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我們知道，起初西方世界對太平天國、對洪秀全等領導人是充滿好感的，認為彼此都是信奉上帝、信奉基督教的，認為中國的局勢將有利於西方。英美法等國的傳教士、商人大都懷著這樣的熱情觀察著中國的局勢。
當時，英美法這些列強的政客們對太平天國運動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起初，列強各國看到太平軍勢如破竹，有取代清廷的趨勢，很擔心他們與清政府簽定的條約不被承認，都有一種莫可名狀的擔心。
在太平軍攻克安慶之時，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曾經於1853年2月26日給英國公使文鹹寫了一個秘密報告。報告建議對太平軍的發展形勢加強關注和干涉。阿禮國在報告中說，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武裝調停或武裝干涉可否擴張我們 （英國）的利益的問題，而是不去及時地、堅決地採取這類行動，則那些利益——商業的、稅收的——會不會被政治的解體和無政府狀態所徹底毀滅的問題了。”[1]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僅僅過了一週，阿禮國再次向文鹹提出建議：“大不列顛一國，或是在中國擁有艦隊的三個外國聯合起來，去制止這個毀滅性的戰爭，趁（中國）皇帝還據有能夠締結條約的地位時，向他取得這種干涉的報酬。”[2]看來，起初，英國是想幹涉中國的這場內亂的。
隨後，英國公使文鹹即著手調配武力來上海，他命令原已受命開往新加坡的兵艦“哈爾米士”號軍艦和在廈門的“撒拉曼特”號軍艦開往上海，要求停泊在寧波的兵艦“拉特雷”號也原地待命，隨時接受調遣。文鹹再做出這些部署後，親自前往上海，準備與阿禮國協商幫助清軍的計劃。但是，他到達上海後，太平軍已經攻克了南京，形勢對清廷更加不利。也就在這之前，上海道臺吳健彰再次向阿禮國求援。基於這種緊迫的形勢，文鹹讓阿禮國向吳健彰作出答覆，說，現在英國公使已經到達上海，“高級當局之間的接洽比較方便了，如果兩江總督閣下要求援助，或就當前局勢與全權大臣有所洽商，應由總督正式行文致公使本人，而不要由次級官員轉達”；文鹹還表示，“一經收到來文，對其中內容當即予以最善意的考慮，並及早答覆”。[3]
面對清廷官員的求援和太平天國佔領南京的現實。文鹹又感到這時候介入戰爭顯然是不和時宜的。他感到清廷可能被取代，他的結論是，清朝在南中國的統治權已一去不復返了。他認為外國的干涉只會無限期地延長戰爭與增加混亂。
《倫敦新聞畫報》太平天國叛匪
文鹹感到，在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下，無論是幫助了太平軍還是清軍，都是不利於維護英國的利益的。因此，英國應採取不干涉的政策。英國人的“不干涉”態度，雖然如此，文獻決定拜訪太平天國，瞭解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態度？
文鹹決定拜訪太平天國一來是想試探洪秀全等人對既定條約的態度；二來是對太平軍勢如破竹的發展形勢感到奇怪。幾個農民揭竿而起，為什麼會那麼強？以排山倒海之勢，撼動清王朝的根基，懷著這種好奇，他很希望瞭解太平天國的真實情況。
懷著這種複雜的情感，文鹹是1853年4月22日前往南京的，出發之前，他給英國新任外交大臣克拉蘭敦寫了一個報告，說：“此行目的在向各方面清楚說明，英國政府目前是中立的……也許這個辦法還有誘導叛黨領袖們宣告他們對外人的意向的效果。”[4]
4月26日，當文鹹乘坐的軍艦抵達南京下關江面的時候，同樣又遭到了太平軍水師的炮轟。文鹹慌忙讓密迪樂帶上他寫給太平天國領導人寫的書信，表明來意後，太平軍即對他們予以了接待。文鹹一行在天京江面停留了三天，在這三天多的時間裡，文鹹對這支自視為“上帝”子民的隊伍有了大致瞭解。
文鹹給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書信主要闡述了三點。即希望太平天國承認《南京條約》；表明英國在太平天國與清政府之間的“中立”立場；希望瞭解太平軍是否進攻上海以及天國對西方的外交政策。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
瞭解了文鹹的來意，楊秀清、蕭朝貴發出了表明太平天國立場和態度誥諭，說：“爾海外英民不遠千里而來，歸順我朝，不僅天朝將士兵卒踴躍歡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當嘉汝忠義也。茲特降諭：準爾英酋，帶爾人民，自由出入，隨意進退，無論協助我天兵殲滅妖敵，或照常經營商業，悉聽其便。深望爾等能隨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業而報答天神之深恩。”[5]
文鹹看了這個誥諭，內心很不高興。雖然，太平天國表示歡迎通商，但是對於承認《南京條約》與否，太平天國隻字未提，而且與大清國有過之而不及地把英國看成了應該歸順的“藩屬”。
此行太平天國，文鹹最希望的是見到洪秀全，一睹自稱為上帝次子的風采。可是，文鹹卻得到了這樣的答覆，“天王為萬國真主，凡來朝見，都須遵守禮制。著文鹹先行奏明，己為何人，所操何業，來自何處，始準朝見。”
不用說，太平天國也要求文鹹行跪拜之禮。這樣的要求，文鹹自然不會答應，也對太平天國產生不滿情緒。雖然，事後，洪秀全的小舅子賴漢英到英艦上，對韋昌輝、石達開要求文鹹腥跪拜禮的要求表示了歉意，並約定文鹹在4月30上岸竭見東王楊秀清，但文鹹已決定放棄拜見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想法。
