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明《序跋集》之五
囗李學明
上面，我把我的中學老師分為三類：
被戴上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叫“壞”老師。
從舊社會走過來的老教師，包括解放後調幹讀大學的張驥伯老師，他們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叫“問題老師”。
解放後從大學畢業來校的，是青年老師。
我一一列舉這些老師的際遇，是想說，在那個年代，他們做人難、為師難。一進校，我們看到1957年那場運動的大字報，我們就聞到了老師鬥爭的火藥味。1958年的三面紅旗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1962年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我在中學的六年，這些運動在老師中進行著，詳情一點不知，偶爾從教師食堂門前走過，聽到過措詞激烈的發言，那是叫“運動”。一個又一個沒完沒了的運動，所有教師都飽受折騰。
人的適應能力是很強的。他們對運動逐漸習慣了。他們最愉快的事情，莫過於走上三尺講臺，這時才恢復了人的尊嚴，有了生氣，傾情向這些青年學子傳授知識。他們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澆灌這些祖國的花朵。雖然，他們在無休止的運動中鬱悶，但教學並快樂著。這就是我們腦子裡留下的三匯中學老師的印象。
中學語文課韓愈的《師說》，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感也”。我以為，老師是最無私的，他總是想把自己的知識，全部、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的學生，生怕有什麼遺漏；他也總是希望自己的學生超過自己。
我的中學所有老師都是這樣的人，每一位老師都值得我敬重。當然，“人非聖賢，敦能無過？”人無完人，都有缺點。但是，我們作為學生，對於老師，只能是敬其所長，恕其所短。何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老師永遠是老師，師恩不忘。
三、校園
這是一幅美麗的田園風光校園圖。
用個“四三二一”來概括吧。
四周是田園。
學校的四周，是田野和村莊。兩裡外的渡江街，只是一條獨街，人不多。匯東鄉北壩村的四個生產隊，把三匯中學圍了起來。後來，有兩個生產隊劃為三匯鎮蔬菜隊。學生大都來自農村，學校建在農村，使三匯中學具有濃濃的鄉村特色。
學校建在農村，遠離城市的喧器，十分安靜。安靜好讀書，這是今天城市學生的呼喚。我們當年就享受過這份靜謐。
三江匯合處。
三匯中學之得名，是由州河、巴河匯合成渠江、三江匯合而得名。水文化，滋養著學子。漲水了，看水漲水落，三江水流去。來船隊了，看貨暢其流，“財源茂盛達三江”。我們生長在水邊，大都學會了游泳，在水裡取得了一點自由，“浪遏飛舟”。
眺望兩山峰。
州河左岸的白蠟坪，右岸的牛奶尖，是川陝蘇區時的戰場，許世友上將在這裡打過仗。兩山對峙，隔河相望，這也是一道風景。早晨，站在學校的任何地方，向東望去，都可以看見一輪朝日，冉冉升起，放射出萬丈霞光。兩山之間的山峽，直達通州（達縣）。學子們年年歲歲，在這裡看日出日落。
隔河一小鎮。
