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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凌研究院 姚智贇-行業創新部諮詢顧問
在全民抗疫的努力下，去年12月以來，在我國境內大面積爆發的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截至3月18日10時，我國累計確診81151例，累計死亡3242例，累計治癒69725例。
然而，也正如各方所擔心的那樣，這場疫情最終還是“席捲全球”。截至3月18日，境外累計確診115273例，累計死亡4680例。
對比這一組數據，不少人發出疑問：過去幾個月在中國境內的公共衛生實踐，為何沒能幫助其他國家阻擊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進一步擴散？難道真的如不少網友們所戲稱的那樣，連“抄答卷”都不會麼？
本文將集中探討“中國抗疫模式”未能短期內在全球範圍內成功複製的客觀原因，並從知識管理的角度給出相關建議。
明晰「中國抗疫模式」的概念
在展開具體討論之前，明確本文所指的“中國抗疫模式”的概念是有必要的。
不同於常規環境中的“治療”與“研究”的經典二分法，在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期間，針對病毒的研究目的不再侷限於關注可能產生的普遍的知識，而更多關注如何將新獲得的知識快速應用於臨床治療和公共衛生實踐。同時，鑑於疫苗的研製及投入週期過長，這就使得對“中國抗疫模式”的內容界定必須予以限制。
本文所闡述的“中國抗疫模式”僅指截至目前形成的“抗擊疫情的中國本土經驗”，它包含針對特定疫情背景下的鑑別、隔離、管控及治療等一系列，旨在阻斷疫情在一定範圍內持續蔓延的公共衛生實踐。而不包含更進一步的深入病理分析與疫苗研製。
北大、中科院團隊證實“新冠病毒已突變”
就目前公開的信息來看，新冠病毒的宿主有較大概率為中菊頭蝠。其在傳播途徑上也可大致分為直接傳播、氣溶膠傳播和接觸傳播。直接傳播指患者噴嚏、咳嗽、說話的飛沫，呼出的氣體近距離直接吸入導致的感染；氣溶膠傳播指飛沫混合在空氣中，形成氣溶膠，吸入後導致感染；接觸傳播指飛沫沉積在物品表面，接觸汙染手後，再接觸口腔、鼻腔、眼睛等粘膜，導致感染。
然而，我們仍需要注意的是，有關新冠病毒中間宿主的確認仍在進行中。換言之，尚不排除存在其他可能的傳播路徑。同時，更有資料顯示該病毒已出現多處突變點，而近日國外的幾則報道也回應了關於出現不同病毒基因序列的猜測。
（新冠病毒的單倍型網絡：藍色代表 L 亞型，紅色代表 S 亞型，圖 / 國家科學評論）
因而，在可預見的範圍內，第一個阻礙他國/其他地區借鑑、或影響其借鑑“中國抗疫模式”的因素可能是：存在不同於中國境內序列的病毒亞類型（L亞型、S亞型）。而這，也直接降低了中國抗疫模式在海外抗擊疫情工作的適用性。
新冠病毒引發的迷惑行為——謠言漫天飛、宗教硬核抗疫？
■ 謠言
伴隨著疫情的進展，有關新冠病毒的謠言從未停止過它的步伐。並且這樣的謠言以及謠言的溫床可能挫敗所有在中國境內控制新冠病毒的努力。社交媒體和其他更為傳統的八卦途徑充斥著陰謀論與不信任。而事實上，謠言與疫情這一組合在歷史上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物：
埃博拉病毒的後果被視為邪惡。因此，傳播這種疾病就不可能是善意的接觸。一定有惡魔的力量在起作用。所以我們四處尋找，很容易就找到了證據，這些證據是從大量的觀點中挑選出來的，我們把風險和責備聯繫起來。移民、其他國家、糟糕的領導、細菌戰或無能的貧窮，這些都太容易湧現在人們的腦海中。
如果埃博拉不是操縱下次選舉的陰謀，那麼為什麼這種疾病會影響那些已知支持反對派的地區? 如果不是細菌戰，為什麼一群美國陸軍科學家會來到這個地區採集血液樣本?
