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诗刊》原编辑、著名诗人孙文涛老师授权委托，本号将独家陆续推出孙文涛先生的访谈录和随笔录。敬请诗友们关注！

孙文涛（1952——），吉林长春人，著有诗集《野蔷薇》《风雪黄昏》，文学访谈录《大地访诗人》《大地访诗人续集》，散文随笔集《京华遇诗人》《大地谈诗》《北部边疆漫游散记》，散文诗集《摘自笔记原想扔掉的片断》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聘任作家、《诗刊》》编辑。

大地遇诗人之一：昌耀

孙文涛

20年前我认识昌耀时他是个编辑，叫王昌耀，后来很久才知他是国内诗界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独特青海的著名诗人，历经前半生坎坷。但我1980向他投稿时并不知晓这许多。我只是向一家远在西北的、喜欢发有思想性诗作的刊物投稿，由此有幸结识，及后来了解到他。应该说我是从一位编辑的角度认识他的。

初得见面已是1994年冬天，那是我去新疆有事务，作为一个商业游客路过西宁的，所以，在这样的境况下拜见昌耀先生，心里竟觉得有些不伦不类的愧疚（这得从我们的笔识岁月谈起），当我电话这头告诉他，我住在西宁一家高档的宾馆里，昌耀先生略示惊讶：“多贵呀。”初听他的声音（第一次和他通话，并约见），声音里感觉他很朴实，很诚恳，而我接受了这几年“商品化”的一些观念。（真真是赧颜！）

昌耀

当年，我做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工人作者，曾因莫可辨白的某些缘由，据说不能刊出诗作，而从东北冒昧写信给遥远的青海的《青海湖》编辑部，（那时人们还很少旅行，觉得去青海很遥远）署名是“诗歌组编辑收”，在那封信中我写道“手携孤女，心中烽火，仰天长叹”，诉说了我丧妻后人生、创作道路的种种障碍。回信10天后就来了，真真是一封“鸿雁”——快得像是从北京飞来的信笺！字迹极有修炼，令人一望而知是深谙文化的上一代文人所落手笔：“大作发表下期，望勿虑，昌耀。”大约是如上句，当时我一阵眼热，激动得半天喘不过气来。从此，昌耀先生的名字常令我联想西北晶莹湖泊，并在心里闪亮，投稿多年，得到过不少知其名、或陌生不知其名的编辑的帮助，但确也很少碰见这么深具同情心、认真、严谨而负责的编辑。我所以选择了《青海湖》，前溯还有一小段插曲，这个刊物曾从一个民办油印刊物上选发过我一首短诗，但那时和其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知谁在那里当编辑，也没想到过应注意（真是抱歉）——但我至今仍怀恋昨日很“纯洁”的莽撞与勇敢。

来一趟西北不易，而宾馆里又没什么可买，选了两条“大重久”烟送他，他说什么坚决谢辞，最后看我很尴尬，才勉强留下一条，说自己不会吸，实在要留下也是留给来访作者吸。不知为什么昌耀先生和我心中形象反差太大，诗人？诗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国外的诗人读多了，印象里他们个个都充满性格，光芒四射，独行特立，甚至倜傥与不驯。可眼前的昌耀先生却截然相反，他实在太普通，像个最平凡老实的西北平民，顶多是一般干部，走在街上，怕一万个人里也难得有一个辨出他是诗人啊。他戴一顶粗布的短檐帽（大约能表明一些艺术之与众不同了），借住在作家协会或是美术家协会所属的一套居民楼内，一切好象都还是“临时的”（门外是大众摄影部），用简陋的杯子插电煮一种茶叫“茯茶”（这种茶在西北最便宜），很浓的碱味，招待我喝，并写给我这种茶的音念伏，产在湖南一带。他在我的询问下略讲述了一点他的简历，好象是我谈到前二年刚去过湘西的桃源县，他说他的家乡故里就在那儿呀，他16岁出家远行，去当兵，去朝鲜，回来后又主动要求到大西北支边——没想到一去就是整个一生，在西北当了右派，一改造就是多年。我们谈到湟水河——我在火车窗中曾兴奋地望着它像一条细线流过极耸峻的大岭之间——他说当年就在河畔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曾有同伴因完不成劳动定额，被惩罚带脚镣磨出一路鲜血，每日任务是脱五百块坯。他如今人近老年却离了婚。（我猜想他和我所了解的另一位东北“右派”诗人一样类似经历——当年年轻，又很难找到对象，只好和一个勉强过得来又愿跟他遭罪的结婚，这一勉强下来就是大半辈子，现在想要解决好，又很难——请先生原谅我这种不礼貌的臆测私生活。我是在回想一段历史。）我谈到他生活“很艰苦”，他不无幽默，他居然还保留着我历年春节赠送的几张贺年卡（仍葆有诗人那么多的生活情趣），很快找出来，给我看，令我汗颜——其实我是没有先师们这么多诚挚地坚守友谊和真情的珍贵品格的。（我这一代少年时经历的震荡、毁坏太多，看见什么就联想到它毁坏时什么样子，好象没有养成保留任何珍物的好习惯。）

昌耀先生的诗，他诗中似乎对建筑的美很崇尚，我猜他更喜欢西洋油画、雕塑的缘故，50年代成长的诗人应该更有苏俄诗歌痕迹的，但他的诗里却似乎有维尔哈仑那种“意向派”的味道。也许是由于文本或隔代的关系，我对先生的诗读得不够细致，因而没能从中得益于多少（真是憾事）。依我看来，他诗的主旨精神常是一种自然雄浑苍凉渺远，命运的遗弃，苦难，无穷尽期的苦难。