三江匯合成好大一條江，江面寬闊，江水深綠。河那邊是三匯鎮，著名的古鎮，號稱“小重慶”。小時候，我們就會唱兒歌“三月十八亭子會，邀邀約約趕三匯”。三匯彩亭已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名錄”，成為國之瑰寶。三月十八日抬亭子，火了一年又一年，達縣的龍會鄉、木頭鄉，大竹的柏林鄉，十里八鄉都來趕三匯場，物質、文化都在這裡交融，使三匯有豐厚的文化。三匯彩亭成為渠縣 、達州的文化名片。
彩亭抬了一年又一年，同學們看了一年又一年，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吸收著彩亭、三江的文化元素。
三匯鎮是四川四大名鎮之一，鎮上的工廠遠遠超過渠縣城。求精鍋廠、求精酒廠、三匯鐵廠、三匯醋廠、三匯造船廠、三匯火柴廠、三匯糧庫（國家糧庫）、三匯五金廠，加上三匯有三江六碼頭（菜碼頭、煤碼頭、水碼頭、花碼頭、窯碼頭等等）。木船兒上從達州、巴中，直下渝州。一個3萬人的小鎮車水馬龍，好不熱鬧。同學們在小鎮上品味早期工業文明的氣息，接受水文化的滋養。
小鎮的紅色文化，也可圈可點。30年代川陝蘇區，渠縣、三匯是紅軍的根據地，山山水水都有紅軍的足跡。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魏傳統少將，早在20年代就在三匯鎮小學教書，進行地下黨的活動。40年代，熊揚、胡春浦在這裡搞地下黨，參議長楊達綱積極掩護、支持熊、胡的革命活動。解放後，熊、胡二人任過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楊達綱調民盟省委工作，我曾多次去看望他。
小鎮與中學一河相隔，同學們要過河去，必須花1分錢買竹牌子。去來兩分錢，那時不是個小數字，兩分錢可以買一個鍋魁、一碗稀飯，2斤紅苕。老實說，我在上中學期間，兩分錢阻隔了我與小鎮的接觸。除了河街外，其它街道都不太熟悉。然而我還是時時感受著小鎮的氣息。
校園裡的教室門前，長長的一排萬年青，四季青翠。花園裡，四時有花。一到秋天，黃菊一朵朵，散發出幽香，我摘下幾朵，夾在書裡，製成菊花標本，保存了好久。含羞草真有點害羞，用手輕輕一碰，葉片頓時合隴，令我好生奇怪。
三匯中學的校園，讓我們生活在田園風光裡。
我不寫詩，一生卻在尋覓帶有那麼一點兒哲思和詩意的人生，或許發端於此，這裡的田野、村莊、江河、山川。
四、勤工儉學
中學的勞動很多，成為一門功課。
那時給勞動取了一個時尚的名詞，叫勤工儉學，列入了課程表。或許是來源於上一個世紀初葉，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留學法國勤工儉學。
每週有兩個、三個半天勤工儉學。
種蔬菜。在校園內每個班都有蔬菜地，從播種到收穫，全由學生自己管理。種蓮花白、白菜，全用大糞。我們光著腳板進菜地勞動，地太肥了，腳上長肥氣疙瘩，其癢無比，腳都摳出血了。
割豬草。學校養豬，可以改善伙食。我們到附近農田裡割豬草，有時到兩三里的地方。有鵝茵草、油菜葉、魚鰍串之類。哪些豬肯吃，豬不嘗，個個同學都能鑑別。
挑煤炭。大致是到兩個地方。一是經匯東鄉鄉公所、拱背橋，到曾家溝挑煤炭。二是到州河山裡邊的鄭家山挑煤炭。每條路線都有二十多里山路，早出晚歸。午餐是學校提供的一缽飯，在回來的路上吃。所有同學都有挑煤炭的經歷，印象深的，是去鄭家山。大雨中，同學們大多是打赤腳板，踩在石子路上，腳底劃出口子，鮮血直流，我就有過這樣的經歷。即使穿草鞋的同學，雨水一泡，草鞋很快就磨破了腳跟，只好打赤腳了。熊光政告訴我，他的腳底劃了一條深的口子，至今還有老繭，每個月要去修一次腳。
打赤腳，挑扁擔，背背篼，是所有同學的經歷。勞動時打赤腳，平時上課也打赤腳者不在少數。每逢大年初一穿一雙新布鞋，一年一雙。為了保護這雙布鞋，落雨天不穿，勞動時不穿。男同學如此，女同學也這樣。有的女同學打赤腳上大學，成為城裡人的笑談。
