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不哭”系列——
12.暗暗发誓跳出“农门”
我们那段时期几代的农村孩子几乎就是在田地里、山林中摸爬滚打长大的，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记得一直到上完高中，我去得最远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韶山，那还是班上组织去的，那时候租不起车，就是用班上同学的自行车一路骑行着去的，几十公里的路程，后面一般还要驮一个没有自行车的同学，也是够辛苦的。
对于精彩的外面世界的了解，我是大多来自于课本上的知识和道听途说。那时左邻右舍也有大人出过村子，一回来便把外面的世界编得神乎其神，吹得天花乱坠，引得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孩简直是顶礼膜拜。
（现在的小山村）
记得老家后山远亲老周家的一个老三就在城里工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他偶尔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打扮得很是讲究，反正就是挺时髦的：烫着卷发，穿着锃亮的皮鞋，套着流行的喇叭裤，还操一口的城里腔，引得我们争着看稀奇。估计那时城里流行这样吧。
对于这样的所见所闻，慢慢地，我的心底也逐渐荡起了一阵阵涟漪，产生了一点点憧憬——希望能有那么一天也能到外面去看看，看看外面那些光怪陆离的世界。
当然，那时仅仅是想想而已，看看当时自己的模样和家里的境况，我就知道那就是个梦想。
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我的日常除了完成学业，还得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虽然尚够不成一个劳动力，但至少可以帮帮忙，打打下手。对于我来说，更多的就是割割草、砍砍柴，农忙时节割下禾、插点秧什么的。
前一节已提过。那时节，农村水田里的蚂蟥特别多，多到现在的人都不敢想象。不仅如此，那时的水田里到处都能找到黄鳝、青蛙什么的。我也不太明白，那时候那么穷，为什么少有人吃黄鳝、青蛙的，哪像现在的人，只要是活的，什么都能想办法吃下。那时候，一到夏日炎热的晚上，蛙鸣声此起彼伏，那真是“听取哇声一片”。但现在的田地里已很难见到那时的景象了，黄鳝几乎被人用一种什么药搞得断子绝孙了，青蛙也是，都被人吃绝了，就连不能吃的蚂蟥也很少见了。估计这与其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有关，现在的农田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什么的，叫这些小生命如何生存？
在我记忆中，那时的蚂蟥特别大、特别厉害、特别爱咬人，一旦被它咬上，用手扯都扯不下来，好不容易把它们打下来后，伤口的血一时半会还止不住。所以说，双抢时节在水田插秧，那真是一场场人与蚂蟥的战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一边分秧，一边极速插秧，一边还得高度关注水面那忽隐忽现的扭动的褐色小不点，一旦发现敌情，就得小心了。要么脚多动，随时观察腿上是否叮有蚂蟥，在它还未吸血之前及时打掉；要么动作要快，尽快插完那一片水域，离开那一片是非之地。当然，这些吸血鬼不会这么愚蠢，在混浊的水下是很难发现它们的，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你脚边，用吸盘牢牢地叮在你腿上，等你抬起脚时，它们已经吸得饱饱的了，怕它们的可以吓得你尖叫，不怕的只能无奈地将它们打掉，但腿上估计早已鲜血淋漓了。
（蚂蝗）
这么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对这种吸血的小东西心有余悸，甚至时常出现在梦里，梦到我在水田里被这些蚂蟥追得满田跑，直到吓醒。那时，我就常常想，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被蚂蟥吸血的生活呢？
当然，水田里咬人的东西可不止蚂蟥这一种东西，还有一种东西，我也叫不出名字，象山林中的蚂蚱或黄蜂大小的东西，深藏在泥地里。农忙插秧时，我们光脚踩下去，一旦碰上，它就会狠狠地蛰你一下，你腿就会马上肿起来，并痛上半天，是那种钻心的痛。但我们对它无可奈何，被蛰不蛰得到那就只能靠运气了。
记得我家那时分得一丘水田，很多人家都不愿要这丘田，就象个烫手山芋，尽可能想把它换出去。这丘田估计原来是一口水塘填上的，反正很深，而且有冰冷的泉水冒出来，一年四季都不干旱。这种水田由于水太冰冷，并不适合种植水稻，产量也并不好。但不知为何，田分给我家了，没办法，总不能让它荒着。但犁田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牛进不去，进去了就被陷进去了，动弹不得，所以只能人工挖，挺累人的。但秧得插、禾得割，没办法，我们只能趟进去。但那时我一趟进去，泥水就没到了腰际，腿都抽不出来，基本上难以动弹。在那几年，就在这丘水田里，我是吃尽了苦头的，人很难移动，还有蚂蟥叮、虫子咬，真是有苦难言。
（曾经的那丘水田目前已抛荒，无人耕种）
面对种田的这种辛苦，随着逐渐长大，我就一直在想，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个头呢？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吗？
那时，我已10多岁了，在农村基本上也算个正劳动力了，所以偶尔也要挑担子，担秧苗、担稻谷什么的，一担担子随便就是100来斤。也许100来斤对于身强力壮的农村汉子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我这种体弱多病者来说可是无法承受的。
刚打下来的稻谷由于是湿的，虽然一担看起来没多少，但还是很重的。从水田到家里晒谷坪也就几里地，有时我挑个七八十斤，一路上就要歇上十多次，而且肩膀还疼得很。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挑着一担稻谷到家时，每一次我都是一次痛苦的历练。
尤其是父亲要我一起抬扮禾的桶时，那种绝望估计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得了的。一个桶不知有多少斤，反正在我看来是好重好重的，尤其是桶在水里浸泡后更重了。一般情况下，父亲都是主动抬较重的那头，我抬尾部较轻的这头。但这种抬桶大多是在窄窄的、软软的田垄上的，这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因为必须要注意安全，必须要考虑到另一个人的安全，如果有闪失，那两个人可能都会压在桶的下面。有时，我抬着桶连站都站不起来，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站起来，还要移动，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连想死的心都有。真的，抬桶如果没有一定的经验和力量承受得起，那就是一种受罪和折磨，生不如死，一世难忘。
在无数次挑担和抬桶的折磨之后，我想要离开农村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曾无数次单纯地告诫自己，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而这种想法在1985年达到了最高峰，那一年，大哥考上了大学，而且家里为了庆祝还给他办了升学宴。大哥的这次成功对我来说是一个契机，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原来农村人还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跳出“农门”，农村孩子可以通过高考这个跳板离开农村。于是我也暗暗发誓，我也要象大哥那样通过高考这条路走出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为了自己，也为了父母。
那年，我初中毕业，刚刚勉强考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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