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生活的地球，其實是一個真實的“病毒星球”，病毒在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發展，雖然人類在很晚的時候才確認了這一點。卡爾·齊默的《病毒星球》一書，就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病毒和人類的互動。當然，病毒這個詞被用來表示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這個意思，僅僅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在更漫長的人類歷程中，我們更常見的詞是“瘟疫”。在中國數千年的漫長文明史中，瘟疫的身影一直若隱若現，併成為推動歷史劇本走向的一個“隱身推手”。如果說，“中國古代文明史就是與疫病鬥爭的歷史”這個說法略顯誇張的話，“瘟疫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化的細節”應該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判斷。
當代最著名的全球史學者威廉·麥克尼爾在他的《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一書中，提出一個新穎大膽的假說：疫病妨礙了中國早期南方文明的發展。南方水土肥沃，自然條件得天獨厚，但華夏文明早期的中心一直在北方，在經歷了極為漫長的時期之後，南方才最終全面融入到中國社會的有機整體。威廉·麥克尼爾就認為，在往南方的征途中，疫病是難以跨越的階梯。當然，這個觀點要找到十足的證據是困難的，但麥克尼爾還是用《史記》裡“江南地卑溼，人早夭”（實際上《史記》的原文是“江南卑溼，丈夫早夭”，這裡還使用譯者的文字）的記錄來佐助自己的論證。不管如何，在後代的歷史文字中，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國人與瘟疫戰鬥的歷程。
1 古代曾爆發過多少次大疫情？平均每隔七年就有一次。
中國古代到底爆發過多少次嚴重的疫情，真實的數據早已被歷史的長河沖刷，無法準確獲知，但浩瀚的典籍也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線索。1940年，國立暨南大學史地系教授陳高傭曾編寫了一部《中國曆代天災人禍表》，對從秦到清兩千多年間以水災和旱災為主的天災以年表的形式做了詳細的統計。昆西大學遠東史教授約斯夫·H·查在此基礎上廣泛查證，又編纂過一個《中國的疫情年表》，雖然還不夠完善，但我們基本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大疫情的基本樣貌。在這個始於公元前243年，終於1911年的年表中，總共記錄的疫情有近290次，平均每七年就有一次。而有中國學者統計，從公元前7世紀到20世紀期間，記錄在案的較大規模的瘟疫有700多次。
古代史籍中，很多關於疫情的描述不夠清晰，我們只能大概地瞭解其規模，很難真正完整準確地評估這些疫情產生的影響。儘管如此，在一些留下了死亡人數的記錄中，我們還是能夠透過泛黃的古書，看到當年令人痛心的往事。我們挑其中一部分數據看一看：公元16年，一場疫情讓大規模入侵南方的胡族死亡“十之六七”。公元312年，瘟疫繼蝗災和饑荒而來，華北、華中成為廢墟，陝西人口只活下來百分之一、二。公元468年，疫病在全國爆發，第二年又繼續在河南、河北、湖北等地爆發，15萬人死亡。公元682年，河南山東疫情，屍骨遍野。公元891年，江蘇、安徽和湖北爆發瘟疫，湖北“十死三四”。1232年，北宋滅亡前夕的河南爆發疫情，50天內死亡90萬人。1308年浙江疫情，2.6萬人死亡。1358年，山西、河北疫情，20萬人死亡。1408年，江西、四川、福建，近8萬人死亡。兩年後一疫情又在福建爆發，一萬五千戶家庭消失。1853年，河南疫情，1萬人死亡......19世紀中後期，爆發於雲南的鼠疫，傳播至全國各地，並最終通過廣東和香港傳播到世界，其死亡率達到60%。
2 那些在十字路口，被疫情改寫了走向的歷史
我們經常會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和流感之間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西班牙流感提前終結了一戰，甚至扭轉了勝利者的歸屬。雖然被稱為西班牙流感，但它很有可能起源於美國，並隨著美國軍營傳遍全國，進而通過美軍進入歐洲，隨後蔓延到全世界。西班牙流感的死亡率高達2.5%-5%，是全球有史以來最恐怖的流感之一。而且這場流感死亡率最高的是年輕人，這正是支撐戰爭的主力，戰爭在流感的肆虐下反而偃旗息鼓，德軍精心策劃的“最後一擊”，因為一般士兵的感染而化為泡影。據說，當時全球18億人中，可能有超過三分之二被感染，而死亡人數則在2500萬-4500萬。這超過了整個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後者的數字是1600萬。
赤壁戰場
因為疫情被改寫的歷史在中國古代也屢見不鮮。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在中國家喻戶曉，這是三國時期的“三大戰役”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役之一。我們都非常熟悉這場戰役的結局，孫劉聯軍最後以火攻大破曹軍，曹操北迴，孫、劉各自奪去荊州的一部分，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但在正史《三國志·曹操傳》的記載裡，我們還能看到一個被記載的細節：“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真正迫使曹操退兵的直接原因，並非是小說和戲曲中的種種戲劇化的神奇故事，而是軍隊中爆發的疫情。