扛木板。大同學從義和大山上去砍樹，體力活重。高六一級的李長春、張光治、龔興儀就給我們講過山上砍樹的艱苦。我們小同學就到五十里地外的湧興區扛木板，經三叉溪、石佛鄉、王巴溝回校。
抬糧食。離學校五百多米的地方，是國家糧庫。前些年才知道，民國時期這裡是軍糧站。盧錫武是我的朋友，他三四歲到七歲，在這裡長大。40年代，他的父親曾在這裡任站長。盧父是黃埔軍校畢業的。我們在這裡抬糧食最多，從站到河邊，或抬上坡，或抬下坡。一大麻袋150斤，三個同學抬，上坡時前面一個人，後面兩個人。下坡時，前面兩個人，後面一個人，呈丁字型。還有一個王巴溝糧站，在河那邊，要過河。不過，在王巴溝糧站抬糧食，有一個好處，可以在那裡買糠餅子。細糠內有碎米，既充飢味又美。今天看來，那餅子的維生素極其豐富。
建校舍。1959年，學校響起了高音喇叭，插上了彩旗，全校動員修建校舍。所有師生都投入教室的修建。我們曾為學校添過磚，加過瓦。
楊元成回憶說，初中畢業時，每個同學要挑200匹磚，才發畢業證。他的父親幫他挑了194匹。楊住在學校旁邊，打鐘都能聽到。從造船廠旁的磚瓦廠挑磚到學校，我記得很清楚。
砍“大字”。我都差點忘了，一天李秀芬說，我們班上的同學，到匯東鄉的山上砍樹。那時，正是人民公社化高潮。在山上砍出“人民公社萬歲”的空白，遠遠的可以看見山頭上這六個大字。
抽船下河。離學校不遠，是造船廠，每當木船造好後，我們一個班幾十個人一起，把船抽到河邊，推到水裡。
三角寨。凡是我們那個年代三匯中學的同學，都對三角寨有特殊的感情。
從我們學校往北，經麻柳橋，再爬上幾個山坡，大概有七、八里路，就來到三角寨。
這是我們的校辦農場，所有同學都到這裡來，種蔬菜，栽紅苕。有上百畝的土地吧，有一幢小平房，學校一位叫李錫良的工友住在那裡，負責管理。
我們在這裡勞動，栽菜、鋤草、鋤地、施肥。我們從學校挑糞到農場，由於人比較小，只挑半擔。而高年級的大同學，挑的重，次數多。
我們曾住在這幢小平房裡，叫守夜。晚上要出來看一下，防止別人來偷菜。月夜裡，摘樹上的橘子吃，那味道好甜。
三角寨，在困難時期，生產了一些蔬菜，自產自食。
農忙假。上學期、下學期都要放一個星期的農忙假。夏季幫助農民收麥子、插秧，秋季幫農民挖紅苕、點麥子。有學校集體組織的支農勞動，也有放假後讓同學回老家勞動。我們幾個班的同學，曾到匯南鄉大石村插秧，我個子小，挑重擔做重活不行，但在水田裡插秧，腳輕手快。一個人栽幾行，並排開始，手腳慢的，往往被兩邊插秧快的像關在房子裡一樣，被關在裡面，我從來沒有被關過。栽秧時，田裡的螞蟥多，釘在腳杆上，越摳越往肉裡鑽，鮮血直流。男同學還好些，女同學發出一聲聲尖叫。在鄉下勞動，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飽餐一頓，大石村的農民關愛學生，紅苕稀飯管你吃個夠。
五、吃不飽
過了學生時代捱餓的日子，一輩子也不覺得苦了。
1959年至1961年，史稱“三年困難時期”。困難到什麼程度呢？
我接觸廖伯康比較多。他曾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最先讀到他的手稿《我向中央說實情》。這篇文章先是在《龍門陣》雜誌發表的，引起轟動。後來《文摘週報》轉載。由於這份報紙發行量大，影響的範圍更大了。網上也打出標題文章《廖伯康說四川在困難時期餓死1000萬人》，網民熱議那三年。
我與廖公認識、相交二十九年，他的這篇文章只是他一篇長文的一個短章。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他因為向毛主席寫信反映四川餓死人太多，而被打成反黨集團。由於我是“那三年”的過來人，對廖公這段歷史特別感興趣，花幾年的業餘時間採訪他，形成了一篇九萬字的長文《廖伯康一生為民主》，其中有三分之一講“那三年”，國人的一段痛史。
