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元年8月至9月，孫中山北上，在原來清朝的京師如今民國的首都與各方人士會面交談，其中既有同黨同道，也有曾經的敵人對手。這些日程安排緊密的交往，大都在學人的視野之中，有了相應的研究和認識。唯有一個身份特殊的方面，鮮有論及，或雖有簡略提及，情節卻有所錯誤，即與遜清皇室皇族的交往①。在這些交往中，作為被革命推翻而以退位方式下臺的末代王朝的統治者，與革命黨的領袖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交集，這些交集又如何體現了雙方各自的態度，對於民國的發展走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尤其是如何理解革命黨民族主義的排滿和清皇室在政權鼎革之際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值得深究。
一 遜清皇室的歡迎活動
1912年8月24日下午5時40分，孫中山從天津乘火車抵達北京。自1894年6、7月間遊歷京津後，這是他再度踏上國都的土地。只是前次還是清朝的都城，如今已是民國的首都。孫中山此次北上，主要是應總統袁世凱之邀，共商國是。作為讓權退位的南京臨時政府卸任總統，孫中山在北京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
在歡迎的人群中，有著特殊的身影，即幾個月前在內外形勢的逼迫之下不得不退位下臺、終結帝制的遜清皇室。作為曾經的對手，清皇室與孫中山長期處於敵對狀態，可謂你死我活的冤家對頭。所以遜清皇室的歡迎之舉，令外界有所疑慮。《新聞報》就有報道稱：“孫中山到京後，各界奉總統傳諭，不得不竭力歡迎。所有總統府之接待，備極優隆，即外人亦為之驚詫。至於一班皇族，攝於威勢，亦不敢不先後趨蹌。”②
但是，這種迫於形勢隨大流的說法，與實情並不吻合。遜清皇室歡迎孫中山，與北京各界的歡迎活動幾乎同時啟動。孫中山到京次日，《愛國報》就刊登消息：“清太后擬在頤和園歡迎孫中山，聞已派定世續、伊克坦、紹英、溥倫為代表，所有遠支近族清室人員，皆可到會。惟須由皇室領取特別徽章，屆時佩帶入場。”③此舉當然與總統袁世凱的傳諭有關，不過遜清皇室也在主動釋出善意，並敷衍了事。孫中山在京期間，“一切供給，異常精緻，其預備之馬車，系德國新制，旁有克林德廠等洋字，馬車內皆用黃綾，外駕黃韁。或曰系從前預備清太后乘坐，此次特行借用者。雙馬皆白色，俄國產，其行如飛，洵良馬也”④。如此，借用是為了顯示尊崇，符合對於卸任總統的禮儀規格，非此不易找到與身份匹配的車輛；允許則多少體現了隆裕太后的豁達，並藉此表達了對孫中山的敬意。所以北京路透電稱：
孫逸仙君此次遊京，有種種極有興味之事，其一則為前清隆裕太后注意此舉是也。隆裕太后聞孫逸仙君寓於外交部，即謂該處系辦公之地，恐供張不能周到，謂政府如需器用陳設諸品物，可向宮內借用，俾孫君於其住室得以安舒。並以白紙書折交與政府，令將應用各物填入，以便檢交，且言不日擬在內苑宴待孫君及其眷屬，日期則隨孫君之便擇定可也。隆裕太后之禮賢，深為外間稱美，預料此舉可以感動滿人，而得極佳妙之影響。孫君遊京所生美滿之效果，殊難僂指述也⑤。根據各報簡略而且前後有些歧義的報道，可知遜清皇室在頤和園歡迎孫中山的活動，原定於8月27日舉行⑥。為此，前清隆裕太后派世續等人往謁孫中山，預備在頤和園進行佈置，屆時召開大會，大設筵，並選擇內庫珍寶磁玉數件，作為投贈禮物⑦。
世續（1852-1921），字伯軒，索勒豁金氏，隸內務府滿洲正黃旗，實為朝鮮人。光緒元年（1875年）舉人，歷任總管內務府大臣兼工部侍郎，轉吏部尚書兼都統。三十二年（1906年）為軍機大臣。歷轉文華殿大學士，充憲政編查館參預政務大臣。宣統初因病告假。三年（1911年）復起原官，仍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資政院總裁。世續是整個清朝歷史上位列三公的有數之人，在光緒死後主張立長，辛亥贊成清帝遜位，後來又不以復辟為然。此時他是遜清皇室的總管內務府大臣，媒體又稱之為皇室總長，所以隆裕派他領銜負責籌辦歡迎孫中山的事務。
不僅如此，西報還有消息稱：“孫逸仙君來京，歡迎禮節極其榮盛。聞清太后擬星期六在頤和園接見孫君。”⑧星期六為8月31日，此說如果屬實，則在皇室開會歡迎宴請之外，隆裕還準備親自與孫中山會晤。此外，據《申報》8月27日北京專電：“清太后隆裕擬在頤和園接見孫中山時派世續招待，並命陸潤庠隨同宣統謁見。”⑨如此，小皇帝也要在師傅的陪同下會見孫中山。
遜清皇室的歡迎活動，並沒有如期舉行。其原因可能是來自親貴的反彈阻力較大。《文匯報》9月1日北京電訊：“清隆裕太后擬接見孫中山一節，現因滿親貴竭力反對，故已作罷論。”⑩原定8月27日在頤和園舉行的歡迎宴會，應該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未能舉行。輿論對於遜清皇室宴請孫中山不無微詞，《申報》副刊“自由談”刊登“遊戲文章”，擬清太后邀請孫中山宴會：“舊曆七月二十四日，新曆九月五日，前清太后率小犬皇帝，恭備漢滿全席，請民國前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駕臨冷宮，賜教一切。先生不棄孤兒寡婦，惠然肯來，從此聯結情感，消泯嫌疑，則不特敝後與小犬兩人之幸，抑亦我滿洲億萬眾前途之福也。先布區區，恭迓摩話。”（11）
不過，隆裕太后的會見雖然被取消，皇室的歡迎宴會，則只是延期到9月11日，並將地點改為金魚衚衕那桐的故宅。
關於此事，因為各報的報道有些混亂，影響到後人的論著，產生了差異。如《孫中山年譜長編》據9月11日《申報》的報道，記為9月10日，而《黃興年譜長編》據9月19日上海《民立報》，記為9月11日（12）。同樣依據9月19日《民立報》報道的《辛亥革命史事長編》卻記為9月12日（13）。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分歧，主要是由於當時的消息本身前後不一，或是各報的報道彼此歧異，加上有時訊息中使用今日、昨日等詞，與報道或報紙發刊的時間不一致，引用者沒有前後左右加以比較，各取一說。如《神州日報》9月11日的特約路透北京電稱：“今日（初十日）溥倫代表清室在那桐住宅內設宴款待孫中山君。”同樣的電文，9月11日的《時報》“特約路透電”欄也予以刊載，內容基本一致，順序稍有變化。“今日（初十日）前清皇室在那桐住宅內宴待孫中山君，以溥倫為代表。”同日的《民立報》《申報》也刊載了內容相同來源一致的電訊。據此可以判定，各報不約而同地指稱清室歡迎宴請在9月10日舉行，其實是依據同一份來自北京的特約路透專電。
此外，《新聞報》9月19日的報道“清皇室歡迎孫黃”，則將歡迎活動舉行的時間記為9月12日（14）。
綜合考察各種相關記載，9月10日和9月12日說均為誤報誤判，9月10日說的來源為路透電，而9月12日說可能是誤植所致。正確的日期應該是9月11日。依據如下。
其一，各報關於此事的其他直接報道。
《順天時報》9月10日以“清皇族歡迎孫先生”預報：“聞前清倫貝子擬定代表前清皇族，定於明日下午七點，在金魚衚衕那桐宅邀請孫中山開歡迎會，已由孫中山歡諾雲。”這一消息次日起陸續得到各報的證實。《時報》9月13日“譯電”北京專電：“十一日溥倫款孫中山以盛宴。”9月13日《神州日報》“本館特電”載12日北京專電“清室已經歡迎”：“滿清貝子溥倫昨晚宴饗孫中山等，代表清室歡迎。”9月11日《愛國報》第4版則以“孫中山赴會忙”為題報道：“旅京粵省人士，定於十一號（今日）下午三鍾，在南橫街粵東館，開會歡迎孫中山，又是日晚七鍾，前清貝子溥倫代表皇族，在金魚衚衕那琴軒故宅，設宴約請孫先生，開歡迎會。”上述各項消息，均明確指稱清室的歡迎宴請於9月11日舉行。
其二，主要客人黃興、陳其美等人的行蹤。
黃興是清室宴請的主要客人之一，席間又代表孫中山致答詞，其行程對於判斷歡迎宴請的時間至關重要。本來孫中山與黃興應袁世凱之邀，準備同行北上，不料張振武、方維被殺事件發生，孫中山堅持北上，同意黃興緩行。孫中山與袁世凱會晤後，電催黃興北上，以消除北方意見，實現南北統一。黃興顧全大局，於9月5日自上海啟程，途徑煙臺、天津，9月11日才抵達北京。《民立報》北京特派員對此過程進行了連續即時報道，11日午後2時30分發出的電報稱：“今日下午二時，黃克強、陳英士由天津專車入京，抵站時趙署總理、段陸軍長、劉海軍長、各國務員均上車與黃、陳二公握手，略周旋即下車。各界歡迎者甚眾，計外賓議員政界學界各黨會自治界工商界女界慈善會約數千人，均在站行列，脫帽鳴掌，歡聲雷動。黃、陳亦脫帽答禮。”11日午後8時40分發出的電報稱：“黃克強抵行館，用茶點畢，四時半偕陳英士往拜袁總統，寒暄甚洽，即留晚餐。七時，前清皇族於那桐宅中開孫、黃歡迎宴會，清隆裕後即派溥倫代表，並邀各部長陪席。聞黃克強由總統府往拜孫中山後，即偕往那宅。”（15）