太平天國進攻上海時的西門城牆
4月30日上午，賴漢英照約定時間前來迎接。文鹹拒絕前往，他推脫說，天氣不好，不能前去拜見。他把事先寫好的一封信交給了賴漢英，要他轉交給太平天國最高領導人。信的大意是說：
中英兩國通商，在廣州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了。《南京條約》也約定了新的通商章程，議定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英國商民可以到此居住經商，根據條約，英商納稅貿易，合理合法，中國人不得稍有妨礙；因此，特照會太平天國。
信的末尾還威脅說，如果英國人的經濟貿易在中國受到阻礙，“那麼必將引起憤慨，正如以簽訂1842年《南京條約》作為結束的戰爭時期所引起的憤慨一樣”。[6]
當然，文鹹這麼做，仍然具有威脅的性質。他把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說成是英國人因為憤慨而為之。目的是希望太平天國也像大清國一樣承認英國已經獲得的特權。但是，這次前往南京，文鹹沒有達到目的，他對太平天國產生了很不好的印象。當年8月4日，文鹹給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如果舉事者成功，至少傳教士的活動可望獲得完全的容忍。這些人看到外國人一般地都和他們遵奉同樣的教義，因而當他們得勢時，可能對外國人懷抱友善態度。他們無疑會允許通商的；不過從他們的出版品以及他們的行為上看，我們可以推斷他們將嚴禁鴉片——不像現在這樣的有名無實，而是真正的禁止。……目前唯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捲入這一斗爭中，力避與雙方發生正式的聯繫，但外國人必須準備好足夠的武力，來擊敗舉事者們可能施與他們的任何攻擊。”[7]
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寶座
文咸認為“從任何觀點看，中立乃最切要的任務”，“多等一些時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聰敏的政策”。看來，文鹹這個侵略者派來的處理對華關係的全權代表，把所謂的“中立”當作一種外交投機了。既然是外交投機，文鹹充分利用中國動盪之際，著手開始向清廷施展外交攻勢，他把向清廷索取利益寄望於“即將來臨的1854年的修約交涉。”他認為，太平軍給清廷造成的危機，在地方官向外國乞求外援的同時，咸豐帝也必然會做出這種選擇，那時，英國就可以“從清政府的手中索取更大的權益。” [8]
文鹹拜訪太平天國，雖然沒有撈到什麼好處，但繼他之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1853 年12月6日也訪問了南京。他如法炮製，也向太平軍表明對中國正在發生的戰爭 “嚴守中立”，要求太平天國承認《南京條約》所賦予的權利。但是，太平天國將領對法國人所提出的所謂“條約權利”採取了漠視的態度。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同樣沒有撈到什麼便宜，沒辦法，他也學著文鹹那樣採取了觀望的“中立”的態度，觀望著事態的發展。但是，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太平天國第二次兵困上海，對列強殖民利益造成的極大威脅，使得英法美等國與清廷聯合了起來，通過“助剿”的方式，才遇到鎮壓太平天國的行動中來，並最終導致了太平天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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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嚴中平：《太平天國初期英國的侵華政策》。《新建設》，1952 年 9 月號。
[2]嚴中平：《太平天國初期英國的侵華政策》。《新建設》，1952 年 9 月號。
[3]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第103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
[4]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1840—1911)》，第6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5]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上冊，第61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6]嚴中平：《太平天國初期英國的侵華政策》，《新建設》，1952 年 9 月號。
[7]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六），第89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8]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上冊，第61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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