而明朝的滅亡，鼠疫可能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1643年，京師大疫。《明史》載：“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東疫。”《明通鑑》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明崇禎實錄》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因疫病死者之多，以至於北京城的各大城門都被出城的棺材堵塞了去路。再後來，不少家庭全家死亡，屍體無人收斂。這一年正月，李自成的軍隊席捲半個中國。而北京城中，瘟疫之初有2.7萬匹戰馬，但到了1644年李自成破城之前，北京軍隊中能夠作戰的馬匹僅剩下了1000匹。北京城的士兵更是由10萬變成了5萬，倖存的士兵也因為身體虛弱而在事實上失去了戰鬥力，文獻記載他們“衣裝狼狽，等於乞兒”。我們不能將明朝的滅亡全部算到瘟疫的頭上，但我們也確實應該承認，這場瘟疫是明朝滅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3 疫病的影響貫穿於中國文化，影響至今
在歷史上，疫病對於中國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延續至今的文化記憶裡，我們依舊可以看到疫病的影子。
其中影響最深遠的一項，當屬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節日之一的春節。《呂氏春秋》就記載在季冬時要“命有司大儺”，儺就是驅除災疫的祭祀，主要是為了驅逐疫癘之鬼。古人很早就認識到疫病的危害，《周禮》說：“四時皆有癘疾”，《左傳》記載“天有菑癘”，《素問》載“厲大至，民善暴死”，都是對於疫病危害的總結。王充《論衡》中也提到，鬼魅作祟，因而產生瘟疫，應當驅鬼或祈神祛除。儺的儀式，正表達了人們抗擊疫病的美好願望。西晉周處所編的《風土記》一書中開始出現了“除夕”這個名詞，指的就是農曆一年中最後一個夜晚。這一夜，會燃放爆竹，目的就是“辟邪驅鬼”。
除夕的儺儀，在後代一直得到保留。《後漢書·禮儀·大儺》記載了當時的儀式：方相氏領舞，頭戴四個金色眼睛的假面，穿黑色上衣，系紅色圍裙，手掌蒙熊皮，一手執長戈，一手執盾牌。用長戈向四方衝擊，喊聲震地。宋代的《東京夢華錄》記載除夕這一天，“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槍龍旗。”而且儀式隊伍“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灣，謂之埋祟而罷。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
大年初一也需要祛除疫鬼。南北朝時期《荊楚歲時記》記載“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闢山臊惡鬼。”大年初一這一天雞鳴時分，家家戶戶都會早早起床，在庭前點燃爆竹，主要就是為了辟邪山臊惡鬼。什麼是“山臊惡鬼”呢？據其所引用的漢代《神異經》所記載的傳說，在西方大山中，有一種只有一個腳、身高尺餘的怪物，人要是遇到它，就會寒熱不調，容易生病，這個怪物就叫“山臊”。這種鬼最怕的就是竹子在火裡燃燒時噼噼啪啪的聲音。元代陳元靚《歲時廣記·祭瘟神》說，在宋元時代，元旦日四鼓時各家都要祭祀瘟神，以保一年之平安。可以說，除夕和初一的習俗裡，保留著古人驅逐疫病的原始記憶。
端午節的一些習俗也很可能與瘟疫有關。據宋代吳自牧《夢梁錄》和陳元靚《歲時廣記》所載，端午日午時，切菖蒲以泛酒中，飲之可闢瘟疫之氣，故日蒲節。《帝京歲時紀勝》日：“五月五日細切蒲根，拌以雄黃曝以浸酒，飲餘則塗抹兒童面頰、耳鼻、並揮灑床間帳，以避毒蟲。”古代有很長一段時間，在五月五日祭祀瘟神。
4 中國最不受歡迎的神仙：古代的瘟神信仰
毛澤東的《送瘟神》詩中寫到，“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請問瘟神，你要到哪裡去呢？人們已焚化紙船，點燃蠟燭，火光照耀天際，用這些來送走瘟神，表達了對瘟神的蔑視和嘲笑，表現了勝利的自豪和喜悅。在中國古代，長期存在著瘟神的信仰。
最早人們認為一些怪獸可能導致瘟疫，《山海經》卷五《中山經·中次四經》，對於瘟疫的描繪有著傳奇色彩：“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 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再後來人們認為疫病來自於疫鬼，至於疫鬼，《漢舊儀》提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可見它是顓頊帝的大兒子。對於疫鬼，古人是採取逐除的方式，體現的是古人與疾病鬥爭的意志。漢朝起，開始出現瘟神與瘟鬼並存的看法，東漢時的《五瘟傷寒》一書，認為瘟鬼是施瘟者，同時還有對付瘟鬼的正神。瘟神在後代成為民眾祭祀的對象。從鬼而神，這或許可以理解為人與疾病的某種妥協，或者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種願望。即使是在科技進步的今天，完全消滅那些給人類帶來疾病的病毒和微生物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期待微生物與人類長期和諧相處。