既然黃興和陳其美等人9月11日才抵達北京，決不可能出席前一日舉行的歡迎宴請活動。
《民立報》的其他報道以及其他各報的報道，均表明黃興到京與出席清室歡迎宴請為同一天發生之事，而具體時間為9月11日。《民立報》9月12日的北京專電，明確說9月11日清皇室於北京那桐住宅開孫、黃歡迎宴會，隆裕太后派溥倫為代表，並邀各部長陪席。黃興在拜見袁世凱後，由總統府往拜孫中山，隨偕往那宅（16）。《民立報》9月14日刊登北京特派員13日午後4時10分發來的電報稱：“黃克強、陳英士前日入京訪袁總統，袁留晚餐，黃、陳因前清皇族請宴，時間已至，未入席即興辭而去。”（17）《時報》9月12日酉刻北京專電稱：“昨日（十一日）午後五時，黃興及陳其美偕張昉謁袁總統，由王賡、哈漢章、唐在禮引入相見，行鞠躬握手禮，談一時許。黃以非陸軍出身，面辭上將甚切，袁未允許，當在府中留宴，陪客為段祺瑞、趙秉鈞、範源濂、劉揆一、沈秉堃、王賡、陳宦、哈漢章、唐在禮諸人。因同時清皇族在金魚衚衕宴孫文、黃興及陳其美，故席尚未終，黃、陳辭去。”（18）
其三，陪客之一的紹英的日記記載。
紹英原來是袁世凱內閣的度支部首領，1912年3月13日，諭旨補授其為總管內務府大臣。兩天後，袁世凱發佈大總統令，開去紹英的度支部首領。從此紹英便專辦遜清皇室內務府的事務。不過，因為原來內務府由世續總管，如今清帝退位，沒有朝政等軍國大事，世續以大學士、總管內務府大臣仍然掌管頤和園、御茶膳房、造辦處等事務，紹英不過隨同辦理而已（19）。
紹英有記日記的習慣，雖然並非每日必記，且隨事情的輕重緩急詳略不一，但重要事情一般不會遺漏。當日他記到：“八月初一日晚，醇邸、倫貝子、世太保公孫中山、黃克強、陳君其美及國務院諸員、參議院吳宗濂、湯化龍，陪客中有順王、江統領朝宗、禁衛軍統制王廷楨、張仲和、長君樸等，景三哥與餘亦在陪客之列。”舊曆八月初一，即新曆9月11日。
載灃因病未能到會，宴會開始，首先由貝子溥倫代表皇族演說，以表皇族開會歡迎之意，略謂：“從來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孫中山先生之謂乎？今改數千年專制政體而為共和，固由孫中山先生及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無私、以天下之政權公諸天下。惟自改變共和政體以來，而天下事變愈亟。語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後政治日進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優待之榮，而天下人民常享昇平之福，均惟諸位先生是望雲雲。說畢又云：餘今日得見諸位先生，至為光榮，舉酒願祝諸位身體康健。同座均鼓掌。”
隨後，孫中山請黃興致答詞，略謂：“現在世界競爭，中國非共和政體不能自立，是以孫中山先生熱心改革。今者五族共和，實由皇太后皇上聖明，德同堯舜，我輩均甚感激。惟此時外交甚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進行，以濟時艱云云。”歡迎宴會自八鍾入座，十鍾散（20）。
關於此事，各報均有詳略不同的報道，所記錄的主客雙方的致詞答詞，雖然大體相同，但也有不少小異，不僅可以瞭解時間程序、參與人員、經過等具體情節，還能借以探查各報的立場態度，有必要加以仔細比對和解析。
《申報》記載：“清皇室於前日下午八鍾在金魚衚衕那宅設宴招待孫中山諸人，由貝子溥倫主席，俟黃、陳二君趕到後，即相偕入座。先由溥倫致歡迎詞，略謂孫、黃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業。此次國體更新，共和成立，皆孫、黃諸君數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鑑於孫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體為二十世紀大勢之所趨，毅然退位，贊助共和，實為民國之福。今日我皇族諸人得與諸君歡聚一堂，曷勝欣幸。更望以後實行五族平等，鞏固國基，即我皇族諸人，亦永受其賜矣。溥倫演說後，即由黃克強君起立答詞，謂此次中國改建共和政體，實為順大勢之潮流，又得孫先生數十年鼓吹誘導之力，故能人心一致贊成。然若無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諸公之輔佐，成功絕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變國體，破壞不多，成功最易，實諸皇族之力也。”（21）
《時報》9月13日申刻北京專電：“十一日前清皇族宴請孫、黃，席中溥倫述詞，讚美共和，謂皇族實受其賜。黃興答謂，改建政體，實順今世潮流，隆裕太后及各皇族贊助之功甚大雲。”（22）
北京的《愛國報》報道較為準確：“十一號下午八點多鐘，清皇室在金魚衚衕那桐宅，開會歡迎孫黃兩先生，代表貝子溥倫主席。十點鐘，黃克強、陳英士二君始由總統府趕到。入座後，先由貝子溥倫代表述歡迎詞，略謂：孫黃二君，皆今日中國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業。此次國體更新，共和成立，皆孫黃諸君數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鑑於孫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體為二十世紀大勢之所趨，毅然退位，贊助共和，實為民國之福。今日得與諸君歡聚一堂，共謀幸福，何快如之。更望以後實行五族平等，鞏固國基，即我皇族諸人，亦永受其賜矣云云。演說畢，即由黃克強君起立答詞，略謂此次改建共和政體，實為順大勢之潮流，又得孫先生數十年鼓吹誘導之力，故能人心一致，全國贊成。然非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諸公之輔佐，成功絕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變國體，破壞無多，共和成立，實諸皇族之力也云云。黃君演說後，賓主暢飲，至十一點鐘，盡歡而散。”（23）
《民立報》北京特派員的專函，記錄最為詳細：“午後七時，前清皇族開會歡迎孫、黃兩先生，到者近百人。代表溥倫起言：‘今日歡迎孫、黃兩先生及陳英士先生，本由醇親王主席，因醇親王偶感風寒，特派兄弟為代表。兄弟意見，革命本國家進化應有之事，故湯武革命，稱為聖人。且此次革命，原屬國體問題，現在建設共和，不獨皇室仍受優待之榮，並使滿洲人民同享共和幸福，迥非前古帝政時代可比，此敝皇族所極為感謝者。’言畢，即讀頌詞如下：‘語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業，斯言也，乃於中山、克強兩先生暨諸傑士見之。兩先生洞觀四千餘年之歷史，二十世紀之時艱，非以共和定國體，不能為人民謀幸福，不能與列強談競爭，於是遍遊歐美，參以時機，數十年苦口熱心，始達共和目的，方諸華盛頓，何多讓焉。此固見兩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無私之心，遂以天下神器，舉而還之天下。不圖唐虞揖讓休風，復見於今日也。獨是建設以來，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大陸風雲，更亟於兩先生未創共和偉論以前。然則時勢造英雄，抑英雄造時勢耶？今兩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爭以望見顏色為榮，且與大總統握手言歡，論道經邦，一堂抵掌。本爵現因小恙，未能親接鴻言，心殊抱歉。深願海內昇平之治，將於先生倚之賴之，正不僅我皇室享優待之榮也。非常之人，非常之業，惟於兩先生是望。’頌詞畢，克強先生起為答辭，謂‘二十世紀之國家，須賴國民共同護持。專制政體不足以獨立於地球之上，非建設共和，無以保全我五族同胞。孫先生與兄弟及諸同志，應世界之潮流，倡政治之改革，賴全國人同心協力，始有今日。君等乃歸功於孫先生及兄弟，實為慚愧。且自武昌起義，甫及三月，大局略定，全賴隆裕皇太后、皇帝及諸親貴以國家為前提，不以皇位為私產，遂追堯舜揖讓之盛心，遂使全國早日統一，以同法美共和相比肩，而北京首都，不見兵革，社會秩序，亦得安寧，尤為和平幸福。雖現在內政外交諸多困難，然以五族同胞共和，血誠力肩斯任，於共和國家前途，必能發展。兄弟等敢不竭其死力，以奠國家於久安，致負隆裕皇太后、皇帝退讓之美舉。今承開會歡迎，孫先生與兄弟得與諸君一堂聚首，暢敘平生，區區此心，極為歡悅，並請貴爵將兄弟等意轉述皇太后、皇帝之前，實為感禱。’”（24）
