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歲的孔子，已過知天命之際，卻仍然心懷理想，帶著一眾學生周遊列國，大致走了魯國、衛國、、宋國、齊國、鄭國、晉國、陳國、蔡國、楚國等地，其實按如今的地圖來看，基本就在河南省境內。孔子周遊列國是期望能夠廣為傳播他的仁政思想，以期穩定亂世。
然而，孔子卻沒能進得了秦國，從而沒能向當時的秦國君主宣揚自己仁政、愛民的思想。這是歷史的機緣巧合讓孔子和秦國彼此錯過？還是孔子不願意去秦國，還是說當時的秦國不願意孔子來？
從秦國重用商鞅的過程來看，據說當時商鞅先向秦孝公宣講帝道，也就是黃老一派的道家思想，孝公聽得直打盹，還責備了商鞅；繼而商鞅又向秦孝公宣講王道，是周朝先祖的治國思想，強調禮樂文化，孝公也不以為然；而當商鞅向孝公講述霸道思想，也就是純正的法家思想，強調法律，依法治國，用嚴酷的刑罰懲治人性中的惡，談富國強兵之策，秦孝公聽後大喜，兩人暢談幾日毫無倦意。可見，在這一時期，秦國就已經選擇了法家的治國思想。同時，法家思想其實是將統治者的意志律令化，體現了對統治者意志的尊崇，因此，收到秦孝公認可也不無道理。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槍桿子裡出政權”，這是我們偉大的開國領袖的遠見卓識。春秋戰國時，禮樂崩壞，諸侯割據，戰亂頻發，底層人民過著水生火熱的日子。如何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的穩定的政權，是當時有雄心、有謀略的君主們都期望的。商鞅向秦孝公推薦三種思想，秦孝公選擇了適合在戰亂年代推行的法家思想。賈誼在《過秦論》中說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可見，秦孝公選擇強調富國強兵、謀取霸業的法家思想既是符合當時的時代需要，也是符合秦孝公的霸業雄心的。
我們再從儒家思想的角度看看，儒家思想為什麼就不適合當時的秦國。儒家提倡“德治”和“禮治”。儒家的“德治”主張以道德感化教育人，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我們都知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人的道德教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併發揮作用的。儒家的“禮治”思想強調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認為國家的治理與穩定，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取決於禮樂是否完備。這種能深入人心的禮樂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制度的規定、道德的教化、君王的表率等各方面的作用。可見，儒家的仁政思想、德治、禮樂制度更適合於穩定時期的長久統治。
在當時，孔子提倡“克己復禮”，恢復的就是周王室的禮樂。然而，春秋戰國時代，周王室的禮樂已經崩壞，各國的君王都在圖謀自己的霸業，秦孝公尤其有雄心，更是不大可能接受這種有悖目標的的思想。同時，無論是這種道德教化，還是建立禮樂制度，對於民眾來講，都應建立在沒有戰亂導致流離失所，社會基本穩定的基礎之上，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家都不穩定，肚子都吃不飽，談何禮儀。可見，儒家的思想難以在當時的社會穩定且長久。
因此，無論是從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內涵來說，還是從時代背景，以及秦國秦孝公個人來講，秦國和孔子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互不選擇，都各有其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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