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市渝中區新華路，有一幢被市政府掛牌的文物保護單位“四川美豐銀行”舊址，被保護為“重慶抗戰金融機構舊址群”之一。此建築建於1935年，佔地面積407.5平方米，建築面積3352.5平方米。碑記上記載說“四川美豐銀行成立於1922年4月，是近年重慶及中國西瓿第一家與外國合資的民營商業銀行，也是抗戰時期大後方民營資本最大的地方商業銀行，1935年到新中國成立前在此辦公。抗戰期間，內遷重慶的中央銀行、中國農民銀行曾租用此樓。”它的主人就是中國金融界曾經叱吒風雲的民建先賢康心如。
康心如是客籍的重慶名人，1922年任四川美豐銀行協理，後任總經理；在他的主持下，銀行獲得重大發展，並大量投資工礦企業；1937年被推為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後任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到1950年，這家經營了28年的銀行在歷史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康心如加入民建，曾任民建重慶市第三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重慶市第一屆和第二屆人大代表、重慶市人民政府委員、四川省政協第一屆委員、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重慶投資公司經理等職。
鴻鵠之志
康心如，名寶恕，1890年11月生於四川綿陽。康心如從小攻讀經書，從十一二歲起，父親就讓他閱讀新書新報。當時，他的長兄康心孚因非常欽佩主張維新變法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經常向他講述康梁的事蹟，介紹新書新報，把《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給他看，使他如痴如迷，連談話和作文都模仿《新民叢報》的語調。
1906年，16歲的康心如考入成都客籍中學堂。這時，康心孚已留學在日本，參加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經常給他寄《民報》《浙江潮》和《中國秘史》等書報，在信中還指出中國在腐敗的清政府統治下將會亡國滅種。是年，康心孚從日本回國探親，又向他介紹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論戰。康心如在其兄的影響下，熱心閱讀《民報》《國粹學報》，思想開始傾向革命。
1907年，康心孚從日本寄了《民報》《革命軍》《黃帝魂》及《三十三年落花夢》一些宣傳革命的書報叫他推銷。康心如就退學在成都鼓樓北街開辦了一家書鋪，因欣賞《國粹學報》取名“粹記書莊”，後又在重慶設了分莊。康心如的“粹記書莊”在宣傳革命思想及秘密聯絡革命黨人方面都起過一定作用。
棄文經商
1911年春，康心如離開四川前往上海，經康心孚介紹加入同盟會，不久去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學習期間，他利用課餘時間編輯雜誌、宣傳革命，參加革命活動。
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民主革命先行者宋教仁、民主革命家章太炎派康心如和同盟會會員李哲夫、饒伯泰等，在成都籌設“中華民國聯合會四川分會”。次年春，康心如等以此為基礎創辦了《公論日報》；同時又與好友汪象孫、李澄波及胞弟康心之等發起，在成都創刊《國民公報》。
1915年春，康心如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家于右任的指導下，約集新聞家張季鸞、曾通一、朱鏡宙等創辦《民信日報》，自任經理。是年9月，他又擔任北京《中華新報》經理兼編輯。
“於對外喪權辱國之後，乃為一姓之子孫帝王萬世之謀，以二三近幸官僚之化身，悍然冒稱國民之公意。”1918年9月，《中華新報》轉載北京新聞社所發通訊稿《嗚呼！三大借款》一文，揭露段祺瑞政府簽訂賣國的滿蒙五路大借款，被北京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封閉，康心如和張季鸞一起被捕。康心如被關了將近一年，才彼正式判處拘役二十日、緩期三年而釋放。
康心如經過這次挫折，又因康心孚於1919年病逝，家庭重擔落在了他的肩上，便產生了“不做官，不入黨，不辦報”的思想，決心棄文經商，尋求致富之道。
結緣美豐
1921年，四川同鄉、重慶大鹽商鄧芝如找到康心如，想在北京尋找一個同外國人合資辦銀行的機會。康心如這時也接受了“實業救國”的思想，所以熱心地為鄧芝如幫忙。
在康心如的積極努力之下，鄧芝如與美商上海美豐銀行的代表談妥了在重慶設立四川美豐銀行的意向。不久，上海美豐銀行總經理、美國人雷文與鄧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簽訂了合資合同，創辦中美合資的四川美豐銀行，資本額25萬銀元，美股佔52%，華股佔48%。
在談判中，康心如充分顯示了自己的學識、教養。美方和中方都邀請康心如擔任這家新建銀行的協理，但是康心如卻婉言謝絕。因為，按照規定，銀行的上層領導人，必須由銀行的股東擔任。可是康心如家境貧困，連飯都吃不好，哪裡有錢來投資入股當股東呢？最後，鄧芝如毅然決定，借給康心如1.2萬銀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東的資格，康心如名正言順地擔任起四川美豐銀行協理的職務。
康心如非常感動。因為，這樣一大筆借款，不但使他從此可以養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使他得以進入金融界。他今後的一切發展，都將在這個基礎上開始。
1922年4月2日，四川美豐銀行在重慶熱熱鬧鬧地開業了。1923年春，康心如向雷文建議，採用北京中外合營銀行的經營方式，加以改革整頓，其後營業大有起色。同時，康心如大力擴大美豐券的發行，由重慶幾家錢莊代銷。美豐券發行額最高時達150萬元，超過資本額的六倍，大獲厚利。
1926年，萬縣“九五慘案”發生，四川反帝愛國運動如火如荼，外國商人紛紛撤離重慶，雷文調走大量資金撤退。眼看四川美豐銀行即將垮臺，於是，康心如去請四川軍閥劉湘出面，籌集銀元13萬元將全部美股買下，又由重慶鹽商認股5萬元。次年3月，華資四川美豐銀行順利改組，向四川督辦公署註冊，康心如任經理。
1933年，康心如升任四川美豐銀行總經理。幾年間，他擴充分支機構達34處，並參與申匯和公債的買賣，大獲其利。
1935年8月，康心如在重慶建成價值50萬元的美豐大樓。
抗戰前夕，四川美豐銀行資本額擴充到300萬元，較創辦時擴大了12倍。同時，康心如盡力支持劉湘的“槍桿子與洋錢政策”，參加二十一軍的各種金融活動，替其發行各種地方債券，還任二十一軍整理重慶金融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席，以及四川金融理事和地方銀行發行準備庫委員等職。
隨著四川美豐銀行的迅速發展，康心如在劉湘財經機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他在戰前已經成為四川金融界和工商業中的顯赫人物。四川美豐銀行資本先後投資重慶電力公司、民生輪船公司、天府煤礦公司、渝新紗廠、重慶國貨公司等企業，康心如任這些企業的董事或常務董事。
1937年秋，康心如任重慶銀行公會主席，並任重慶銀行、錢業聯合委員會常務委員。
抗戰時期，康心如組設“豐字”號子公司推進“美豐”業務。從1939年起，他陸續開設了德豐、華豐、寶豐等公司，分別經營進出口、房地產及農產品貿易，並擴大對工礦、交通、金融、保險等業的投資，所營企業多達八九十家，形成了四川美豐銀行資本系統。
抗戰勝利後，康心如為了謀取四川美豐銀行的進一步發展，積極於省內外開拓市場，在長江沿線各大城市擴充分支機構達45處，並前往美國、加拿大考察銀行業務。可是，蔣介石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造成民生凋蔽，百業蕭條，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金融混亂，社會經濟日益崩潰。四川美豐銀行在官僚資本的壓榨下迭遭挫折，每況日下。
康心如苦心經營的四川美豐銀行，於1950年4月歇業，這家經營了28年的銀行在中國歷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趙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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