現在通行的瘟神的傳說故事寄託在隋代，但成型可能是宋元時期。《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載，隋文帝開皇十一年(596年)六月，有五力士現於空中，距地三五丈，身披五色袍，各執一物。帝問太史張居仁此為何神，主何災福？答曰：此為五方力士，在天為五鬼，在地為五瘟。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鍾仁貴，總管中瘟史文業。現天降災疾，無法逃避。是歲果有瘟疫，國人病死者甚眾。後來隋文帝就對這五位神靈建立了祠廟，進行了冊封。這五位神靈的名字，明代小說《封神演義》中有不同的描述，分別是主掌瘟癀吳天大帝呂嶽，東方行瘟使者周信，西方行瘟使者朱天麟，南方行瘟使者李奇；北方行瘟使者楊文輝。隨著小說的廣泛流行，也對民間信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有學者研究發現，南宋時構建的天庭甚至專門設置了職掌瘟疫施放的正規部門——瘟部，之前出現的各種司職人員，還有瘟鬼、疫鬼統屬歸瘟部管理。瘟部“全如官府”，集行瘟、防瘟、除瘟功能三位一體，替天行道，懲惡揚善。在明清時期，除了五路瘟神，有些地方還有瘟神太子菩薩等其他瘟神。
祭祀瘟神的儀式與其他神仙不同，核心在一個“送”字。宋代《雞肋編》中詳細記錄了“送瘟神”的過程：“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赭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為佛事之類為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把瘟神送到輕木製成，裝飾五種顏色的大船上，人民把自己的姓名年歲等信息，以及家人所做的佛事清單，寫在紙上一併放到船裡，任由大船隨江水漂浮，寓意把瘟神送走。在明清時期，全國各地送瘟神的儀式各不相同，大部分是做瘟船，這種船有的是木頭，有的是蘆葦，但最多的是紙做的，儀式的最後要把紙船燒成灰，可能是要表達徹底送別瘟神的決心。送瘟神的時間各地也有不同，但以端午節這天最多，甚至有一些地方，直接將端午龍舟視為送瘟船的。也有在三月、四月、五月十七、五月十八等其他時間送瘟的。總之，全國各地的送瘟方式大致接近，但各有風格。
5 中國古人的“抗疫”實踐
記錄文獻上發生在我國的瘟疫種類繁多，包括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病、麻風病、瘧疾、吸血蟲病等。古人一般把傳染病都叫疫，烈性傳染的則是瘟，流行病、傳染病統稱為瘟疫。在和瘟疫抗爭和共存的歲月中，古人雖然有一定的侷限，但積累了非常多的對治經驗。
醫學上的經驗總結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傷寒雜病論》和《瘟疫論》。東漢末年，醫聖張仲景完成了《傷寒雜病論》，傷寒實際上就包括了瘟疫。明朝末年，江蘇醫學家吳又可深入疫情嚴重地區，救死扶傷之外，總結研究瘟疫的感染途徑、傳播方式、臨床表現、治療方法，撰寫了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急性傳染病專著《瘟疫論》。他提出疫病病因是天地間存在的一種特別的“戾氣”，這是一種人眼看不到的物質，可以通過口鼻而入。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見，具有現代傳染病學的初步認識。清代醫學家吳瑭有多位家人死於溫病，他發奮讀書，精研醫學，受到吳又可、葉天士影響，完成了《溫病條例》一書，不僅對溫病深入剖析，還留下很多方劑，對中國醫學發展有很重要的貢獻。
在古代瘟疫流行的時期，政府往往派出醫生為民眾治療，派政府人員分發藥物。例如漢代建寧四年（171）三月大疫，命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建武十四年大疫，太守鍾離意親自接濟醫藥。再如宋代初年大疫，宋太宗將《太平聖惠方》發佈各地，並由太醫署安排良醫在首都救治病人。民間也往往有醫生主動懸壺濟世。魏晉南北朝時期，醫僧聚集的寺院，在遇到瘟疫流行之時，也起到保民救難的重要作用。竺法曠、訶羅竭等高僧，都本著慈悲精神，深入一線進行救治。
疫病流行時，對於死者的遺體要妥善處理，以防止更大範圍的傳播。漢代時，政府會向部分死者家庭提供安葬補貼，鼓勵及時安葬。宋代，中國出現了“漏澤園”這種特殊公益組織形式，由政府補貼資金，寺院出地並安排人員管理，將無主的屍體進行掩埋，形成了長期的制度。
古人還意識到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衛生條件有助於預防瘟疫，端午飲雄黃酒，沐浴和掛艾葉等習俗，主要就是為了殺菌抑菌。