這裡應當先講一句心裡話：國家在最困難的時候，寧可讓大人捱餓，也不能讓上學的孩子沒有飯吃。我當時沒有聽誰說過這句話，但事實上就是這樣，我們中學生感受到了。
臉朝黃土背朝天、種地打糧食的農民寧可自己餓死了，卻把糧食交給國家。前些天我到巴中，當地幹部回憶說，當年有多少多少人餓死在送糧的路上，還列出具體數字，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四川死的人，絕大部分是農民。
街道的居民月供25斤，令農民垂涎三尺，羨慕不已。
而我們中學生，一進校每月有32斤糧食，老師只有25斤。在困難時期，學生節約幾斤，老師增加一點，但學生仍然高於老師。
學生在長身體、學知識呵，不能讓學生捱餓。
我們感受到毛澤東、共產黨、全社會的關愛，一生一世不敢忘懷。
我們這一代人，後來能為國家、人民做點事情，常懷感恩之心。為了我們，父輩師長豈止是心血，還付出了生命。
如果再說到助學金，那就更應該銘刻於心了。五六十年代的助學金，每月1元、2元、3元，是一個大數字，每月伙食費才4元、5元。我是靠助學金才讀完那六年中學的。
沒有助學金，就沒有我的學業。
沒有每月三十斤的大米，就沒有我的生命。
當然，對那三年的飢餓，我們也有切身的感受。
我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在州河邊號房碉樓旁的路上，看到兩個餓殍，還有幾個有氣無力倒在路邊的老年人。這個鏡頭，一輩子揮之不去。
雖說有三十斤大米，但由於肚內沒有油水，飢餓感人人都有。同學們在食堂吃飯，大米飯用臉盆蒸好，一桌八人，用筷子劃成八牙。為確保是八等分，一個同學背靠背說哪一牙，然後依次挑出來。蔬菜，大都是我們勤工儉學自己種的甜菜（厚皮菜）、蓮花白。蓮花白蟲多，六六六粉殺蟲效果好。我們吃飯時，六六六粉始終清洗不淨，味道甚濃。
菜少的時候，喝鹽開水，上面浮有油滴、蔥花。
同學大都家在農村。每到星期六晚飯，我就把當天的一牙飯和星期日全天的飯打回家，放上蔬菜，加上黃荊葉、鵝茵草，我和母親可以吃幾餐飽飯。
那時，在農村害腫病很普遍，吃代食品、藻類的多。同學們都吃過糠餅子。用釀酒後的酒糟做的糟糕，在當時能買到也十分難得。在王巴溝糧庫抬糧食時，同學們隨手從麻袋裡抓出吃生苞谷、生大米吃，我就吃過，但都沒有人往包裡裝。
一週一次牙祭，偶爾吃豬肉，大多是吃油炸拖面。那時，甜菜（厚皮菜）梗又白又肥又大，外面裹著一層灰面，油炸出來，好香好香。
在我們同學中，發生了一件被紅苕脹死、震驚全校的事。
大家都有飢餓感。有的同學趁星期六回家，飽餐一頓。同年級一位叫李全林的同學，住在我的隔壁。大宿舍是上下床，用床分割出一個個小間，一人說話，幾十個人都能聽見。早晨，同學們見他不起床，一摸，人已經沒氣了。聽說，他頭天從巖峰鄉家中回校，就不舒服。他在家紅苕吃多了，又走了五六十里山路，當晚被紅苕脹死了，好可惜好可惜。
在最困難的時候，供應給我們的糧食，由細糧變成粗糧，大米少了，代之以玉米、胡豆、紅苕，4斤紅苕頂1斤糧食。有一個時候，我們吃煮熟的胡豆，一兩有多少顆，可以一顆一顆數出來。
1962年至1963年上學期，連供應糧也不能保證了，戶口轉回農村，我們從農村帶糧食。同學們便在學校附近農民的家裡，三塊石頭支起一頂鍋煮飯。我在一個林姓農戶的家裡煮了幾個月，全是稀飯。
所幸，我沒有得腫病，只不過身體瘦小一些。1960年初中畢業時，我17歲，體重66斤。到了1962年，副食品多了，生活開始好了起來。1963年高中畢業，我20歲，體重增至100斤，1.64米的個頭兒。
那三年給我留下的記憶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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