昌耀先生请我上街角去吃捞面。这种面大碗的，几块钱一碗，汤汁也很多，西宁的麦子味十足的面条。我猜他经济十分拮据，因为前一阵他为出一本诗集，在报刊上发一则勇敢的“诗人广告”——在商品潮喧嚣声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他敢于顶撞诗人被空前的冷落的局面。我觉得像他这样曾在80年代中年诗人中重新又“走红”且深资历的诗人、有影响的作家，还能这样保持率直、莽撞的勇气，很不容易（客观上也为青年们呼吁了），另也体会到写诗一生的窘况，我对他了解不多，我猜想他的成功，主要来源于他的执著，还有对才华不甘自我沦落的埋没。他给我看了他厚厚的一叠书稿，自己设计的封面，插扉页的小幅图，真的很有艺术造诣和眼光，他现在是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后来转年诗稿出版，诗集命名《命运之书》，我因了解一些他在此前经历及此书出版的不易，也很有些沧桑之感。）

以后多年我一直未再给《青海湖》寄稿，主要是我不忍继续叨扰；要替编辑着想，脸皮还是薄一些好。（别因了编辑偶然的青睐，就猛冲猛打，因为，刊物是大家的，是青年们的），但我常读《青海湖》，并每觉亲切。也许这就够了。

我们聊了些别的，但几乎没谈一句关于诗的艺术。（我见过一些别的令我尊重的老诗人，他们也几乎从来不谈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深沉？连我也找不见很确切的答案。大概，是一种当代特有含蓄吧？）（我猜还有艺术歧见太多，为避免引发争议、非议、是非，这会更好地保持文人间的温和与友谊；还有，前些年太多的运动把人整怕了，不愿轻言开口。）虽然没谈深，但我们之间交流了一种很亲切、很率真的情感。他看来高兴看见我，而我高兴来西宁，能有幸终于拜见他。

论起师生情谊，其实我只在80年代初至中期，和他断续通过二三封短信，主要是为了搞稿的事，我们之间算一种很正常的“编读来往”吧。当过知青，年历三十再写诗（正好弄反了，应该二十来岁写呀），已不愿再为“一首诗折腰”，所以，给编辑写的恭维话，一般都比较有分寸，另，我也一直认为，还是努力写精写好，让作品去说话才是创作者的正路。作者不去认真写稿，却花不少精力时间和编辑“套关系”，算不上正经“师生情份”，只能算歪门邪道（玷污文学）。昌耀先生值得我尊重，最深印象是他对待陌生、无名的作者均很“有礼”，绝无一丝傲慢。大概，我只是他当编辑帮助过的无数青年之一吧。他对来访的作者（因为你是作者）一概很热情，但我感觉他对在他管版面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人，希望来访与回报，却处之极淡；也许他蔑视这种当今流行版的“人情”。我隐约在他身上汲取到了一种上代文人的“风骨”和一个好编辑的清廉与刚正。（除去对作者的负责，还应有对文学事业的清醒认识。）

再见了，我忽然发现，我几乎完全不了解作为诗人的昌耀先生，虽然我们已在一起呆了半日，也很难了解他——他好像是个谜，和出青海的孤骑一样，唱着陌生的歌，沿着铁轨和大山的荒陌缝隙走去，一袭布衣草屐……（像哪幅画上的）怎么会是这样呢？是青海就该“出产”这样的诗人么？（将来后边的青年一代呢？）愿上帝祝福他吧！

青海青，草滩黄……

青海查看地图，才确知是两河之源（长江、黄河）都在此，神秘的唐古拉山，昆仑山雪峰永远遮着神秘的面纱耸立在西宁城外远方——像青海的诗人一样。

（至今，我仅保存有一张昌耀先生在北京赠给我的独特彩色名片，后来1996年冬我们又在京西宾馆见过匆匆一面，他的职务有几个小字

我曾当过他的作者，在这样的编辑面前我永是个汗颜涔涔的小作者。我觉得很多人了解他做为诗人的形象，但却很少人知道他同时也是默默耕耘、为后进推举铺路的好编辑。——我真有幸！我也想说，青年作者们，去努力寻找到赏识你的编辑吧，别灰心，一定会的！我也祝福《青海湖》这本两次刊过我诗歌的杂志。（发诗一次不容易，发诗两次当铭终生，作为一名作者，也许应当永久这样怀有感恩知遇之情吧。）

我的心掠过寂寥已久的冬野，

又碰上那一束闪耀的目光！

（拙诗《春天与小站》中句，原作刊于1980年昌耀先生作诗歌责编的《青海湖》诗页，以纪念。）

（1995年）

补记：

2000年早春3月的长春，急雪飞飞，忽从家中报箱所订《文艺报》读到昌耀先生讣告及怀念文章，心头忽一沉象窗外天空阴霾密布！他和诗人徐迟一样在得知自己身罹绝症并不能治愈后毅然决然坠楼结束生命。来得苦难、艰辛、轰烈，去得气魄凛然。据临终采访中说，他死前很穷，仅有两三万块积攒已决定不再治病，而是遗嘱留给数个子女读大学，令人眼热！凭心说昌耀一生过得是值的，特别是后半生近20年恢复、并获取了他应得的至高的诗人的荣誉，在读者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死可堪慰。想起昌耀（也许他对我印象并不特别深）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冒着雪走到邮局向青海省作协发了封唁电，表达我对一个师长、诗人（又是心底永远的师友）一生清白和遽然离去的痛切感怀，记得电文中有个句子“刻苦意志，布道精神”，不知为什么，我脑中总浮现出一个荒原上瘦瘦的背负沉重的灰黑十字架的“耶稣”形象来……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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