置的地理區劃概念,到了唐高宗、武周時期逐漸形成了監察區域性質,所委派的監察官員,也由原來的臨時性質轉為常設性質。
各道的長官稱為採訪處置使,由他們負責監察區域內的監察事務。不久,採訪處置使還部分身兼各道重要州的刺史,由此開始涉及行政事務。
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更是將十道變成十五道,逐漸形成了“道-州-縣”三級的地方制度。
隨著唐朝前期的戰事頻繁,唐朝在邊疆區域設立節度使轄區,以用於統轄管區內的軍事事務。
特別是唐玄宗時,為應對複雜的邊疆形勢,唐玄宗開元年間更設置了八個節度使,天寶年間則增加為十個節度使。
當時由於府兵制已經徹底崩壞,在當時的軍隊比例上,唐朝中央只掌握十萬禁軍,餘下四十九萬大軍則集中在邊鎮手中。為了應對戰事,唐玄宗不斷重用邊鎮的胡人節度使,使得節度使更逐步身兼軍、政、監、財大權,其權力進一步擴大。
就比如安祿山,他時任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節度使、併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唐玄宗將節度使的轄區和道的轄區合二為一,形成了一種“道—藩鎮—州—縣”的四級制度。
不過在安史之亂之後,道這種機制已經完全崩壞,朝廷派出的採訪處置使根本控制不了各個藩鎮,因為安祿山的先例,而朝廷也不敢直接從藩鎮當中授予採訪處置使的大權。
於是乎,這尷尬的四級制度終於在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被罷黜了,朝廷改道採訪處置使為各藩鎮觀察處置使,由各藩鎮的節度使、防禦使或經略使來兼任。
至此,唐朝的地方制度轉而成為了“藩鎮—州—縣”三級制度,而藩鎮節度使的數量隨即也激增到了四五十個。
藩鎮的割據局面
藩鎮的節度使擁兵自重,大者管轄十多個州,小者管理三四個州,彼此之間相互征伐,割州據土、世襲傳承,儼然成為了無數個獨立王國,而大唐的皇帝卻淪為了周天子。
在唐肅宗此後的唐朝皇帝,稍有大志的皇帝如唐代宗、唐德宗、唐憲宗、唐武宗等都曾經試圖削弱藩鎮。
特別是唐憲宗時,還提出了將藩鎮節度使的財權和軍權進行剝離的方法,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更是爆發了王仙芝和黃巢起義。
在藩鎮割據和農民大起義的雙重打擊之下,唐朝逐漸走向滅亡。
起義被平定之後,大唐的統治雖然沒有被完全推翻,但是此時的朝廷權威盡失,政權更是幾近土崩瓦解。
在大亂當中興起的新興勢力如朱溫、李克用,開始打破原有藩鎮割據的局面,進而不斷的加劇兼併藩鎮。
最終藩鎮雖然大幅減少了,可唐朝也走向了末日。
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溫篡唐,稱帝建梁,唐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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