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宋欽宗是可以搞死陳東的，開封府尹王時雍代皇上立言，罪名也給擬好了，一是“為意作亂”，二是“劫天子”，哪條罪定下去，都足以斬九族。宋欽宗硃筆提了起來，卻瞬間停頓，緩緩說道：“莫急莫急，君主報仇，十年不晚。”宋欽宗的意思是，正氣可以不講，政治卻不得不講。
卻說那次，金兵犯宋，李邦彥等人主和，李綱等人主戰，朝廷亂成了一鍋粥。陳東其時正在太學讀書，聞聽宋欽宗撤了李綱的職務，忽地站起來，帶領幾百個同學，趕到宣德門，高呼口號，訴請朝廷恢復李綱職位，同時誅殺李邦彥等社稷之賊。從陳東角度看，這叫請願活動；從宋欽宗角度看，這叫製造群體事件。
宋欽宗聽說陳東製造了不穩定因素，趕緊派了一些太監來驅遣。不料，朝廷這般表態激怒了京城人民—若是李綱被撤，金兵打了進來，京都哪裡再開得了課堂？哪裡再開得成飯店酒館？大家都不做聲，金兵接下來就要殺自己了！故而，京城人民動起來了，打牌的丟了牌，開店的關了店，紛紛加入到群體活動中。沒幾時，宣德門前就聚集了好幾萬人。
宋欽宗居在深宮，卻也有點害怕，於是向群眾表了態：“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賊稍退，令復職。”宋欽宗的緩兵之計用得好：先好言好語安撫群眾，待眾人散去，再聚合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只是這次皇帝低估了群眾的智慧，陳東等人沒被糊弄住，反而更激情奮發，原先在宣德門外，這下衝進了政府機關，也沒怎麼打砸搶，只是猛敲登聞鼓，將鼓都敲破了。這其實也在制度規定之內，朝廷設置登聞鼓，就是叫群眾有事情有訴求時敲的。宋欽宗更害怕了，打發王時雍出面穩定局面。王時雍能說什麼話？他只是一味嚇群眾：“脅天子可乎？胡不退？”這綱上得有點大，那是殺頭罪。群眾聽了更火，這市長不是來解難的，是來問罪的。有幾個青年心火被點燃，扔了幾個臭雞蛋，讓市長臉上開了醬糞鋪，把市長給嚇跑了。
學生與群眾要求誅殺的對象李邦彥，此時也挺不識形勢，從辦公室出來路過宣德門，大夥見了，氣不打一處來，從貨郎擔裡抓臭雞蛋扔，從街角揀石子打，還有的脫了鞋子往李邦彥臉上扔。奉命來宣旨的太監，也成了宣洩物，被打死了幾十個。
其他罪名不用安給陳東，單是煽動暴亂，就足可將他腦袋割下來。按照朝廷處理群體事件的套路，不明真相的群眾或可放過，但首領是不得好死的，所以很多人來勸陳東趕快跑。陳東不跑，說：“君何言之謬邪，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至是頭已在地矣。”事情是我陳東發動的，當由我自己負責。
在如何處理這事件問題上，很多人給宋欽宗擬了意見，王時雍就建議將陳東定死罪。但朝廷對此分歧很大。多數人認為，陳東並沒脅迫皇上，其滿腔忠義只在愛國，若愛國有罪，那是自毀長城。宋欽宗是搞政治的，這道理他還是門清的。他態度轉了又轉，終於轉到了正確路線上來：恢復李綱職務，當眾宣讀任命書；事後還表彰了陳東的愛國熱情，補陳東官職，賜給住宅，並於四月初九下旨，提拔陳東為迪功郎、賜同進士出身、補太學錄。
看上去，宋欽宗是很講正氣的，其實，他只是講政治。他是一把手，用誰不用誰，要大臣來干預？宋欽宗在心底深處，是將陳東之舉列為“為罪作亂”與“挾天子”的，只是看到群眾人聲鼎沸，他得把“群眾路線”作政治來講一下。他要通過起用李綱，通過不罪陳東，暫時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在軍事、經濟等方面，宋欽宗腦子不好使，但在政治上還是比較好使的，其心底確實恨陳東恨得要死，在嘉獎陳東的同時，又頒發文件：“自今更敢有招搖倡率不從令者，並斬迄聞奏。”再有新“陳東”，先斬了再說！
也許陳東是單看到了宋欽宗手上舉的那面愛國紅旗，沒看到趙宋家腰上挎的那把血刀。陳東職位升上來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更何況當官了呢？他還是有事沒事就愛上書。
陳東後來終究被殺了，罪名都不怎麼清楚，好像也沒安什麼罪名，殺了也就殺了。
後來，宋欽宗被金兵擄去，宋高宗上了臺，李綱等人哭哭鬧鬧又要殺敵去，這就犯了高宗心事—若宋欽宗救回來了，那宋高宗就沒位子了。歷史再次重複，高宗再將李綱罷了官。這回，陳東並沒發動學生去遊行請願，只是上書“指摘上躬”，高宗那刀子不好出鞘了。
恰在這時，有位體制外平民叫歐陽澈，也匹夫擔責來了，上了一疏，其中有不少違礙句子，更有激發皇上吐血的字眼，說皇上國難當頭還沒心沒肺包二奶，生活腐爛得很。高宗發火了，“謂其言不實”。旁邊有個叫黃潛善的，趁機對高宗打耳語：如此惡毒攻擊領袖，該殺！殺一個平民有多大事？高宗都不用硃筆批示，點個頭就OK。黃潛善趁高宗在火頭兒上，順勢說：那個陳東也該殺。
黃潛善之所以要把陳東做併案處置，乃因陳東在其上疏裡，叫高宗用賢臣誅小人。陳東所謂的賢臣是李綱，所謂的小人恰是黃潛善。高宗有點猶豫，宋太祖立國時立了法，不殺言官的，哪能亂殺？黃潛善又打耳語：“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若陳東再搞一次群體事件，咋辦？殺了算了！於是，“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于都市”。
比較而言，殺陳東，上次名正言順一些，罪名也好找，但那不是時候，群眾聚會沒散，群情正在激憤，哪裡殺得？不是不殺，而是時辰未到。
以辯證法來看，殺陳東，對宋高宗而言，是既加分又減分之事。加分的是，宋高宗除了心腹之患，心裡增了十分樂；減分的是，暗害了忠義之士，給其執政合法性帶來損傷。不過，對善搞政治的人來說，壞事也可變好事，作個檢討啊，擬個罪己詔，負數馬上變正數。宋高宗後來幾次向國民道歉：“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又說：“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以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言辭甚是懇切，宋高宗馬上獲得了明君的榮譽稱號。
若宋高宗真出了眼淚，也是好的，只是宋高宗的眼淚是鱷魚淚。他在公開場合文縐縐寫罪己詔，但在行政系統裡卻惡狠狠再頒絞殺令：“伏闕事倘再有，朕當用五軍收捕盡誅之。”五軍？哪五軍？海陸空三軍，再加上警察，算四軍，另外一軍是什麼？是黑社會軍嗎？這個，我沒去考證。但宋高宗有的是權力資源，給他當殺手的，肯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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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誠龍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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