根據《民立報》的專函，溥倫所致歡迎詞，其實包含兩部分內容，除了表達他本人的意思，更主要的是代表載灃宣讀以後者名義撰寫的頌詞。1912年9月17日《神州日報》第4版“國內要聞（二）”，就以“清皇室歡迎孫中山之頌辭”為題刊登了全文，並且註明“由溥倫代表”，文字與《民立報》北京特派員專函所載大體相同：“語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業，斯言也，乃於中山先生見之。先生洞觀四千餘年之歷史，二十世紀之時艱，非以共和定國體，不能為人民謀幸福，不能與列強談競爭，於是遍遊歐美，鼓吹提倡，數十年苦口熱心，始達共和目的，方諸華盛頓，何多讓焉。此固見先生有志競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無私之心，遂以天下之神器，舉而還之天下。不圖唐虞揖讓休風，復見於今日也。獨是建設以來，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大陸風雲，更亟於先生未創共和偉論以前。然則時勢造英雄，抑英雄造時勢耶？今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爭以望見顏色為榮，且與大總統握手言歡，論道經邦，一堂抵掌。本爵現因小恙，未能親接鴻言，心殊抱歉。深願海內昇平之治，將於先生倚之賴之，正不僅我皇室享優待之榮也。非常之人，非常之業，惟於先生是望。”
清皇室舉行歡迎宴會的地方是金魚衚衕那桐的故宅。那桐曾任皇族內閣協理大臣，解職後又出任弼德院顧問大臣。不久，弼德院撤銷，那桐以病向總統辭去稅務處督辦之職，並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1912年7月11日，那桐中風偏癱，行動不便，連日記也只能口述。此前國務院全體國務員和五族共進會歡迎宴請孫中山，都是借那桐京宅西院的花園。
清皇室舉行歡迎宴會的前一日即9月10日，孫中山曾乘車分別前往醇王府、倫貝子府和世中堂宅拜晤。據《愛國報》報道：“十號午後三點鐘，孫中山先生由石大人衚衕迎賓館乘汽車赴醇王府、倫貝子府並世中堂宅，拜謁晤談，至五點五十分回館。隨行只有遊緝隊幫統恆成同車，此外未帶一人。並聞十一號上午十一點，前清醇親王載灃赴石大人衚衕迎賓館回拜。”（25）
拜訪醇王府的情形，據載灃之子金友之記述，孫中山曾到後海北河沿醇親王府訪問，事先袁世凱派當時任北京步兵統領的江朝宗來府中等候。當孫中山到達時，由載灃迎至寶翰堂會晤，江朝宗也陪同就座。略事寒暄後，孫中山以載灃在辛亥代表清政府遜位，和平交出政權，致以慰勉之意，並希望今後在五族共和的基礎上，共躋富強。孫中山又談到：為了達成南北統一，已辭去正式大總統的候選人，自己將以在野之身，致力於社會建設工作，擬於十年內實現修築20萬里鐵路。同時，面贈親筆簽名相片一幀。次日，載灃由江朝宗陪同前往賓館回訪（26）。
載灃退位攝政王，與清帝退位交權是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雖然報紙有時也將前者稱為遜位，但這只是迫於各地反正的形勢，不得不將眾矢之的犧牲，客觀上為袁世凱掌握全權清除了障礙，使之可以迫使清帝退位，從而實現共和。說載灃代表清政府遜位，應是後人混淆史事的誤記。
拜訪世續宅的情形，據劉宗漢記，其宅第在北京東城東四南大街燈草衚衕路北，門牌14號，劉家與之對門，當日聽見衚衕內世家門前人聲喧譁，知道是革命黨孫文上世中堂這裡來了。此事表明孫中山不再把清室作為革命的對象，認可優待清室條件，已從反滿變為五族共和思想。可惜世續的後人已經故去，詳情無從考察（27）。
溥倫的倫貝子府，在大甜水井衚衕（位於東城區東華門一帶，王府井大街自南往北第三條衚衕，府邸為衚衕中段北側的19、21號），原來與其弟溥侗合住，民國後兄弟析產。三處相距不算遠，孫中山又乘汽車，所以能夠於三小時內往返。
關於此事的時間經過，各報報道也有歧異，令後人難以判斷。主要的差異點有兩處，一是孫中山拜訪的日期是9月10日還是11日，二是載灃回拜的時間是孫中山來訪的當天下午還是次日上午，二者彼此關聯。
《時報》最初的報道是正確的，其9月13日“譯電”所刊北京專電稱：“初十日孫逸仙訪清攝政王，良久始別。”該報同日刊登的十二日申刻北京專電也說：“初十日孫中山往訪前清攝政王，十一日王往孫寓答訪。所傳前清皇室歡迎孫中山之說不確。”（28）
《神州日報》9月13日第2版“本館特電”刊登12日北京專電“孫中山與載灃交歡”：“孫中山昨日拜會前清監國載灃，下午載灃即赴孫處答拜。外人頗稱滿人能顧大局。”同時刊登12日特約路透北京電：“孫中山君昨日（十一）往謁前清攝政王后，下午即來答拜，討論大局逾一小時之久。滿人對待南方各重要人物之情誼，深足令人感動，輿論亦極讚許。眾意皆謂滿人現竭力消滅惡感，而附從共和國民，併力以求中國之幸福雲。”同樣內容的特約路透電北京專電，9月13日《申報》《時報》也予以刊載，均指孫中山於11日上午訪晤遜清攝政王載灃，當天下午載灃即赴孫中山處答拜，雙方晤談，討論大局達一小時之久。外人頗稱滿人能顧大局（29）。
在此，路透電再次成為不實消息的源頭。《申報》的編輯注意到外人的消息有故意混淆視聽之嫌，刊發一則北京譯電：“孫中山君乘車外出，所過之路，均遮斷交通，儼如前清之君主，京中各報頗為忿怒。隆裕太后歡迎孫中山君一舉，因各親王竭力反對，業已作罷。”文末特意註明：“按此又系外人謠言。”（30）
清皇室歡迎宴會的次日，孫中山又由隆裕太后派員陪同引導遊覽了頤和園，“茲聞清太后特派皇室總長世續並伊克坦、紹英、溥倫為代表，暨皇族諸君，於十二號那天，約請孫中山遊覽頤和園。是日上午九點鐘，中山先生乘汽車出西直門，前赴萬壽山，進東宮門，遊覽宴會畢，拍照紀念，至下午七鍾進城，沿途有中北右三營遊緝馬步鼓號各兵隊，妥為照料”（31）。世續親自陪同並擔任導引，據《時報》9月15日專電所刊14日未刻北京電：“孫中山偕黃興近日大遊內宮頤和等園苑，由世續導引。”
第二天即13號早9點鐘，“孫中山先生赴南海遊覽，由世伯軒總長派員招待。是日下午三點多鐘，又往天壇參觀，至六點多鐘回館”（32）。
二 孫中山的滿蒙危機應對
孫中山此次北行，於8月24日進京，9月17日離京，其間於9月6日至8日赴張家口參觀，居留北京的時間總共為21天。在此期間，各種會晤、演講等活動極為頻密。如此繁忙之中，抽出4天的時間專門與清皇室交遊，絕不會僅僅是客套應酬那樣簡單。
晚清的民族主義思想，與種族觀念相伴隨，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反滿的確是色彩鮮明的一面。革命黨的早期宣傳不乏誅殺清帝、驅逐滿人甚至殺絕滿人的激越情緒，聲言建立純粹漢種的中國（如鄒容的《革命軍》）。雖然後來革命黨人一再辨明反滿只是反對滿洲皇帝及其統治集團，並不針對一般滿人，而且反滿是因為滿人實行帝制，極不平等，若是帝制自為，即便是漢人做皇帝，也在天下共擊之之列。不僅要殺滿酋，也要殺協助滿酋殘害同胞的滿奴漢奸。可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確實帶有種族排斥的指向。受此影響，反滿情緒高昂者就懷有強烈的排滿意向。如1908年3月10日《中興日報》刊發希俠來稿《對滿憤言》，明確宣稱：
排滿者，排去滿虜之全數，非排去滿虜之君位也。滿虜之踐吾土、食吾毛、敲吾骨、吸吾血、受吾豢養者已二百六十餘年矣。此二百六十餘年之中，吾漢人之受戮而死、飢餓而死、失業而死、漂流而死者總計已達滿虜全數三倍之多矣，吾漢人遭滿虜如此之慘，即使取彼滿虜五兆人全數而戮之以為京觀亦不為過，而何止於排之而已也……務使滿虜為齏粉，漢奸為肉泥，中國為乾淨土，滿洲為血淚場，十八行省為自由園，四百兆人為主人翁，蒙藏回疆為遊樂所，崑崙烏嶺為升旗山，黃河揚江為澄清水，斯為排滿之結果，斯為漢族之光榮，斯為歷史之輝耀（33）。
武昌起事之前，所有的反滿宣傳只是宣諸於口，暗殺起義中針對滿人的舉動，也只有局部作用。而自武昌成立軍政府起，作為新生政權如何處置與滿人的關係，就成為亟待解決的全面性實際問題。就情理而言，當時大致有四種選項：其一，實行種族復仇，從肉體上消滅滿人。其二，將滿人逐回東北。其三，18行省獨立，脫離清廷統治。其四，五族平等，共建共和。