隔離是自古以來對抗傳染病的有效方式。從出土的竹簡看，秦代就已經有了隔離的制度，漢平帝曾下詔：“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騰出一些住宅作為隔離區，集中對病人進行治療，切斷瘟疫的傳染源。唐宋時期，被隔離的傳染病人經常出現無人問津、無人照料的情況。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精神的佛教寺院，設置了專門隔離癘病病人的醫院，叫做癘人坊。史料記載，唐貞觀十七年(643年)，智嚴法師“還歸建業（今南京）依山結草，後到石頭城(今南京市西清涼山)癘人坊住，為其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為。永徽五年(654年)二月，終於癘所。”這位在歷史上沒有多大名氣的智嚴法師，在南京的癘人坊內為病人講解佛法，進行心理治療，同時對病人進行無微不至的生活關懷，長達二十餘年，最終也因感染而圓寂在癘人坊內。這種精神貫通古今，是我們抗疫勝利的偉大精神力量。
6 古代文學中的瘟疫敘述
很多我們熟悉的外國文學名著，故事是圍繞瘟疫展開的。比如古希臘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它的開頭就是講瘟疫流行，按照神的指示，要找到殺害先王的兇手，瘟疫才能平息。這個兇手，其實就是俄狄浦斯王自己，這個故事是非常經典的悲劇。
文學名著《十日談》，背景就是14世紀黑死病席捲歐洲時，佛羅倫薩一群年輕人躲避到偏遠鄉下，每天互相講段子，總共講了100個故事。再比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的小說《鼠疫》，講述的是北非一個叫奧蘭的城市鼠疫突發，以主人公厄裡醫生為代表的一批人抗擊瘟疫的故事。法國作家讓·吉奧諾《屋頂上的輕騎兵》中的主人公是一個流落法國的意大利上校，遇上一場瘟疫流行，在隔離和封堵中寸步難行，甚至只能在房頂躲避追捕。我們熟悉的涉及傳染病的小說還有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創作的長篇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這部小說名字裡霍亂只是大背景，愛情才是小說故事的核心。
瘟疫對整個中國歷史文化都產生過深遠影響，文學也不例外。最有名的例子是東漢末年建安年間瘟疫對文學創作產生的重大影響。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早死外，其餘五人全部死於疫病。曹操的兒子魏文帝曹丕後來回憶說：“昔年疾疫，親故多受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說的就是建安七子中的陳琳、劉楨、徐幹、應瑒，他們四人在河北去世，另外王粲死在了安徽。曹操的另一個兒子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名醫張仲景的親族也是在這場瘟疫中去世了三分之二。這場瘟疫奪走了文壇領袖的生命，也給當時的文士的心理造成極大的壓力，使得他們既有“不朽”的功名思想、及時行樂的心態，也對遊仙產生了更多的興趣。
唐代詩人們也受到瘟疫的影響，不少詩歌描寫瘟疫。詩聖杜甫早年生活在姑母家，他和姑母家的表兄都曾感染了疫病，當時有巫醫說睡在房屋的東南角能夠化解病情，姑母就把這個位置讓給杜甫，把自己的兒子換到其他位置。結果杜甫自己奇蹟般痊癒了，他的表兄卻因為疫病而去世。他自己和妻兒後來還感染過其他傳染病，這些都在他的詩歌中被記錄下來。韓愈《譴瘧鬼》說“醫師加百毒，燻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可以看到當時醫術加巫術的治療方法。有學者專門討論過唐詩中的瘟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中國知網檢索閱讀。
古代文學名著中《水滸傳》和《紅樓夢》都描述到了瘟疫。《水滸傳》整個故事的起源，就是說：“嘉佑三年上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裡城外，軍民無其大半”，之後才引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降臨凡間。不過歷史上其實並沒有這場瘟疫，這是作者施耐庵的文學創作。《紅樓夢》有不少關於疾病的敘述。在120迴文字中，基本上有超過66回涉及疾病和醫藥知識描寫，有近百位出場人物患有各種不同的疾病，涉及病症110餘種，關於醫藥的描述有290多處。在《紅樓夢》中有一段集中描寫了對抗傳染病天花的策略，這是第二十一回：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著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太太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卻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豬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給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裳。外面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和平兒都跟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上面這段文字就涉及到當時對抗傳染病的幾條策略，拜神、用藥、清潔、隔離。
總的來說，瘟疫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瞭解古代的抗疫往事，或許會讓我們對文明有更多的思考。
閱讀更多 bod教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