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时代以降，“科举入仕”成为朝廷官员最重要的来源。
有别于唐代门第社会依赖世族势力参与政治，科举制度不但让宋代士人的人数大为增加，士大夫阶层及其文化的逐步形成，也成为宋元以来统治精英的显著特征。
入仕做官，成为士大夫的一员，首先从读书应举的“士人”开始。
虽然荫官、征辟也是仕宦的途径，但是在宋人的观念中，最重要的途径，还是“科举入仕”。尤其“科举高第”，最使个人和家族感到荣耀。
士人未第时的学习生涯，“游学”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南宋许棐在《送教上人序》中明确地指出了士人游学的原因：士而游学，免不了苦于资用，困于道途，但是也不过和僧人“托钵苦行”相类似；因此，士不游学，不是闭塞耳目，就是老守家乡之辈。
然而，许棐自己却也说：“画工数笔，术者片言，僧道一经半咒，动得千金……”士人读书，不仅比不上画工、术者、僧道的收入，而且由贫而贱者多，因故有“学圣贤难”的感叹。
即便游学重费，且有远去乡里之思，北宋士人游学的风气还是十分兴盛。不只因为科举、拜师、求学的需要，还有学者增广见闻、体察世情的意义。
力学不尚功名的大儒胡瑗“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其他知名的士大夫，在未第前离乡就学的例子也不少，即使没有远游外州，至少也是离家寄居他处，过着和同侪勉力从学的日子。
胡瑗雕像
太宗宰相吕蒙正，年少时“(父亲)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沦踬窘乏”，因故“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
由此可见，吕蒙正未第前求学的生活，并不宽裕。像这样贫穷的游士，在北宋其实并不少见。
例如张咏，“少任气，不拘小节，虽贫贱客游，未尝下人……”；范仲淹，“二岁而孤……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迺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陆佃，“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蹑屩从师，不远千里。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
虽贫不改向学之志，游学四方者固有之！
即使家世殷富，也有别离妻子游学在外的，比如苏洵。儿子苏轼才十岁，苏洵即“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苏轼）以书。”由妻子负担家计和教养的责任。
北宋士大夫家族，常常有聚书延师，或是自己教育子弟的情况，像是韩琦、苏颂、朱长文藏书万卷，名宦吕蒙正、吕夷简家族设有私塾，目的都是希望子孙能读书应举，维持家世于不坠。
然而，即便有的士人家庭本身具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大多时候，家长也把子弟送到有学问的儒者或亲戚家里寄居，方便就学。
苏轼画像
至于士人既长自行游学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尤其父祖没有官位的士人更是如此。
何薳的姻亲徐建常，其父务农，后以卖药为生；到了徐建常这一代才转而读书应举，但由于家里缺乏读书的环境，所以把徐建常送往姐夫家从学。
其他士人家庭背景虽然不甚明了，可能出身官宦家庭，送子弟出外游学的也很多，例如王得臣兄弟自小就跟着伯父，到京城拜于里人门下就学，游学十年，方才登第；孙觉也是“未第时，家高邮，与士大夫讲学于郊外别墅”，本来只在家乡读书，但是后来又“甫冠，从胡瑗受学”。
即使是家学渊源如邵雍之子邵伯温，未第前，也是寄居家乡洛阳邻近的寺院，与士人十余人讲学以待试；天资极高如杨亿——十一岁即蒙太宗诏试，下笔立成，太宗称其“不由师训”的天才——年纪渐长，也必须“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甚至出身贵戚、吴越王钱俶的曾外孙张尧封，也曾经游学南京，后并从学山东孙复。
可见，即使家世显贵，也常须离乡就学。
苏轼雕像
不论是否出身官宦家庭，或贫或富，士人去乡游学的风气之所以如此兴盛，究其原因，应和下列因素有关：