第一種選項，實際上可以說並不存在，即使是激進的排滿主張者，也懂得必須遵守文明的原則，才能不被各國視為野蠻。不過，在起事的初期，最早揭竿而起的地區特別擔心清廷的反攻倒算，好像摸黑夜行者不停地大聲呼喊一樣，用過激的口號一面為自己壯膽，一面鼓動人們起而響應，希望一鼓作氣，取得勝利，消除危機。如湖北軍政府的興漢軍歌就有“殺盡胡兒興大漢”的歌詞。（34）整體上看，作為一次全國範圍的革命，除個別地區外，總體上人員傷亡較小。報復性的屠滿事件很少出現，偶爾發生的秘密會社成員的濫殺很快得到制止，對象也主要限於軍人。
第二種選項，道理上似乎是衝突雙方解決矛盾的途徑之一，滿人被驅逐回其“龍興”之地，漢人則重新掌控關內中土地區，各歸本位。所謂反清復明，結局便是如此。可是無論清方還是民黨，幾乎沒有人想過用這樣的方式解決問題。這無疑表明革命黨已經不將滿人視為非我族類，而滿人也不以中華之外的異類自我定位。
第三種選項，在清廷堅持不退而民黨又無力直搗黃龍的情況下，有可能發生。按照孫中山的解釋，各地獨立，便是向清朝獨立，而不是向中國獨立。但是如果原來的18行省獨立，勢必導致南北分治的局面。武昌軍政府用18星旗，象徵18省，就包含這樣的意思。南京臨時政府參議會議決用五色旗為國旗，孫中山以民國各省用旗有三，武漢首義十八星，蘇浙五色，漢族共和黨天日。他本人不傾向於用五色旗，因為這原為清海軍一二品官員用旗，失體；以五色代五族，分配代色，取義不確，如以黃代滿；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階級。武昌主張用首義之旗，孫中山則傾向天日旗。但希望民選國會成立後再定（35）。
第四種選項，也就是歷史實際進程實際發生的真實選項。從現有觀念看，可以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因為18行省的獨立，固然是對清廷獨立，可是其他部分就未必如此，其民族自決既可能向心參與，也可能離心脫出。在強鄰環伺的態勢下，一旦出現這種局面，勢必引發瓜分狂潮，動亂的中國勢將分崩離析。
因排滿而導致分裂，顯然不是革命黨的政治選項。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時宣言：“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36）民元凡是贊成共和的，多主張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所謂五族共和，民族統一，就是要化各族之地為一國，化各族之人為一族。此處所說的回，並非民族識別後的回族，也不僅限於當時的回部，更主要的是泛指西北廣袤地方的回疆。滿、蒙、回、藏人數雖然不多，地域卻十分遼闊。任何一地如果從中國分離出去，都會使山河變色，造成整個國土版圖大幅縮減，引起四分五裂。
多民族國家的獨立，往往同時引起向心和離心兩種傾向。辛亥南北戰事激烈，滿、蒙、回、藏等地均出現內外勢力相呼應的分離傾向。和談成功，南北統一後，邊疆危機依然持續，引發國人的高度關注。孫中山北上之時，滿蒙問題尤為凸顯。當時在國人心目中，孫中山外交方面似有長才，其關於滿蒙問題的對策，格外引人注目。
恰在這一微妙時刻，8月28日《大陸報》發出一封北京電，報道該報記者採訪孫中山的情況，其中話題之一，就是滿蒙問題。電稱：“本館（大陸報）訪員今日（廿八日）進謁孫逸仙君……談及蒙古與滿洲之狀態。孫氏之意，謂中國若以武力解決，必無效果。須待至數年之後，俟國力雄厚，然後所有領土自不難恢復。但至一世之後，而中國人仍不能振作，以復其領土自主之權，則中國將不國。而亡國之慘，亦中國人民所當受。至借外力以恢復中國領土，則竊不敢謂然云云。”（37）
《民立報》也刊載了這份電報，文字卻多有不同：“今日（二十六號）《大陸報》訪員見孫中山先生……論及滿蒙大局問題，孫氏雲：中國今日勢孤無助，未便興兵，滿蒙實有不可收拾之勢。目下不得不暫待時機。數年之後，兵力充足，領土自可恢復。且曰：設此四萬萬人於數十年後不能恢復領土，則華人無保存國家之資格。孫氏以為，恢復已失之領土而求助於鄰邦，似不甚可靠。”（38）
《時報》的“北京專電”關於此事的記載文字亦有所不同，電稱：“二十八日孫逸仙接見《大陸報》訪員……論及滿蒙情勢，孫氏言中國今日欲抵拒強權，已屬無用。蓋中國今日無此能力，遂不得不徐俟數年後國勢漸強，然後能恢復疆土。孫氏言此四萬萬人苟於彼時尚無此能力，則中國殊不值存立於世界。蓋孫氏似不信於喪失疆土之際，尚能恃他國援助。”（39）
《新聞報》同樣刊發《大陸報》28日北京電，內容較為簡略：“本報訪員今日謁孫中山……又論滿矇事，其意國力未強，目前即無可望，亦不願借重他國之力以爭之。”（40）
不厭其詳地列出各報的記載，是因為《大陸報》這次採訪孫中山關於滿蒙問題的意見披露之後，引發不小的風波。而控辯雙方對文本的解讀截然不同，是導致爭議的重要原因。楊蔭杭（署名老圃）在《時事新報》發表社論《孫中山之滿蒙棄置論》，對孫中山的言詞提出強烈質疑和批評。他指“孫前總統對西《大陸報》訪事談滿蒙問題，謂滿蒙儘可棄置不理。今欲設法保持，乃無益之事。吾以為不如暫時棄去，他日我中華民國自有取回之法雲雲。”雖然“孫先生髮此議時，慷慨激昂，抵掌而談，謂四萬萬人眾，若不能取回已失之地，亦不成為四萬萬人眾之大國民。西人聞者，皆為之感動雲”，但自己不能接受如此說法，並進而提出四點質疑：
然記者竊有疑矣。滿蒙等屬地可以暫時棄去，待他日取回，則中國本部似亦可暫時棄去，待他日取回。土地之所以不可棄者，固非以其不能取回而不可棄也。然孫先生則因深信四萬萬人有取回之能力，遂倡棄置之議。此不可解者一。
滿蒙等雖曰屬地，實關於全局者也。棄滿蒙則日俄獨得厚利，失遠東列強之均勢，他國豈能甘休。若他國群起而效日俄之所為，即為瓜分之實行。然則主張棄滿蒙，實不啻主張棄中國全部。此不可解者二。
今日中國危機，皆伏於滿蒙，今日萬國視線，皆注於滿蒙，吾儕小人所寤寐不忘者，皆滿蒙問題也。孫先生為建立民國之大豪傑，度必有保持之法，乃竟以保持為無益之事，不特以保持為難行，直以保持為多事。然則古今來鞠躬盡瘁，不顧成敗利鈍之大豪傑，自孫先生視之皆愚人矣。此不可解者三。
孫先生周流列國，所在皆考察其政治，吾國人之熟悉外國情形者，殆莫孫先生若也。然孫先生主張遷都以避外人之壓逼，外人竊竊私議，既疑孫先生未讀條約。此次又對外人明言保持滿蒙之無益，而欲棄去不顧，恐外人又不免竊竊私議，疑孫先生不知今日國際競爭之大勢，而輕於發言。幸而孫先生無締結條約之大權耳，設孫先生有締結條約之大權，則今日此言出之口，明日必有無數外國代表登門而請，除滿蒙屬地已得先生允許外，必更有某國請棄山東一帶之地，某國請棄雲南一帶之地，某國請棄揚子江一帶之地。孫先生如反悔前言，彼必言數年之後，儘可由四萬萬大國民光復故土，想孫先生亦無詞以拒之也。然今日孫先生固信口言之，而外國人已笑孫先生之失辭，豈前言戲之耶。此不可解者四（41）。
楊蔭杭長於文筆，又精通法律，他的文章引起輿情的關注。為了消除負面影響，端正視聽，《民立報》特意以館主的名義刊發社論《正〈時事新報〉中山滿蒙棄置說之誤解》，對事情和文本深究詳解。該文首先肯定孫中山長於外交，平日對外報記者談話，未嘗失言。辛亥歸國途中，歐洲報界記者紛紛來見，孫中山無一語涉及政事，到上海後，西報記者來訪，亦只能得到圓滑的談話。西報記者因而轉向郝門李刺探消息。郝門李是軍人，短於外交，語語關涉中立，遂引起美國總領事的干涉。而孫中山的外交益負時譽。
《民立報》講這段往事，無疑是為了證明孫中山處理外交的手法老練，為接下來進入正題做好鋪墊。所以接著話鋒一轉，切入本題：“前日《時事新報》記者以中山先生與《大陸報》訪員談滿蒙問題，未嘗細玩全文意義，遂目中山先生為作滿蒙棄置論，所言殊駭聽聞。孫先生為一代人豪，愛國鉅子，豈肯倡此謬言。按之九月六日《大陸報》所登訪函，益知《時事新報》所指中山欲棄置滿蒙，盡屬誤會。《大陸報》訪函之譯文曰：‘孫前總統明言彼不以目下齗齗於保持此藩屬為有用。其持態以為即使失去，中國將來有得回之日。彼言辭間極著重而又惹人注意，言時聲狀，以一手擊他手，奮然而言曰：倘此四百兆人不能於一時代間組織完備，以奪回所失疆土，則彼以為此四百兆人不應享有國家。’”
