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有西方历史学家证明，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在传入欧洲前，鼠疫已经在北中国地区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其时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就可能是疫区的一部分，但似乎并没有向山西南部传播的迹象。明代中期以后，山西境内的鼠疫有零星爆发，主要集中在太原附近，但并未向邻近州县扩散。
万历年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传染性极强；万历九年，大同府疫情向西部扩散。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由此可以断定为腺鼠疫。腺鼠疫的一个显著的临床症状就是淋巴结肿痛，头部或颈部的淋巴腺肿大外露而格外引人注意。万历十年鼠疫有继续扩散的趋势，在沁州（今山西省沁县附近），“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的“大头风”，实为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此次鼠疫到万历十六年暂时沉寂，到万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再度流行，在重创山西北部和中部的同时，也传入相邻的河北、河南境内。
到了崇祯年间，民变造成的社会动乱屡屡引起瘟疫流行。从崇祯六年至十七年的十几年间，鼠疫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几个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同时期的陕西延安府、榆林府均有“瘟疫大作”的记载，从北往南，从西向东，渐次扩散；河北鼠疫流行也从南部向北部扩散，甚至影响到北京。崇祯十七年骆养性在天津督理军务，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崇祯十四年前后，河南大部分地区均有大疫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
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往往是多元的。在以往有关明末历史的研究中，考虑最多的是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在明代后期气候异常的背景下，华北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各地普遍干旱少雨，生态系统趋于脆弱。明代后期的华北人口已相当密集，觅食人口的数量和流动性大大增加；干旱状态下啮齿动物的觅食性迁移也大大加强，不同景观结合部的人、鼠接触几率增加，终于酿成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鼠疫大流行。万历年间的华北鼠疫大流行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崇祯鼠疫在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中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散，两次鼠疫导致三省合计超过1000万人死亡。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
本文节选自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閱讀更多 姑娘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