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大明律》制定完成，颁示天下。
大明律
朱元璋鉴于元未法制松驰的教训，十分重视立法。吴元年（1367年）十月，即命左丞相李善长做制定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做议律官，讨论制定立国安邦的法令。
1367年十二月，律令制成。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颁行天下。凡律285条，令145条，令作为律的补充，主要记载诸司制度。以后随着《大明律》的日益完善，许多令条归并进律条。洪武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发给各司。同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
次年二月书成，颁行天下，篇目以唐律为蓝本，共606条，分30卷。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因为刑部上奏说：“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更定《大明律》，使之日臻完善。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最后修订完成《大明律》，颁行全国。
颁行《大明律》后，又出现了偶发事件和新的问题，于是临时制定条例加以处理。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刑部尚书彭韶以鸿胪寺少卿李所请，删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1500年），孝宗又令刑部尚书白昂与九卿议上《问刑条例》297条。
《大明律》曾在嘉靖时期修改过两次。万历十三年（1585年），刑部尚书舒化又重加修订，并在律后附加《问刑条例》，共382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1641年），也有人建议要议定《问刑条例》，不过还没来得及进行明朝就灭亡了。
除《大明律》外，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又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大诰》共74条。第二年五月，又颁行了有87条的《大诰续编》。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颁行《大诰三编》共43条，次年，又颁行《大诰武臣》共31条。其内容是汇集有关官员犯罪的条例。
在大量案例中主要惩处豪强与贪官污吏的共一万多件。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重略，附载于律”。《大诰》中的例实际上成为律外之法，作为对《大明律》的解释补充。
颁行《大诰》后，发至全国，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这一做法“意在使人有所警惕，不敢轻易犯法”，从而强化明的统治。
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等方面的内容，但随着《大明律》的不断完善，明代刑律逐渐演变至以《大明律》及条例为主。
《大明律》共有30卷，460条，分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部分。刑分笞、杖、徙、流、死五等。法定的刑具有笞、杖、讯杖、枷、杻、镣等。总体上看《明律》的法律体系较之《唐律》更加完备，也更加严酷，它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前代比，在对待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恶”的行刑，无论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而且还把“十恶”的范围扩大了。
明律规定，凡部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均属“十恶”中的“不义罪，处以极刑”。同时，鉴于元末曾以宗教形式组织发动农民起义，《大明律》特别规定“禁止师巫邪术”律条，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第二，《大明律》增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扰乱朝政的要斩杀，妻子充作奴隶，财产收缴入官。”禁止官员结党，这是前代法律条文中所没有的。
为限制大臣专权，《大明律》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把任免官吏权专属皇帝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禁止官员私下里互相引荐，结党营私，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力量。
第三，增加了经济立法的比重。明初，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且制定了在性质上属于经济立法的具体条款。
如明律禁止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如果被确认是强占，最高可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
对“占田过限”“欺隐田粮”者也有惩治，“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明廷特将居民划分成了军户、民户、匠户及灶户四种，是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稳定。
但明律规定军户、匠户、灶户平时不可以随意流动，私自脱籍会被严惩。同时，明律还对养奴蓄婢的数量加以限制。规定贵族功臣之家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一般庶民之家禁止蓄养，否则杖一百，奴婢放免为良。
如有诱骗和掠卖良人为奴婢，则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在明代商品货币发展的形势下，为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明律专列“钞法”，如拒绝收受宝钞，或制造、使用伪钞，除追纳赔偿外，并处杖刑。
又补充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若知情行使者，皆斩，财产入官，告捕者官给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明律严格制定法律禁止贩“私盐”“私茶”。明律根据时代特点和需要施行以刑法推行经济立法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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