如果《民立報》的譯文符合原意，的確與各報所刊登的內容有些出入，所以作者接著解讀道：“讀此可知中山先生當時之憤慨，固諷某某國之不應乘中國有事之秋，而實行其侵吞主義。蓋外交家於談論間不能以憤激之語直接侵人，致起國際上之交涉而傷感情，卒至無交誼可言，豈非為外交上之一失敗。故先生對於蒙藏，實以為切膚之痛，此次對《大陸報》之談話，胸中卻含有無限憤恨之氣，未便形於言詞，遂乃見諸顏色，以為滿蒙果竟為強暴者所並，中國亦必力圖恢復，不能以其亡而聽之。末且謂於一時代間必組織完備，奪回所失疆土，以示四百兆人之決心。先生為中國魁傑，堅忍之志如此，則將來滿蒙即使不保，強暴者亦終不能長據吾土，藉可遏抑強暴者併吞滿蒙之野心，實先生之志也。則先生又何嘗有絲毫棄置滿蒙之意乎！”
為了澄清事實，作者進一步徵引原函：“中山先生此次談話之有力，再讀《大陸報》訪函之下文，亦可瞭然。其文曰：‘訪員屢提起孫君以彼之力引動政府，將全案宣告世界，使世界人得知中國外藩變端若何之真相。蓋訪員以此人為眾人所注目，頻年以來，皆能善用聲譽，必能乘時而起。然彼不以為然，聲言此舉無用，世界人應已知之。且即世界人果知之，亦無能為力，豈不廢然。中國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國任所欲為，他日中國強大，斯時將有以處之。’”
在全面徵引和解讀的基礎上，作者得出結論：“觀於‘中國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國任所欲為，他日中國強大，斯時將有以處之’之語，則孫先生用意所在，益瞭然可見。夫先生為創造民國之人，日以五族共和之義詔於天下，則先生對於滿蒙之土地，焉有忍於棄置之理。故滿蒙棄置之說，純然出於誤會，不足以毀先生。至《大陸報》二十九日專電，不過撮取談話中之一語而已，其真意亦不如《時事新報》所譯也。《時事新報》記者以滿蒙儘可棄置不理一語，代表中山先生全段談話之精神，則不但未曾細味中山之用意，且未讀《大陸報》訪員之原文，抑更不知外交上之措詞，故記者不得不一正其誤解。”（42）
不過，《民立報》的社論雖然可以澄清《大陸報》採訪報道的原意，仍然難以徹底消除人們心中的疑慮。當時孫中山還有另外幾項主張和行事被坊間輿論與此牽扯到一起，一是主張遷都，二是拜祭明陵，三是租借甚至割讓滿洲給日本的傳聞。
遷都的本意是為了防止袁世凱破壞共和，作為鞏固民國的重要措施。此時孫中山又以避讓外強逼迫作為理據。而在南北兩京拜祭明陵，被解讀為種族復仇傾向。“老圃”就發表社論“孫先生戀戀不忘明陵”，認為元明清都是皇權專制，分別只在是否漢人王朝，既然反對專制，就不應單獨拜祭明陵。（43）至於割讓或租借滿洲以換取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孫中山的確曾經幾度在日本人士的要求下，作為交換條件與日方有所談判，甚至可能形成某種文件。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因為財政極端困難，孫中山還想租借滿洲給日本以換取大筆貸款，支撐戰事和政權的運作。（44）而現在這些都和滿蒙問題聯繫起來，不言而喻的意思，是指反滿的孫中山真的可能打算出讓滿洲。
在《民立報》的社論發表的次日，《神州日報》刊登了一篇《孫中山政見之平議》的社論，作者自稱從前與孫中山固屢屢握手，“而深悉其品性其人格之如何”。他以知情人的口吻寫道：“抑予尤有疑者，孫氏為興中會首時，於中日戰後曾往臺灣謁日本臺督樺山資紀，面許割滿州畀日，使日本助其革命。當時樺山曾密商日本政府，為伊藤輩所阻止。其後孫氏嘗屢與日人宮崎等謀起義，並有割地賂日之言，為予居東京所習聞，且見於日人之著述。故孫氏返國任總統之初，有力誡其東三省不可再起民軍者，孫則掉頭不顧，且任藍天蔚馳往。又有告以須急派專使赴蒙藏宣撫，伸明五族共和權利平等者，孫亦唾棄不用。昨孫之來京，對外人有不必急爭蒙藏之宣言，今更於此危急之時，又復主張捨棄北京之首都，其用心果僅出於單簡之理想，未暇顧及其他者乎，抑尚有前事之連念存乎，此吾人所急欲知其究竟者也。”（45）
其實，孫中山不主張蒙藏用兵，是擔心引起蒙藏人的反感。租讓滿洲，則是為了挽救共和大業採取的非常措施。在革命的思維中，這樣的迫不得已可以作為不得不然的選項。不過，孫中山也需要改變原來排滿的形象，為實現五族共和採取實際行動。而最具象徵意義的舉措，無過於和曾經的對手遜清皇室交遊，這不僅有助於安撫旗人，對蒙藏回也具有正面積極的示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滿洲無論割讓還是租借，都容易令人聯想到把孫中山不以滿洲為中國的主張，視為驅逐韃虜的自然延伸。如果孫中山與遜清皇室握手言歡，則雙方的冰釋前嫌，正是落實孫中山合諸地為一國、合各族為一人的民族統一宣言的重要體現。
三 清朝皇室的自我認同
孫中山的主觀努力只是一方面，遜清皇室主動向孫中山示好，表達願意在民國的政治架構內致力於鞏固五族共和，則是雙方能夠彼此接納的重要基點。
在遜清皇室歡迎宴會上主客雙方的致詞和答詞中，皇室方面表示承認國體變更，既肯定了孫中山等人堅持不懈達致共和目的的努力，也讚揚了清室大公無私、以天下神器還諸天下的義舉。希望孫黃二人繼續以非常之人，建非常之業，挽救危機，實現海內昇平，使皇室永享優待之榮。黃興則表示只有共和政體的國民國家才能保全五族同胞，清朝後、帝及諸親貴以國家為前提，不以皇位為私產，遂使全國統一，社會安定。將竭力克服內政外交的諸多困難，發展共和國家前途，不負清朝後、帝退讓之美舉。
這樣的相互表彰，固然不無客套的成分，但絕不是敷衍的虛詞。在皇室方面，國體變更當然是迫不得已，希望國家發展，社會安定，永享優待之榮，卻是發自內心。而在孫黃方面，清帝退位於民國成立的重要作用，也是不爭的事實。況且，要想國體穩固，民族統一，清室的動向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清帝退位，結束帝制，雖然在皇室內部曾經引發激烈衝突，可是無可奈何之下畢竟接受了這樣的現實。而在做出這樣的選擇之後，一部分人的確準備遵守承諾和協議，不再幻想重新復辟大清的統治。或者說，結束大清王朝對於他們固然是痛苦萬分，可是復辟非但不符合歷史潮流，難以成功，還可能失去一切現實享有的優待。因此，他們寧可與民國政權搞好關係，以保持現有的待遇，而不願冒險進行恢復大清王朝的密謀。
從歷史的實際進程看，與孫中山等人交遊的隆裕太后、醇親王載灃、貝子溥倫、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以及相關的那桐、紹英等人，都是原來贊成清帝退位的成員，雖然皇室已經無力改變命運，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同意，最終要實現清帝退位，和平統一，也並非輕而易舉的事。民國以後，他們安分守己地過著退隱的生活，儘可能協調與民國曆屆政府的關係，落實優待條件。
清帝退位，仍有部分官員心有不甘，陝甘總督升允起兵反對共和，宗社黨在各地鬧事，成為民國初建的極大隱患。對此，隆裕太后從維繫大局出發，均出面予以制止。有報道稱：“宗社黨死灰復燃，運動清太后出京赴奉，共謀獨立，清太后拒之。”（46）“北京宣佈共和之初，滿親貴恭王、肅王、澤公及鐵良等謀在奉天獨立，擁戴恭王為皇帝。事為清太后所聞，日前恭王回京時，清後喚其入內，謂大勢已趨共和，爾等切勿在外妄有舉動。恭乃唯唯而退……聞清太后宣佈退位後，恐親貴不知進退，自取滅亡之禍，同日有旨交內閣電知東三省趙爾巽轉飭各親貴，速行回京，毋得誤事。”（47）
民元4月間，《申報》還從內廷人士和法系報紙探知相關消息，前者稱：“清太后曾於舊曆二月十二日上午由長春宮出蒼震門詣寧壽宮皇極殿東閣內，飭太監電話召世續入內，復飭世續分電慶、醇、禮、莊、睿五親王並濤、洵、朗三貝勒等即時入見。八點鐘，該親貴等除濤、洵外，均先後乘馬車入神武門，至東桶子長街凝禧門前下車，步行入內。是時奎俊、徐世昌均在內，徐於該親貴進內時即迴歸私宅。該王貝勒等乃入覲，侍議約兩小時。探之，謂因前一日大總統將探明宗社黨現在京外慾謀反對共和舉動之證據，曾繕清單遞呈清太后請示辦法，故召該親貴垂詢一切，並飭慶邸等傳諭載澤等迅速各歸邸第，安分自守，不得徒逞意氣，不顧大局，致宗廟陵寢不保，累及全族等語，並飭慶邸等於五日內奏覆，以便答覆大總統。”
後者雲：“前清太后退政後，對於民國大事甚為關心，近聞京中謠傳宗社黨將在奉天等處起事，牽涉各親貴，特飭世續傳諭各親貴，於二星期內一律返京，無事不準再赴他處，以免嫌疑。蓋恐因疑生忌激成他變，致召列強幹涉，與退政之意大相矛盾耳。”（48）
