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可謂群雄爭霸，其中趙國甚至一舉成為秦國統一天下最大的勁敵。趙國的代表君主趙武靈王，也因此甚至被梁啟超評價為“黃帝之後第一偉人”。究趙國強大之緣，或許會有諸多人提到胡服騎射。
胡服騎射真的有意義嗎？或許正是胡服騎射使趙國走向強大，但卻也正是此舉變相促使趙國走向歷史的衰弱與滅亡之路！
胡服騎射，于軍事並無根本變革！
這是一次足以影響中國軍事史的一場強國改革！在戰國時期，趙國可以說是公認的二號強國。只因為趙國民風強悍，能征善戰的武將輩出，比如說我們熟悉的趙國的廉頗和李牧等人。除此之外，趙奢、韓徐、司馬尚、馬乘、婁昌等，也可以說是一時聞名。總體來說，趙國可謂是將星如雲，人才輩出！但可惜，趙國武功有餘，文治不足，我們熟悉的文臣除了藺相如、毛遂之外，便再無他人。縱觀戰國曆史，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趙國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環節，也是一次足以影響整個中國軍事史的改革！
《戰國策·趙策二》記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也記載：“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習騎射”。
趙武靈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02年，武靈王開始頒佈命令，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趙武靈王召肥義與議天下，決定在五日後決推行胡服、教練騎射，以此改革軍事裝備和作戰方法。從此，軍隊中寬袖長衣的正規軍裝，逐漸改進為後來的衣短袖窄的裝備。以圖順應戰爭方式由“步戰”向“騎戰”發展的趨勢，從而為國家的穩固發展奠定基礎。
如果結合整個歷史發展過程辯證來看，胡服騎射在強大的趙國同時，卻也為趙國最後的滅亡埋下了隱患。戰國時期，列國爭雄，要想強大，就必須要增強國力！或許胡服騎射對增強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卻並非巨大！提及胡服騎射，最大的功效便是使趙國擁有當時與強秦匹敵的軍事力量。但趙國軍事力量，卻並非是從胡服騎射之後開始的。趙國在立國之初，便以軍力著稱。
如蘇秦曾遊說趙肅侯時道：“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 年。”並有語:“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
儘管略有誇張之處，趙國在胡服騎射之前，便具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所謂山東之國莫強於趙。趙國軍事力量的強盛，不止是胡服騎射的措施，它和趙人雄健尚武的習性同樣密不可分。趙國居於四戰之地，西鄰韓秦、林胡、樓煩，北接燕、東胡，東與齊國隔黃河為界，南連魏國，並有中山國為“心腹之患。四面為敵，趙人自然在此環境中形成了尚武的風氣以及強大的軍事力量。總體來說，胡服騎射或許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趙國軍力，但卻並未如商鞅變法一般從根本上提高趙國的綜合國力。
於華夏發展而言，胡服騎射更多地只是起到促進民族融合的作用！
雪上加霜，趙國農業的緩慢發展！
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冷兵器時代，但凡想要支撐強大的軍事力量，背後必然離不開兵源和糧草的補給。但很可惜，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與農業毫無關係，也未能提高趙國的糧食產量，反而導致趙國人口減少，糧食產量下降！在此期間，趙國的部分農民甚至陸續被實行商鞅變法下的秦國所給岀的優惠政策所吸引，大量跑到秦國去，為秦國的小農經濟做出了貢獻。
想要生產力得到發展，生產工具的變革是不可或缺的。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國生產工具並未產生根本性變革！正如秦趙 長平大戰前，趙豹與趙王的對話:
“……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列於上地，令嚴政行，不 可與戰。”
可見，長平之戰時，秦朝已經普及這牛耕，成為這一時期農業最先進的地區之一，而趙國則並未達到這一農業水平。較低的農業水平，也成為制約趙國發現的重要因素。但胡服騎射這一重要事件，並未能使趙國農業取得飛躍式的發展，反而讓發展緩慢的趙國農業限制了趙國整體國力的發展。
民心不安，並不穩定的趙國政局！
受地理環境影響，趙國雖是中原之國，卻與多個北方遊牧民族部落或國家接壤，這也使得趙國的民族結構變得複雜。因為這一地理環境，
趙人自然形成了慷慨悲歌，好氣任俠的風氣！這種趙風氣，可以說是有利有弊。縱然，豪傑俠士增多會使趙國武力值提高，但也給趙國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讓他們在產生矛盾之時試圖以武力解決問題，明顯不利於趙國相關法令的有效推行與趙人內部的團結。正如張儀所言：“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
由此可見，民輕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這些百姓和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危險趙國統治的極大因素！
