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陶家园里的众家舅
陶家园很古老，也很传奇。
相传，王江泾陶模一房于清末迁居嘉兴郡城南门报忠埭（今斜西街），陶家园曾是陶模旧居或私家花园。
据《嘉兴市志》2083页载：陶模，清同治七年进士，初任甘肃文县、皋兰知县；光绪元年冬任秦州知州；光绪十年署甘肃按察使，次年擢直隶按察使；光绪十四年迁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光绪十七年迁新疆巡抚，后署陕甘总督；光绪二十六年调任两广总督。
陶模像
星转斗移，流光易逝。到后来，陶家园只留下了两家陶氏后人住着，一户是不婚不嫁的陶先生兄妹俩，一户是陶家一门的单身王小姐。
另外，市区房管部门和第一医院等个别单位在房源紧缺的情况下，曾安排了好多人家搬进了由他们在陶家园建造的很简易的小屋里，原来的陶家花园慢慢地变成了人们居住的陶家宅院。
说来很巧，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的妹妹也住进来了，这使我对陶家园的人和事有了新的认识与接触，并留下了许多亲切的回忆......。
那时，我妹妹生了个女孩，陶家园熟悉我的人，无论大人小孩见到我都会说：“舅舅来了，舅舅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成了这里左邻右舍的众家舅舅。
京胡声中识老丁
我和老丁的交往，就是在陶家园开始，我们从相识到相知，乃成了忘年之交，那时，我的妹妹和老丁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每到傍晚，这里总有一阵阵张驰有道的京胡声在陶家园内拉响，我也经常会站在门前的一株大树下，去倾听他那丝丝入扣、高亢坚定的《红灯记》乐曲。我敬仰《红灯记》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我更理解家住陶家园里老丁此刻拉响这把京胡的心境......。
他头脑圆圆大大、马鬃似的头发稀稀疏疏。他说的是夹着浓重杭州口音的嘉兴话，深沉而富有观察力的眼睛藏在黑边镜框后面，欢乐时闪闪发光，不尽人意时透彻着超凡脱俗的风度。
嘉兴解放时，他曾担任过嘉兴市第一届政府交通建设科科长和文教科科长等职。
那时，他和许多同事们一样，充满着理想，并非常专注于自己在嘉兴各个部门所主持的领导工作，其中包括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和筹建制药厂等。
他经常说自己是建设嘉兴的普通一兵，这般质朴无华的比喻，真正表达了他所具备的忘我、无私的优秀品格。
追求进步投革命
老丁，名叫丁士进。他年轻时学的是建筑测量专业，毕业后进川工作，27岁时就担任修建川渝公路的工程师。后来他被一纸父命召回老家完婚，并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老丁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民国初年从浙江省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曾任浙江高等法院杭县地方律。
这位老先生有一个儿子（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北伐时就参加革命，曾坐过国民党政府的大牢，另一个儿子抗日时是声震苏浙皖的游击队长，为此，老先生很想把丁士进稳在家里。
可他也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一个人跑到桂林去找时任新四军某部后勤部长的哥哥，结果被哥哥强行劝回家，希望他能代替两位参加革命队伍的长兄尽孝，后来老丁还是在杭州解放的前夜加入了解放战争的革命队伍。
不趋时势遭不公
但是，老丁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
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20世纪５０年代末，老丁的家被所在机关宿舍大院扫地出门。
20世纪6０年代后期，全家又一次被老丁夫人洪老师工作的中学勒令搬出学校宿舍。几经曲折只能在嘉兴市心弄陶家园找到一间破旧的老屋，他买了一张大竹榻，一家五口（他夫妇和一子两女）总算就此安了个“家”。
可即便这样，老丁的京胡声还是经常在陶家园里拉响，他的微笑还是如同平时一样清晰、近人。他的思想很少受情感因素的影响，他的生活也避免为物质的东西烦心。
我认识老丁时，也是他日子过得较窘迫的时候。他经常邀我去会友、聊天，有时还替他接待远方来的客人。
我觉得，他与人交往时的每一个细节，都显示出潜在知识的说服力，就好像那沉甸甸的硕果挂在枝头，在你面前散发着甜香和魅力。他为人不趋时势，遇事常持独立见解,虽然他长期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常逢争鸣、批判和误解，但他都能持一种平和达观、尽力不抵触的气度。
老丁动手能力很强，在被错划右派下放农村的三年里，他成功试制了好几种样式的收割机。