隆裕太后的考量，都在大局，其關聯主要有二，一是全族和宗廟陵寢的安危，二是中國的安定。如果說前者主要是顧及皇室和滿人的利益，後者則是以整個中國的統一為最大關懷。為了扼制親貴舊臣的圖謀不軌，她還進一步採取斷然措施，嚴加防範：“近日外間紛傳宗社黨蠢蠢欲動，雖尚無何項確據，然前清各親貴行蹤詭秘，實有可疑。清太后對於此事，極為注重，深慮牽動大局，疊電諭召在外嫌疑各親貴舊臣來京。初三日，世續又奉清太后面諭，擬成電旨四道，函致大總統，請代交電局拍發，立召善耆、恭王、載澤、升允四人迅即來京，勿得在外留連，致滋疑謗。聞大總統已核准照發。初四日，清慶親王奕劻至寧壽宮請覲清太后，當奉諭，隨皇室總長世續入見，密議許久，約二點鐘始行退出。聞所議陳均為解散宗社黨事。內侍僅聞太后有可否據此答覆袁世凱之一語，該邸所陳情形，無從深悉。是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鐘，奕劻即乘京奉火車赴津。”（49）
民國改元，那桐於舊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後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曆。”（50）他對民國政府平息滿漢意見、保護旗人公私財產的政策頗為讚賞，對孫中山也尊稱為先生。由於表現良好，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不知其早已亡故，為了防止日本拉攏滿清皇族，還曾想予以表彰，以為風範。據說世續與袁世凱、徐世昌等人關係良好，是拜把兄弟，努力與民國政府維持關係。張勳復辟時，世續、紹英等人均不贊成。溥儀的小朝廷日夜謀劃復國，甚至不惜與日本人勾結，建立偽滿洲國，其父載灃卻明確表示反對，堅持不肯到關外居住。
貝子溥倫（1874年11月10日-1927年1月21日，字彝庵，隸屬滿洲鑲紅旗。乾隆帝第十一子成親王永理玄孫，道光帝嗣曾孫，隱志郡王愛新覺羅·奕緯嗣孫，貝勒載治第四子）曾於1904年3月4日率清國代表團出席美國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並在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等城市進行考察，與各方會晤，被視為皇室的改革派。歷任資政院總裁、皇族內閣農工商大臣。擔任資政院議長時，因彈劾軍機案，與奕劻交惡。但他和奕劻都贊同清帝遜位。民國後，溥倫長期擔任清皇室代表，負責與民國政府打交道，一度還加入過國民黨。不過，他過於依附民國政府，甚至贊同袁世凱的洪憲帝制，還將清廷的儀仗借給袁作登基之用，受參政院長，許親王雙俸。袁世凱垮臺後，溥倫受到牽連，逐漸淡出政治舞臺。
在末代皇帝溥儀看來，載灃、溥倫、世續等人的態度行為，只是為了保證已有的利祿而因循苟且。而在研究者的視野中，也只有從不贊成復辟以及不為日本所利用的角度看來，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兩說各有一定的道理，卻忽略了一個必須澄清的事實，即遜清皇室的自我身份認同（51）。
美國學界提出的新清史及其引發的相關論爭，在清中葉以前的內亞化問題上，的確指出了單純漢化觀念的不足。清朝在這些地區與相關方面打交道時，自我稱謂、交際禮儀及處置形式辦法，均視與對方的關係而有所分別，不宜全用漢化中心的觀念來看待和解讀。清朝確實另有一套，而且顯然與漢人王朝的做法大相徑庭，是基於滿人原有制度和生存狀態而生成。加強這方面研究，無疑是深化認識清朝的重要方面。
不過，新清史及其論爭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偏頗。其一，新清史的主張者顯然有意忽略了晚清的變化，尤其是這樣的變化是出自清朝因周邊環境的改變而採取的主動應對措施。也就是說，在外力的壓迫之下，清朝不得不改變內亞化的舊慣，改行明代以來的體制。結果，清朝日益以明製為本體實行對整個中國的統治，也使得自己完全脫離內亞的胎記，融入中華。
其二，新清史的主張者和反對者，都不免受晚清以來尤其是民族識別以來民族觀念和民族存在的影響制約，以此反觀清代的民族問題，難免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現實情況和自我意識帶入，自然發生許多的誤讀錯解。
清朝一統後，大體在原來明朝控制的區域承襲明制，而在滿、蒙、藏、西域等地則因地制宜。這樣的分而治之一直延續到晚清。隨著列強逐漸侵佔周邊各國，清朝的原有屬國紛紛成為各國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藩部也日漸動搖，邊疆危機空前嚴重。諸如此類的問題雖然歷來都有，但是大都屬於局部和暫時性的，清朝有能力應對和解決。可是晚清以來所面對的壓力，卻讓清王朝的統治者感到力不從心，尤其是在捉襟見肘的應對過程中，清朝的君臣逐漸發現，凡是實行郡縣制的地方，雖有危機而不易失地，容易控制，否則不但難以有效控制，還會導致動亂分離。
為了根本解決邊疆危機造成固有疆域的喪失，清朝不得不改變以藩部拱衛內地的舊制，撤藩建省，加強藩部與內地的聯繫。原來清朝關於藩部與內地的關係，並無孰輕孰重之別，只是治法不同而已，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保留藩部特殊地位的意向。可是藩部的建制在外強的步步緊逼之下顯得渙散無力。1884年，朝野上下在收復新疆後經過幾番爭議，清廷終於決定撤藩建省。
與稍後的臺灣建省有所不同，後者只是在原來的府州縣基礎上升格為省，新疆建省則是內部改軍府製為州縣制，整體上意味著清朝放棄所謂內亞化的藩屬體制，朝著將所有統治區域變為中華體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清國與中國，逐漸渾然一體。繼此之後，清廷將滿人視為禁臠的龍興之地也改為直省，並相繼啟動蒙古建省和西藏改制。只是尚未完成，清王朝即壽終正寢。
行省制始於元代，明朝延續，清因明制，原本並非一級行政架構，而是皇權的分身，與部院的分事而治相互呼應，為內外相維的分地而治。新疆建省，使得清中葉以來行省逐漸變成直省的趨勢進一步強化，省的地位與作用日益凸顯。與藩屬的因人而治不同，直省的分地而治與近代國家較為接近，不論是何人，只要居住在同一地區，就具有同等權利和地位。民族統一，意味著融合成為共同的國族。這樣的觀念和制度，在國民政府時期得到延續。
正是由於這樣的變化，使得清皇室在革命浪潮的衝擊下，能夠接受退位交權以保持留在中國大家庭的身份。他們當然希望自己仍然是清國的統治者，並不情願成為一般國民，可是，如果必須放棄政權、皇位和帝制，才能留在中國，避免被驅逐，即便國號改成民國，體制改成共和，他們也不作第二選擇。這倒不是說他們沒有其他的選項，如宗社黨和溥儀，就寧可求助於外強，也要千方百計地恢復皇位和帝制，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與其說首先是一般中國人，毋寧說是中國人的征服者和統治者，所以在掌權和歸屬之間，他們只能在具有統治權的前提下才能接受清國即中國的身份。只是這樣的滿人即使在皇室皇族中間也為數不多，多數滿人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五族共和成為民國國民的現實。
民國成立後，在京滿人組織了滿族同進會，“志在聯合全國旗人，使京外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人士互相砥礪，一致進行，以享大同之幸福。徵求全國各旗人之意見，籌劃旗民之生計，幫助政治之進行，增進自治能力，以使同胞享有共和事權之利益為主義”。發起人和贊成人大都是前清的滿蒙官員。宗方小太郎列舉了正副會長、評議長、評議員、預備評議員、贊成人、名譽贊成人的名單後，認為“可謂已蒐集其同族之人材”（52）。
報道孫中山在京活動較為詳細準確的《愛國報》，原來是《京話日報》在彭翼仲被髮配後改刊，民初則與滿人關係緊密，成為後者發聲的重要園地。滿族同進會的評議員春秀，就於孫中山在京期間，在該報發表連載文章申論“國會應設旗人專額議員之理由”，認定立憲國以民的趨向為國家意志，辛亥革命，因為大多數優秀人民主張共和，所以推翻了專制君主。而地大人眾的國度，須實行代議制，國會代表各方面勢力，上下兩院，分別代表國民的普通勢力和特別勢力。正式國會參議院組織法，議員由各省、蒙古、西藏、中央學會選出，唯獨沒有旗人，不夠公允。因此滿族同進會要求參議院設專額旗人議員，理由是：一，“現在是五族共和，旗人應享的公權，即應當與漢人平等，民國不當歧視。”二，按政治原理，國會是網羅各方面勢力，以達代表目的的機關。旗人入關二百餘年，“在滿漢感情上，已經久已融洽多年（排滿革命，是外省旗漢人發生的惡感）”，旗人在社會上成為一種特殊勢力。現在皇室雖已退位，旗人的特別勢力，不可不消納在國會里，讓旗人在議院暢所欲言，免得旗人政治上不得志，別生枝節。“滿族同進會所持的理由，不但專為旗人權利方面設想，而且要替民國設想，可稱是兩全其美。”
