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江文明的碎片〡三匯中學瑣憶【1】——李學明《序跋集》之三

囗 李學明

渠江文明的碎片〡三匯中學瑣憶【1】——李學明《序跋集》之三


《光明日報》闢有《母校禮讚》專欄,我是每期必讀,每讀就想起我的母校。渠縣匯東鄉先鋒村小學、匯東鄉完全小學是我讀小學的母校,三匯中學是我讀中學的母校,解放軍外國語文學院是我讀大學的母校。

母校憶,最憶是匯中(三匯中學)。

1957年9月,我從匯東鄉完全小學考入渠縣第二初級中學(後改為三匯中學)。

我在這裡完成六年的初中、高中學業。

我在這裡,從十四歲的少年到二十的青年,一路成長起來。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從當初的少年、青年,到現在已是六十又六的老者。人到老年,身邊總有好幾個圈子,中學同學便是我們常在一起品茗聊天的一個圈子。

隨著時光流逝,中學時的一些瑣事,零零星星地重現在眼前。有同學建議,把那些陳年舊事寫出來,讓我們共享那段同學少年美好的時光。我覺得把這些舊事重溫一下,也有點意思,於是有了這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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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字報​

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太熟悉了。“文革”十年,這“四大”風糜全國,鬧得中國雞犬不寧。鄧小平、胡耀邦撥亂反正,禁止“四大”,令行禁止。

我們是在1957年9月考入初中的。公元1957年那個夏季,是中國的一部特殊歷史。我們這些十四歲少年,還在歡歡喜喜準備入學的暑假,三匯中學正在經歷一場反右派鬥爭。9月1日,我們一走進校園,只見教室、飯堂的牆上,到處張貼著大字報。在一個少年眼中,大字報鋪天蓋地,花花綠綠。標題十分醒目“夏天倫,你往哪裡逃!”火藥味濃。“夏矮子,黑油油”,用順口溜的形式進行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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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長安看到關於夏天倫大字報的打油詩是:“夏天倫,腿腳有腳勁。過臨巴,到渠城,一天跑來回,把個中學搞得亂紛紛。”

誰是夏天倫?同學指著一個打鐘的人說,他就是。此時夏已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教歷史敲鐘了。

對王永章老師的大字報也不少。還有一幅漫畫:“你進來吧,不進來就是不愛國”。

還有一首“春日暖,夏日長,反右鬥爭已開展”的歌,學校創作,音樂老師教唱。

現在能記起來的,僅此三例。一個鄉村少年,第一次感受大字報,感受人與人的爭鬥,感受政治。

然而,大字報之風,從此在校園流傳開來,老師寫大字報,學生也學習老師。在食堂,我就看到“大饞漢”,說的是高年級一位同學在食堂“偷”了一缽飯,稱為“潮漢”。

在那個夏季,有四個初中畢業的同學,成立了一個自學小組,辦了一個《奔浪》刊物。僅僅因此,張在華、何世訓、鄢國燦和張仲方這四個同學年僅十七歲,被打成小右派。他們是中國年紀最小的右派。

僅僅隔了一年,14歲少年楊牧因與小右派有染,又同情艾青,被勒令退學。

四個小右派的故事,同學們無人不知,傳了一屆又一屆。

這是1957年夏季大字報,給中學生上的第一課,留下的一段殘缺的刻骨銘心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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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

大字報告訴我們這些學生娃,要認清,老師分兩種,壞老師和好老師。

先說“壞”老師。

有三位壞老師的小故事。

一位是夏天倫的“噹噹噹”。

夏天倫敲鐘,富有音樂節奏感,噹噹噹,輕重緩急,抑揚頓挫。最後停兩秒鐘,敲幾下便是第幾節課。他走向大鐘,目不旁視,挺胸健步。有調皮學生問他:“你的右派還當不當?”他神情坦然,舉起鍾錘,狠狠敲擊三下“噹噹噹”。

夏天倫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後,天倫老矣,他養蜜蜂頗為得意,“右派苦酒”釀成蜂蜜。

我回中學去看他兩次,他不說過去,只說今天的好日子。只不過,身體有恙,他一口氣把一些醫生檢查的指標背出來。我勸他忘掉那些指標,吃點藥,憑感覺好好過日子。

後來我打聽,他的身體不錯,在享受著晚年的幸福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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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餘中和的“想得開”。

2005年,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我是餘中和。”這不是“歷史反革命”老師餘中和麼?我馬上把中學的十幾個同學約到望江公園,與這位餘老師相敘。

我說:“在我的印象中,讀中學那六年,雖然你是歷史反革命,但常見到你笑容滿面,為什麼看不出你的憂愁?”

八十歲的餘老師笑盈盈揭開了謎底:

“我在四十年代考上國民黨中央大學,在縣城轟動了,說餘裁縫的兒子有出息。就因為這個中央大學的大學生,我就成了反革命。不過,我想得開。你想,儘管如此,我每月還有25元的工資,這在五、六十年代,是一個不小的數字。25元可以買多少斤大米,相當於多少挑穀子,比一個富農還多。鄉下農民一個全勞力一天掙十個工分,我比他們高多了。這是其一。其二,我被監督勞動,在食堂幫廚、挑水、洗碗,大師傅對我特別關照,每天多給我一缽米飯,有時給我一瓢豬油。在那個老師、同學都餓飯的年代,我沒有捱餓。”

餘中和身處逆境時會想會比,不愧是我們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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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何一峰的“有時將就兒”。

何一峰是歷史反革命,是小右派何世訓的父親,受批判,成為他的功課。有人曾對他動手動腳,過得十分壓抑。

何一峰是我初中時的語文老師,平時憂愁,但一到講課時便全神貫注,神氣活現,這大概是他最快樂的時候。他把我的作文在班上作了範文朗讀,這對一個少年產生的鼓舞,至今記憶猶新。

同學中有調皮的,一次,拿著他的一篇作文,問何一峰:“我這篇作文有兩個‘而’,你這個兒為什麼改掉一個‘而’,不改另一個‘而’?”

這位同學的作文兩個“而”,一個是“不但、而且”,老師沒有改。一個是“不但,因而”,老師改了,何錯之有?

何一峰不緊不慢、不卑不亢,拖聲拖氣地回答說:“有時候將就兒就不改‘而’。有時候不將就兒就改‘而’。 ”說完揚長而去。

欺人者反被人欺。何一峰脫口而出,維護的是人的尊嚴,師道不可侮,同學們為他的機智所折服。

半個世紀過去了,每有中學同學相聚,說起三位“壞老師”的三個故事,都對他們有敬仰之情。可惜,在那時,老師給我們上課,卻沒有叫他們一聲老師。在今天看來,真是不可理解。那是時代的扭曲。一直到他們的晚年,他們才獲得老師的稱謂。

他們一點也不壞,雖身處逆境仍不失士之風骨,坦坦蕩蕩,為人師表,是我們的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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