胡服騎射的改革，或許使國家因軍事力量 的強大而不斷對外作戰，舉國目光一時聚集於外。但由於沒有對法令進行整改，沒有像商鞅變法那樣從根本上進行變革，因此也就無力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多元經濟與複雜民族結構產生的弊端。甚至因為胡服騎射的改革，導致趙國在吞併中山，擊敗樓煩、林胡和東胡等族，兼併其民的時候進一步激化了趙國與北方邊疆少數民族的矛盾！這些隱藏於背後的內憂外患，也為趙國最終的滅亡埋下了隱形炸彈！
除了趙國底層的不穩定之外，趙國的統治階級也並不穩定，反而矛盾重重！從趙氏立國開始，各種王室動亂一直伴隨到趙國滅亡。自趙襄子為趙氏部族立國到秦破邯鄲趙王被虜，趙國十二代中竟有九次震撼性的作亂妄殺，甚至有四次作亂都發生在胡服騎射之後。可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內政壇動盪的局面，甚至趙武靈王自己也因為兵變被餓死在沙丘寢宮。 因為趙國軍力的增強，趙國的政局動盪更加頻繁，各種兵變人禍的發生，無疑使趙國的國力產生極其嚴重的內耗。沒有安定的國內社會環境，沒有與萬眾一心的百姓，更沒有顯著發展的農業，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註定只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軍事改革，卻並不能徹底解決趙國財糧問題和綜合國力。
單一的軍事擴張，趙國的取死之路！
俗話說:富國強兵，強兵固然對於國家的發展具有極大益處，但如同胡服騎射一般單一針對軍事層面的改革，卻反而推動趙國走向衰亡！為何，因為胡服騎射在並未使趙國國力得到根本提升的同時，卻又使趙國走向了對外軍事擴張的不歸路。其實，如果趙國能夠同商鞅變法一般，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方面同時進行改革，對於趙國的發展也是有利的。但如果只在軍事方面改革，而將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均服務於不斷擴張的軍事，這就會使它如同後世的軍國主義，最終會因為由軍事問題產生的矛盾導致內憂外患，自取滅亡。
正如趙武靈王所語:“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胡服騎射”，從一開始便具有極強的軍事擴張目的。
胡服騎射和單一擴張的軍事，使趙國如同後世侵華的日本軍國主義一樣，最終走向了失敗！ 由於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惡劣，所以當如同日本或者趙國這樣的國家擁有遠超於其他國家的軍事優勢時，不免會為了爭奪更好的社會生活環境和政治經濟利益，產生對外擴張和征服土地的傾向！
以趙國為例，史料記載,趙武靈王曾“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可見，胡服騎射後，趙武靈王便產生了“吞秦”之志。 有雄心壯志自然好，但此時秦國經過商鞅變法，擁有比趙國更加強大的國力，自然無法成功。
“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僚悍，而武靈王益厲之。”
趙武靈王改革之後，趙人尚武風氣更甚！好戰的基因，也讓趙國的對外徵的兵力顯著增加。長平大戰後， 趙國又歷經殘酷的邯鄲保衛戰？此時，燕王想要趁機攻打趙國，燕王的手下則樂間對曰：
“趙，四達 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此後，“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號稱以五伐一攻趙。趙國竟然依舊可以集兵十三萬，使“廉頗為趙將， 破殺慄腹，虜卿秦、樂間”。
毫不誇張地說，胡服騎射之後的趙國，甚至達到了可謂全民皆兵的局面！
全民皆兵，使趙國統治者過度重視軍事發 展，忽視了政治和經濟的重要性。 自胡服騎射後，趙國對政治和經濟再無變革性舉動。軍事性、尚武性的增加，卻進一步造成趙國法制的破壞和社會的不穩定。國與國較量，政治、經濟與軍事各方面的比較都不可或缺，面對差距，趙國也必然敗給政治、經濟、軍事發達的勁敵秦國。儘管胡服騎射具有改革意義，但胡服騎射並未打破趙國固有的貴族體制，反而導致貴族集團進一步專權，大批精英和能臣武將被逐漸排斥出權力和決策中心，比如藺相如、趙奢、廉頗等等。能臣的損失，使原有的政治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最終徹底動搖了趙國的根基。
胡服騎射以後，趙國加速了對外擴張的步伐。根據《史記》記載，胡服騎射以前， 趙國七代君主動出擊他國不過二十次，但在胡服騎射改革後，五代君主竟主動出擊他國約三十次，不僅是規模還是次數都遠超於胡服騎射之前！這裡不禁讓人想到一個成語——窮兵黷武。連年的攻掠，使趙國在取得一定的戰績的同時，在這一時期山東六國的外交上也處於不利的地位。未能取得豐富戰果的諸多戰爭，讓趙國國家儲蓄損失殆盡，也讓趙國男丁不斷耗損，進一步影響了趙國經濟和農業的發展！積羽沉舟。為爭奪原本不屬於趙國的韓國上黨地區，秦趙長平大戰。此時，國庫早已難以支撐，趙國卻輕信間諜臨陣換將，最終將四十餘萬將士生命全部葬送，趙國自身的發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從此一蹶不振！
綜上所述，或許先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於此後的中國軍事發展也具有極大的意義。但辯證來看，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並未使趙國的社會發生顛覆性變化，也未能使趙國除軍事實力之外的其他實力得到提升！也因此，趙國在胡服騎射之後的軍事發展，最終給趙國帶來一時的輝煌和最終的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好戰必亡，無非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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