參議院不設旗人議員的理由，一是旗人沒領土，二是各國無以種族名義列席國會的先例，三是旗人散居各地，可與漢人一起參選，四是旗人特設議員，反倒顯出種族畛域。但仔細推敲，各項皆不充分。參議院組織不取純粹地方代表主義，所以華僑無領土而設議員；旗人滿蒙漢人全有，並非種族名詞；旗人集中於直隸等個別省份，分地選舉，名額有限，旗人難以當選；旗人議員與漢人同立一堂，可以融洽感情，調和意見，消除畛域。
有鑑於此，滿族同進會三次上書大總統請願，以爭公權，並提案於參議院，得到大總統、國務員和多數參議員的贊成。“兄弟這篇議論，所為告知我們旗人，須知參政這件事，是人民在國法上應享的權利，得之則榮，不得則辱。”如果將來旗人沒有國會議員，“我們旗人，在中華民國，沒有說話的權柄，事事得聽人的喝，受人的處分，聽人喝受人處分，即是奴隸，不能算完全的國民。請看印度在英國，波蘭在俄國，朝鮮人在日本，何嘗有參政權。要而言之，我旗人獲得此權則生，獲不得此權則死。如不幸此案被參議院打消，我旗人務必再接再厲，雖請求至萬次，亦不達目的不止。”為此，滿族同進會發起旗人參政預備團，“一來為將來繼續要求的後盾，二來為預備將來選舉的機關，凡京外旗人，皆可加入。”（53）
春秀及滿族同進會的政治訴求，不但完全接受了民國的政治架構，而且積極參與其中。民元10月，北京舉行國慶紀念活動，“紀念會以共和成立雖系南方革命志士發明提倡之功，而贊成共和者亦不可忽，昨特由該會總理陳家鼎函請民族大同會恆鈞氏來會辦事，並請將前清遜位之隆裕太后及攝政王像片送來高懸，俾國民瞻仰，以示大同，而彰美德。”（54）
遜清皇室和滿人的表現，得到一般國民的認可。民元共和紀念會召開，共和紀念會的主辦者先期致函前清皇室，請其派員蒞會，內稱：“敬啟者：敝會於十月初十、十一、十二三日舉行國慶大典，已蒙各國駐京人員到會參觀，敝會不勝榮幸。茲特肅函恭請貴太后、貴皇帝俯派代表蒞會，共襄盛舉，不但敝會增無量之光榮，即五族人民亦均受無窮之幸福。”
紀念會盛況空前，“是日赴會者三十餘萬之多，琉璃廠會場東西口均有松花牌樓，東牌樓有四大字曰：普天同慶，西牌樓有四大字曰：萬邦協和。琉璃廠窯為開會地點，當中為追祭壇，上有靈牌，大書中華民國為國死事諸君靈位。臺前有大運動場，周圍一百餘丈，場之南口曰得勝門，追祭壇之東為武德場，為體育會、匯文學校、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及協和醫學校所建修。其西北為劇場，乃新劇團演劇之所。西南有招待場，為招待各團及諸先烈家屬之處。迤西院內，有革命偉人、死義先烈之肖像及各處起義之紀念品。外有黃鶴樓，為女子師範學校所制，其前門內外有四大松花牌樓，門外中間之牌樓有四大字曰：於萬斯年，東邊牌樓上之四大字曰：尊重人道，西邊牌樓之四大字曰：發揚國光，門內牌樓之前面，將隆裕太后宣佈共和之明詔大書於上，其後面有四大字曰：五族同慶。”（55）
從撤藩建省到融入共和，清皇室和旗人正是在外強壓迫和世界潮流的鼓盪之下，逐漸主動或被迫進行相應的改變。在此過程中，掌握晚清大權長達40年之久的慈禧的作用至關重要，她不僅確立了撤藩建省的取向，也使得滿人的漢化大幅度加強。據說慈禧不通滿語，又重用漢臣，以至於坊間風傳其本是漢家女。受其主導，清皇室為維護其特性而進行的教育漸被忽視閒置，惲毓鼎記：
自光緒二十年以後，裁撤上書房，近支子弟皆不令讀書，年十六七，即華服駿馬，出而馳逐，目不睹聖賢之論，耳不聞正人之言，志趣才識，何從高遠？迨醇王監國，復遍佈為行政長官，讒諂面諛，與之俱化，遂釀成今日現象。當江漢事起，不過一隅之亂耳，而紛紛提取現銀數千萬，輦而納諸外國銀行，市面為之窘滯。租界一席地，爭先恐後，藉以藏身。士民為之動搖，外國為之齒冷。抱頭痛哭，不展一籌；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項城得乘間而入，唯所欲為。以此淪亡，自貽伊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親貴已播亡國之種，安得不收亡國之果乎？餘三年怨氣，只博得今日萬點啼痕耳（56）。
惲毓鼎是講官，又是漢人，關注重點只在讀書與否。而上書房作為近支子弟的讀書之所，目的不僅是一般的社會化，更要維持宗室作為統治者的特性。上書房的存廢，對於皇室的身份認同轉變可謂至關重要（57）。
新清史圍繞漢化與否的問題所展開的爭論，贊同與反對的各方，多少都受到晚清民族主義意識乃至20世紀50年代以來民族識別後中國民族觀念與現實的制約。其實所謂漢化，只能理解為陳寅恪論魏晉南北朝時期漢化與胡化的意思，而不能將漢視為一族。歷史上的所謂漢，只是大概的指稱，並無明確的所指。元代有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分，漢人與今日的漢族並不對等。清朝本是旗民分治，旗人包括滿、蒙、漢，而民人更不僅是漢人。晚清受域外民族主義影響，加上人種和種族思想的作用，滿漢差別和矛盾凸顯。在反滿排滿宣傳的鼓動下，旗民分治日益演化為滿漢衝突（58）。
民初五族共和，政府並不強調族裔之分，而主張民族同化，各民族的分別，只是大而化之，恰如五族只是象徵意義，地的權重明顯大於人。20世紀50年代以後，實行民族識別，按照後設的標準，對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十的所謂少數民族加以識別，數十年共識別出55個民族，其中問題很多，爭議不斷，尤其是對於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群未經任何識別，就統名之為漢族。實際上，大體而言，中國版圖內的人群大別為二，即所謂漢族與少數民族，究其淵源，歸根到底不過是已經同化和尚未同化的差別，漢族並非同源，為一大雜種，民族共同始祖的提出，正是為了便於來源各異的人群認祖歸宗。如果說歷史上的漢化與胡化是以文化論種族的重要體現，那麼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恰是對於強化民族分別的糾偏。中華與漢，其實是不同歷史時期指向相似的集合概念，所謂中華民族與漢族，只是範圍有別，而非族類有異。原來大體自我認同或被他者指為同類的是漢，如今則是中華（59）。
遜清皇室和旗人對中華及五族共和身份的認同，成為民族同化和疆域統一的重要機緣。不幸的是，小皇帝身邊的一些人各逞私慾，爭權奪利，妄圖借清帝重歸大位實現各自的政治野心，讓遜位者捲入張勳復辟的鬧劇和偽滿洲國的醜劇，不僅使得遜清皇室和滿人的優待條件被廢止，應驗了隆裕太后當年的擔憂，更背上了賣國求榮的千古罵名。儘管如此，追隨而去的滿人皇族畢竟是極少數，而漢人官員如鄭孝胥等，與其說是忠於清室，毋寧說是以皇權為一己私利的載舟。在中國歷史上，向心與離心的傾向始終並存，越近文化的邊陲，分歧越是明顯。只是不宜一味放大離心的表現，忽略了向心始終佔據主導，不要被若即若離的現象所矇蔽，有意無意地對不離不棄的事實視而不見或故作別解。
收稿日期 2016-08-22
註釋：
①《孫中山年譜長編》（陳錫祺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26——727頁）於9月10日和11日分別有溥倫代表清皇室宴請孫中山以及訪晤攝政王及後者答拜的條目，日期及情節均有誤。
②《孫中山到京後之八面觀》，《新聞報》，1912年9月3日，第1張第3版，“新聞一”。
③《皇室歡迎孫中山》，《愛國報》第2039號，1912年8月25日，第3版，“本京新聞”。
④《北京歡迎孫中山詳記》，《神州日報》，1912年8月30日，第3版，“國內要聞（一）”。
⑤⑨《申報》，1912年8月27日，第2版，“特約路透電·北京電”；“專電”。
⑥《天鐸報》，1912年8月27日，第1版，“本報專電·北京”。
⑦《神州日報》，1912年8月26、27日，均第2版，“本館特電·北京專電”。
⑧《西報記孫中山到京事》，《神州日報》，1912年8月27日，第3版，“國內要聞（一）”。
⑩《中山亦知皇帝之貴乎》，《神州日報》，1912年9月3日，第4版，“國內要聞（二）”。
（11）累贅：《清太后邀孫中山赴宴柬》，《申報》，1912年9月2日，第9版，“自由談·遊戲文章”。
（12）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第726頁；毛注青：《黃興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329——330頁。
