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萬里長城是大一統的產物，沒有統一政權的建立自然也就沒有超過萬里的王朝政權的邊疆，也就沒有修建萬里長城防禦漫長邊疆的需要。所以，我們說萬里長城產生於大一統，服務於大一統。
從中國古代史來看，從部族到諸侯，從諸侯到天下一統，社會形態始終在不斷地分裂與統一的過程中交替進行。統一是中國歷史上有實力政權的強烈追求，也是中國人歷來具有的獨特心理意識。這一點與古代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始終是穩定性很強的農耕經濟有關。相比之下，同時期的古代歐洲的農耕經濟則不夠發達。因此，中華民族對統一的訴求，遠比世界其他民族要強烈得多。
統一需要實力，修建長城同樣需要實力。修建長城雖然是為隔絕矛盾和衝突，但只有力量強大到一定程度的政權，才有修建長城的實力。中國歷史上影響大的秦長城、漢長城、隋長城、明長城，都是在實現長城以內農耕地區的統一之後所修建。即使是北魏長城、北齊長城、金長城，也是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統一中國北方，成為北方農耕地區的統治者之後所修建。
中國秦漢長城修建和使用的同時期，歐洲也修建了長城。在古代文明開啟之初，歐亞大陸東西方有著非常相似的特點。歐亞大陸上的幾個強大帝國的疆域，由原來只在各自所在區域的大河流域內活動而向外擴張，形成了秦漢、羅馬、安息、貴霜等強大的帝國。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提出：“到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漢帝國一起，連成了一條從蘇格蘭高地到中國海、橫貫歐亞大陸的文明地帶。”
羅馬帝國與秦漢王朝同樣處於相對統一的政權強大時期，不約而同地採用修建長城的方式，來加強邊疆地區防禦。2世紀古羅馬的邊界防禦設施——羅馬邊牆（Roman Lines），屬於與中國長城相同性質的軍事防禦工程。羅馬邊牆全長超過5000千米，從英國北部的大西洋海岸開始，貫穿歐洲黑海，延伸至紅海和整個北非大西洋沿岸。
羅馬帝國對外省份的統治，主要是通過地方軍閥家族以及那些表示臣服的當地政治勢力來實現。這一點與中國王朝對疆域內的地方政權，實行郡縣制的管理不一樣。羅馬統治者對外省失去統治力時，外省的實權擁有者便紛紛獨立，發展成眾多的獨立國家。羅馬帝國依靠軍事征服保障下的法律對地方進行管理，缺少中國文化中對統一的追求和行之有效的郡縣等政治制度。所以，隨著羅馬帝國的軍事解體，政治的統一也就不復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處於分裂狀態的歐洲，自然不再有修建長城的需要。而不斷在發展中追求統一的中國王朝，則在實行較大範圍內的統一之後，有繼續修建和使用長城的需要，中華文明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傳承和發展。
世界史上還有一些國家也修建了長城類防禦工程，包括羅馬邊牆在內的這些線性軍事防禦體，但其規模、質量、功能和系統性均無法與中國長城相比。這主要是因為，中國長城是在幾千年不斷修築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的。其他國家的長城類防禦工程，只在很短的一個特定時期有用，隨之就廢棄了。沒有經歷這樣的發展歷程，其成熟度和系統性自然無法與中國長城相比。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是從古至今多民族在共同的地理疆域，經歷共同的歷史進程，留下共同記憶的過程。毫無疑問，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複合型的民族，期間誰也離不開誰。中國古代長城內外的各民族，也同樣是誰也離不開誰。長城內的民族如果能離開長城外的民族，就不會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和物力修建長城。長城外的民族如果能離開長城內的民族，也就不會不斷地尋求南下從而引起雙方衝突了。
正因為誰也離不開誰，才需要在彼此的交往中構建起有效的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城是為不打仗而修建。有了長城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戰爭，儘量減少長城內外因戰爭而承受的損失。中國曆代長城打過仗的地方並不多，即便是打過仗的地方，絕大部分時間也是不打仗的。
從形式上說長城似乎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有一條有形的建築實體作為防禦線將農耕地區與遊牧社會分割開來。實際上長城還有其開放性的一面，這就是長城內外的聯繫。長城作為防禦體系，對內的開放性反映在要與周圍環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後方構成聯繫。長城防禦體系對外的開放性，通過千萬座聯通長城內外的關隘，將農耕和遊牧地區緊密地聯繫起來。發生在長城關隘、城堡的歷史事件，反映出中國歷史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諸要素。
今天，中國長城作為文化遺產以歷史悠久，工程浩大，氣勢磅礴而著稱於世。長城重要節點、段落相繼被國務院及省、市、自治區政府公佈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依法實施保護。特別是上世紀改革開放以來，長城作為人類文化遺產，強大的旅遊經濟功能日益彰顯。長城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國內外千千萬萬遊客心中嚮往的觀光勝地，成為國內外著名的旅遊熱線。 （中國長城史稿三）
中國文物報 2016年2月2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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