首先，不但士人未登第时，有拜师学举业的需要，登第得官以后，也有继续自学或从学名儒，往来交游，切磋学问的好学之士。
例如王铚说他的父亲与各有专精之名儒从学不倦，因而学问广博；苏轼登第后，也曾经前往京兆府读书，他说自己——“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道出了士大夫登第之后，中途解官求学的心境。
其次，朝廷所在的汴京、开封府，不但设有太学和府学，而且太学、国子监生应试有优待，造成四方士人或者长期寄居开封，以取得本贯户籍应试，甚者行贿冒籍、买国子监与太学学籍应试。
朝廷虽屡次下诏禁止，但问题仍然无法有效改善。
最后，各州举人到京省试，不仅路途遥远，贫士难以负担旅费；而且京城拜师从学、兼差赚钱的机会较多，因此举子僦居京城待试者，自唐以来即相当普遍。
下第举子不但暂留京城或邻近州县温书，贫士还可以教书、佣书等收入维生；也因此，汴京城不但是政治中心，也是四方游士的聚集之地。
士人游学，本来是为了学习而奔走四方，其中也有不少士人由儒转业。例如“许叔微累举不第，寄迹浙右村落中，合药施人……”；“有一士人尽掊其家所有，约百余千，买书将以入京……”由此可见，由士转业，或兼营医、商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医学家许叔微蜡像
当官以后，离乡“游宦”，甚至千里“远宦”的情况也不少
北宋士大夫不但未第前游学四方者相当多，当官以后，因为派任州县、降黜、养疾，以及外任官回避本籍、三年一徙制度等等因素，离乡游宦的时间很长，甚者千里远宦的情况也不少。
游学和游宦，不但使得士大夫往来迁徙于各州县城市的机会频繁，因为外任地方，全家连带徙居者也不少。
北宋官吏的铨选，无论科举或荫官，士大夫初任官职，很多是从担任州县幕职或知县开始。
像是寇准，“年十九，苏易简状元下及第，知巴东县……”；萧服，“第进士，调望江令……”；元绛，“再举登第，调江宁推官，摄上元令……”；张载，“举进士，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等等不枚胜举。
再就荫官制度而言，宰相荫官，自太宗吕蒙正开始，子弟初仕不过是九品京官；贵胄权要子弟，荫官初始多半也授寺监及开封府属官。
如真宗宰相苏易简之孙苏舜钦，“父耆⋯⋯初以父任补太庙斋郎，调荥阳县尉……”也是从担任县之贰官开始。
苏舜钦雕像
北宋士大夫初任官职，无论荫官或科第，担任州县地方官员职务的人很多，但是一般来说，人人多愿意派任近畿或较发达的州县。川峡、两广、荆湖、福建等偏远地区，宋人多以为“远宦”而不乐为之。
因此，北宋初年，由于远地缺官，广南、川峡、荆湖等地区，在仁宗景佑以前，一度以犯赃罪官员充任。
即使后来员多缺少的情形日益严重，借机规避的官员仍然不少，使得朝廷不得不禁止官员以亲老、荐举、父母未葬等名义规避远宦。
除此之外，朝廷还给予远地官员升迁、俸禄上的优惠，如仁宗景佑四年诏曰：“……烟瘴之地，请自今所差京官使臣并二年一替，至岁满从本司保明，与迁一官，从之。”
然而，即便后来官多缺少的情况日益加剧，宁愿选择条件较佳地区任官的士大夫，还是远超过愿意远宦的官员，使得神宗熙宁九年不得不再次下诏，以强制和升迁优待的方式，派遣官员外任广南。
总结说来，北宋士大夫因为初仕、改官、引次、待阙、任期、贬谪以及养病、丁忧诸因素，时常必须在京城与各个州县之间往来迁徙。
苏轼画像
北宋士大夫一生经历游学、游宦、甚至远宦，不但未登第前贫穷的士人有之，即使做官以后，家境没有改善、贫困的官员也不少。所以北宋末王得臣说：“仕非为贫，有时为贫，今不然，为贫者多也。”
做官的人不一定富有，况且有些官员还必需周济家族，朱彧自己就说：“尽以月俸颁昆弟宗族，终身不自吝一钱……晩年迁谪，族人失俸，大有狼狈者……”只依赖官俸维生，士大夫家族也有窘迫不继者。
既然当官以后，官员的身份不能保障生活无虞，那么即使辛苦地频繁转任于州县之间，也有官员宁愿老死官场。
贫穷的官员致仕，全家生计都会受到影响，而来自亲戚的压力，也会让官员即便年老、疾病，也不愿意罢官求退，就算官多缺少，官员待阙有至六七年者，也不愿意致仕。
士大夫因为游宦而奔走四方，不论是基于生计、荣禄、还是个人抱负等等的理由，久之大多都会产生倦怠官场的感触。
对他们来说，从初仕到致仕，从游学到游宦、甚至远宦四方，不但成了北宋士大夫普遍的经历，思乡、怀友、慕亲、望阙、眷恋未仕前的清闲生活，也成为他们行于诗篇的心声写照。
閱讀更多 玲瓏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