六二年老丁右派摘帽后重回机关，他加倍珍惜失而复得的工作，用他的专业之长继续做好嘉兴城建部门的各项工作。
直至后来搬住“五七”干校，他白天养猪、下地劳动，晚上有时回到家里试装收音机，从11灯立体声电子管一直装到黑白14寸电视机。
有一次，老丁见我上他家，忙放下手中已是半成品的家用小板凳，为我倒了杯水。我拿起他放下的木工刨子，禁不住问：“你为什么费这么大力气做这张小板凳？”老丁看着我发出一阵连续的笑声，接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么。”总之，无论何时何地，他永远是那样的忙这忙那不见空闲。
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老丁被单位里勒令每天自行去站马路，他的夫人和子女都想让他把写有他名字的纸牌一面翻到背面，省得路人看见。
可老丁走了几步，又把自己的大名朝外翻了过来，大步流星地朝街上走去。他曾风趣地对我说：“我老丁光明正大站马路，要想得穿，看得远啊。”
后来嘉兴“五七”干校办制药厂，老丁为自己又有了用武之地而高兴，一时间，设计厂房、画施工图纸，够把他忙得个不亦乐乎。
在制药厂投入生产后，老丁一股劲地埋头于技术革新的设想中，推出了新式医用洗瓶机等多种技改项目。
当然，老丁跟我谈及最多的，莫过于他对嘉兴城建的变化和展望。他在回忆嘉兴张家弄这条热闹狭窄的小弄拓宽改建时，难以穷尽的激情使他的思维一发而不可收。有时我也经常会情不自禁地用笔做了些记录。
- 他说：“张家弄是嘉兴城市历史更迭的见证：
- 1、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登记入住来到了张家弄寄园鸳湖旅馆。
- 2，电影最早来到嘉兴，第一次在张家弄寄园内放映。
- 3，嘉兴有规模的第一家茶馆“老爷厅”茶室最早营业在张家弄寄园。
- 4，嘉兴第一家震昌照相馆开设在张家弄寄园。
- 5，抗战胜利后邵传统医师在张家弄西首建造嘉兴第一家眼科诊所。”
他说：“旧时张家弄位于市区商业繁华地段，长不到３００米，宽近２米左右。弄内商旅聚集，五花八门样样俱全，声色犬马处处可见。新中国成立时，人民政府为了“改造社会，发展经济”，于１９５６年规划实施了这项解放后全市最早，规模最大的市政建设工程。”
当时的老丁身为交通建设部门的长官（交通建设科科长），职位不算高，但分管领导的责任却重如泰山。
这是一段流金岁月，当时的老丁和人民政府的大多数干部一样，年富力强，有才气，有力度，对国民党政府遗下的破败残局，更有收拾旧山河的雄心壮志。
老丁说：“那时拓宽张家弄是各行各业的头等大事，其过程像是全社会的一次人力、财力和团结合作的大演练。嘉兴市长武晓山是这场演练的指挥者，他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豪情和精力，威风八面，鼓舞人心，大家管他叫建设张家弄的‘开路先锋’。”
老丁说：“当时的技术设备比较落后，破土难度大，体力消耗也大，干部在工地上昼夜不得闲着。交建科、市政工程队的领导都是头发长到了脖根，胡子盖到了喉咙口，脸庞瘦得一层层起皮。
有的同志手上磨出了血，钻心地痛，用块纱布缠住继续干……也有不少年轻干部卷上铺盖，带上碗具，索性住进了工棚，直到打通张家弄延伸的东西两头。”
说到此，老丁神采飞扬：“这条后来改名为勤俭路的沥青马路，长１１００多米，宽２０多米。当时也有人批判我们是‘冒进’、‘贪大求洋’，可我们坚持城市建设的马路要有二十年的裕量。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嘉兴勤俭路仍在嘉兴这座城市中发挥交通干道的不可缺失的作用。”
像他这样的激情叙述，我曾听过好多次。
还有如工人文化宫、人民戏院等市区建筑，如人民公园、儿童公园等园林设施，以及老城内那几座桥的扩建等等。
我感受到不尽的回顾在老丁的心中沸腾，那个时代的大无畏精神也在他的话语传递中五彩缤纷，弥漫上升。实际上，在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轰轰烈烈建设新嘉兴的热潮中，老丁正是与这种崇高的时代精神一起燃烧。
想了解他的人，只要翻开嘉兴市城建史册或有关地方志，丁士进的大名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面对嘉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变化的今天，确实还有很多新老嘉兴人在说到他怀念他。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虽然老丁已离开我们20多年，但每当我想起与老丁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光，陶家园里的京胡声好像又在我的耳边响起，亦真亦幻，思念无限，我心中对他的真情也会化作对他的亲切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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