上述兩段內容截取自Paul Richards於2016年出版的著作《埃博拉：人民的科學如何幫助終結瘟疫》。在書中，作者記述了有關這一不受待見的邪惡病毒的謠言，是如何藉由恐懼和無知一步步嵌入到整個上西非地區（Upper West Africa），同時又是如何通過多方（普通人、瘟疫學家）認知的統一被摒棄。
■ 文化
文化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已無須贅述。儘管可能存在過度詮釋或者臆想的成分，但如今伊朗境內居高不下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不得不讓人開始擔心這一濃厚的伊斯蘭宗教文化氛圍，是否會成為阻礙當地開展疫情防控的一個重要因素？
國內某知名網站上就有網友分享了對伊朗防疫現狀的看法：
伊朗防疫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一天多次集體禱告，主要在室內。
2、缺乏口罩等醫療物資。
3、週末去寺裡大規模禱告。
4、處理屍體時不用火化。
5、屍體埋葬時，根據教義，喜歡親吻和觸摸死者。
（伊朗庫姆的法蒂瑪聖陵暫時關閉，圖 / 美聯社）
出於對宗教文化的尊重，筆者省去了部分可能引起爭議的字段，但仍不難看出，若疫情期間不針對宗教習俗做出適當調整，那疫情的防控勢必更為艱難。
故而，第二個阻礙他國/其他地區借鑑或影響借鑑“中國抗疫模式”效果的因素可能就是：不具備複製“中國抗疫模式”的社會環境。
相關疫苗沒有研製出來前，「身體的技巧」更重要
自去年12月起，當新冠病毒的威脅逐步逼近時，從治療藥物到疫苗，各方都在呼籲先進的技術解決方案。然而截至目前，疫情在中國境內的減少並不僅僅是因為生物醫學治療，更多的則是通過更好地理解並杜絕不必要的肢體接觸來實現的。換句話說，當一線醫護人員理解並改變他們的工作方式後，情況有了更為積極的變化。
（3月4日株洲市某醫院的隔離病區，圖 / 新華社）
故而，這一被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稱之為“身體的技巧（Techniques of the body）”的修正，就成了相關疫苗沒有成功研製出來之前的強有力保障。
或許相比整理成一份份文檔的“經驗”而言，來自一線醫護人員身體的技巧很難引起更廣範圍的關注。但是也正如社會學家提姆·唐頓（Tim Dant）在其2005年對英國的汽車修理行業進行的研究所發現的：這（汽車修理）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徒弟必須學會如何調整——一隻指導著的手比汽車維修手冊更有用。
所以，第三個阻礙他國/其他地區借鑑或影響借鑑“中國抗疫模式”效果的因素可能就是：相較於各類流程指導手冊而言，真正具有借鑑價值的“身體的技巧”未被置於合適的地位（被忽視或被一筆帶過）。
- 寫在最後 -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病毒的種類、所處社會環境以及不易被重視的“身體的技巧”都是阻礙他國/其他地區借鑑，或影響其借鑑“中國抗疫模式”的重要因素。誠然，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三種因素外，所處生產技術環境以及經驗成果文檔的質量等，亦是需要被納入考慮的變量。
其實倘若我們換一種視角，我們就不難發現：對於個體、組織、國家乃至更高層面的共同體而言，那些在應對危機公共事件過程中產生的方案和實踐，都是值得被牢記和被管理的“知識”。
儘管在危機公共事件的分類、所處的環境條件以及所借鑑知識的具體內容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倘若分析合理且處置得當，就可以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應對體系”，以此來應對危機的再次降臨。
參考文獻：
【1】Dant, T. (2005)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Richards, P.（2016）EBOLA：How A People’s Science Helped End An Epidemic,London:Zed Books Ltd.
【3】Mauss, M. (1973 [1935]) ‘Les techniques du corps’, Journal de psychologie, 32: 271–93, trans. B. Brewster and published as ‘Techniques of the body’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1): 70–88, 1973.
【4】《中國科研團隊：新冠病毒已突變，149個突變點，演化出了兩個亞型》
【5】 《新冠肺炎是否已經在伊朗大規模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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