（13）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組編；嚴昌洪主編；高路編：《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第10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頁。
（14）《清皇室歡迎孫黃》，《新聞報》，1912年9月19日，第1張第3版，“新聞一”。
（15）（16）（17）《民立報》，1912年9月12日，第3頁，“專電·北京電報”。
（18）《時報》，1912年9月13日，第2版，“專電”。
（19）（20）紹英著：《紹英日記》第2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292——293、345——348頁。依制，內務府總管大臣最多可設三名。
（21）《黃克強在京之酬酢觀·（二）清皇室之招待》，《申報》，1912年9月18日，第3版，“要聞一”。《新聞報》，1912年9月19日，第1張第3版“新聞一”刊發的《清皇室歡迎孫黃》，文字與此基本相同。
（22）《時報》，1912年9月14日，第2版，“專電”。
（23）《清皇室歡迎孫黃之盛會》，《愛國報》第2059號，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聞”。
（24）北京特派員函：《黃克強入京記（二）》，《民立報》，1912年9月19日，第7頁，“接新聞一”。
（25）《孫中山訪謁清皇族》，《愛國報》第2057號，1912年9月12日，第3版，“本京新聞”。
（26）金友之：《孫中山先生會見遜清攝政王載灃小記》，《團結報》，1982年10月16日，第3版。
（27）劉宗漢：《孫中山拜會清室總管內務府大臣世續記聞》，《北京文史》2009年第2期，第66——67頁。
（28）《時報》，1912年9月13日，第3版，“譯電”；第2版，“專電”。
（29）《申報》，1912年9月13日，第2版，“特約路透電·北京電”；《時報》，1912年9月13日，第3版，“特約路透電”。
（30）《申報》，1912年9月3日，第2版，“譯電·北京電”。“文匯報九月一日北京電雲：孫中山君在京出行時，所經過各街道，皆預先禁絕交通，故北京各華字報對於此事頗有煩言，謂不啻為滿清時代之皇帝出行。”《中山亦知皇帝之貴乎》，《神州日報》，1912年9月3日，第4版，“國內要聞（二）”。
（31）《孫中山遊覽頤和園》，《愛國報》第2059號，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聞”。
（32）《孫中山參觀壇海》，《愛國報》第2059號，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聞”。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中山縣翠亨孫中山故居編《紀念孫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幅照片識文為“孫中山與隨行人員在故宮太和殿前留影”，應為1912年9月6日在明長陵稜恩殿前留影。此時清帝仍居紫禁城，尚無故宮之稱。孫中山未與清太后、清帝會面，也沒有進入宮禁，只是遊覽了南海。
（33）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嚴昌洪、彭劍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5，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頁。
（34）《武漢革命大風雲（十五）·興漢軍歌》，《民立報》，1911年10月25日，第4頁，“接新聞一”。
（35）《復參議會論國旗函》（1912年1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7——19頁。
（36）《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頁。
（37）《孫中山與大陸報訪員談》，《神州日報》，1912年8月30日，第3版，“國內要聞（一）”。
（38）《民立報》，1912年8月30日，第6頁，“西報譯電”。
（39）《時報》，1912年8月30日，第2版，“譯電”。
（40）《新聞報》，1912年8月30日，第1張第3版，“譯電”。
（41）老圃：《孫中山之滿蒙棄置論》，《時事新報》，1912年9月6日，第1張第1版，“社論”。
（42）《正〈時事新報〉中山滿蒙棄置說之誤解》，《民立報》，1912年9月8日，第2頁，“社論二”。
（43）老圃：《孫先生戀戀不忘明陵》，《時事新報》，1912年9月7日，第1張第1版，“社論”。
（44）李廷江：《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8頁。
（45）《孫中山政見之平議》（遜志自北京屬稿），《神州日報》，1912年9月9日，第1版，“社論”。
（46）《申報》，1912年2月21日，第1版，“專電”。
（47）《宗社黨之亡清滅滿策》，《申報》，1912年2月21日，第2版，“要聞一”。
（48）《清太后解散宗社黨》，《申報》，1912年4月8日，第2版，“要聞一”。
（49）《清太后消弭宗社黨之辦法》，《申報》，1912年4月13日，第2版，“要聞一”。
（50）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頁。
（51）黃興濤的《清朝滿人的“中國認同”——對美國“新清史”的一種回應》（劉鳳雲、董建中、劉文鵬編：《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定宜莊的《晚清時期滿族“國家認同”芻議》（《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編委會：《紀念王錘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認識到新清史對於重新研究滿人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只是所使用的諸多觀念和證明方式尚有可議之處。
（52）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國之政黨結社》，章伯鋒、顧亞主編：《近代稗海》第12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3頁。
（53）春秀：《國會應設旗人專額議員之理由》（來稿），《愛國報》第2058、2060、2061號，1912年9月13、15、16日，均為第1、2版，“演說”。
（54）《籌備聲中之共和紀念會·滿族之光榮》，《申報》，1912年10月14日，第3版，“要聞一”。
（55）《國慶日紀事種種·共和紀念會之盛況》，《申報》，1912年10月17日，第3版，“要聞一”。
（56）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頁。
（57）雖然平行比較並非歷史研究的正途，也有當否之別。或者將慈禧與英國女王相比較，實則前者更適宜與其同齡人奧匈帝國的伊麗莎白皇后進行對比。相比於奧匈帝國的解體及其皇室成員的悲慘下場，清朝能夠基本完整地過渡到民國，在人類歷史上的確非比尋常。就此而論，慈禧和伊麗莎白各自的實際作為及留存形象之間，反差過大。
（58）關於滿人的稱謂及其演變，參見定宜莊：《清末民初的“滿洲”“旗族”和“滿族”》，《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第91——98頁。該文關於漢的部分，不無可議。
（59）桑兵：《中國的“民族”與“邊疆”問題》，《中山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第88——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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