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朝是唐朝對外戰爭的全盛時期，但唐太宗去世之時，四境仍未全部安定。西部的西突厥和東部的高麗均為唐高宗亟待解決的外患問題。唐高宗於顯慶二年( 657) 攻滅西突厥， 總章元年( 668) 滅亡高麗，表面上顯露出極強的軍事實力，其中如攻滅西突厥的重要勝利也起到了改變中亞形勢、增強大唐地位等作用。 但從過程中不難看出高宗朝軍事實力的顯著下降。
( 一) 膠著的戰爭態勢
高宗朝對外戰爭中，膠著的戰爭態勢表現得十分明顯，尤以滅亡高麗為甚。唐與高麗鏖戰五年，最大的戰果是消滅了高麗的附庸百濟，並未對高麗本身造成有效殺傷。高宗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於是龍朔元年 ( 661) “夏五月丙申，命左驍衛大將軍、涼國公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為平壤道大總管，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樂安縣公任雅相為江道大總管，以伐高麗”，正式對高麗本土用兵。
龍朔元年七月，“蘇定方破高麗於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 九月，契苾何力在鴨綠江大破蓋蘇 文長子泉男生，“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眾悉降，男生僅以身免” 。然而在這場大勝之 後，契苾何力受詔還軍，不久，唐將龐孝泰軍敗蛇水， “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 。在這樣的情況下，圍攻平壤的蘇定方無奈退兵。
自蘇定方撤軍之後，高宗對高麗並未繼續採取過多的軍事行動。直到乾封元年( 666) 蓋蘇文死， 高麗內亂，高宗這才命司空、英國公李績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裨將郭待封等以徵高麗”。總 章元年( 668) 十一月，李績 “拔平壤城，虜高藏、男建等” ，至此高麗方平。
唐滅高麗雖然十分順利，但這是建立在高麗內亂的基礎之上的。從永徽六年( 655) 開始，唐高宗歷經十餘年才滅掉高麗，戰爭的膠著可見一斑。
( 二) 嚴酷的對敵態度
太宗朝，對敵態度十分寬大，這一點在與東突厥和高麗的戰爭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貞觀四年( 630) ，李靖滅東突厥。對數十萬突厥降民，太宗“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佑、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 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眾。其酋首至者， 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佈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阿史那社爾、阿 史那道真、阿史那忠、執失思力等人尤受重用。對東突厥的首領頡利可汗，太宗亦十分優厚。對高麗太宗也十分寬厚。但到了高宗時期，一反太宗時寬厚的對敵政策， 開始嚴酷對敵，最著名的就是薛仁貴殺降事件。薛仁貴在平九姓突厥之時，九姓突厥服膺於薛仁貴的武勇，十餘萬人自願歸降，但薛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 。坑殺十餘萬人的薛仁貴，在戰後並未受到任何處罰，高宗的態度可見一斑。正是因為高宗朝軍事實力下降，無力完全制約，只好採取殺降這一手段來防患於未然。
( 三) 邊境控制力下降
高宗朝邊境控制力的下降，是與太宗朝相對而言的。在太宗朝，對外戰爭惡仗無數，但重要的決戰均以唐軍勝利而告終。在唐軍主力東征高麗之時，防禦西部的執失思力與田仁會仍能夠輕鬆擊敗薛延陀多彌可汗的進犯，甚至有著主動出擊的能力 。在主力東征的情況下，唐漫長的邊境線仍固若金湯，沒有給多彌可汗一點可趁之機，足見太宗朝邊境控制力之強。
但高宗朝，唐已經無法像太宗朝那樣對邊境具有強有力的控制力了，在對外戰爭中出現重大失敗，尤其是和吐蕃的大非川之戰。此戰失利後，唐在西境只得長期採取守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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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太宗朝，高宗朝軍事實力衰落是不爭的事實，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說，名將凋零造成的將領青黃不接，府兵制崩潰造成的軍隊素質下降與宮廷鬥爭造成的中央政局動盪共同導致了高宗朝軍事實力的衰落。
( 一) 將領青黃不接
太宗朝之所以能成為唐朝武功最盛的時代，與當時有一批能征善戰的將領密不可分。而在這批將領逐漸老邁、去世的同時，新生將領並沒有成長起來，這就造成了高宗朝將領的青黃不接，將領整體素質下降。
到了貞觀後期，將領老化的現象便逐漸凸顯。貞觀十八年( 644) ，太宗在品評當時名將時說: “於今名將，惟( 李) 世績 、( 李) 道宗、( 薛) 萬徹三人而已” ，可見太宗對將領老化的情況心知肚明。 故在徵高麗時，太宗對嶄露頭角的薛仁貴說: “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
到了高宗朝，這一問題非但未能解決，反而愈演愈烈。李靖、李績 、契苾何力、侯君集、薛萬徹等人是太宗朝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將領。而高宗朝重要的對外戰爭從永徽六年( 655 ) 開始，但在永徽三年( 652) 和永徽四年( 653) ，薛萬徹、李道宗先後離世，乾封二年( 667) ，蘇定方去世; 總章元年( 668) ，契苾何力不再出戰; 總章二年( 669) ，李績去世，高宗朝名將僅剩下薛仁貴一人。
雪上加霜的是，咸亨元年( 670 ) ，吐蕃東向，高宗能夠依靠的將領只有薛仁貴一人，而薛仁貴的個 人威望又不足以使諸將服膺。在大非川之戰中，副將郭待封便不聽薛仁貴將令，擅自行動，導致慘敗。大非川之後，薛仁貴被貶為庶人。但不久“高麗眾 相率復叛”，朝中無將的高宗只好重新啟用薛仁貴， 拜薛仁貴為雞林道總管，經略高麗，足可見當時良將缺乏的問題有多麼嚴重。
除了名將凋零之外，高宗朝軍隊素質也下降嚴重。唐初為府兵制度，即軍隊的主力由平時在家務農戰時集合出征的府兵構成。府兵制度終究是兵農合一的制度，長期從事農業的府兵較之“人皆習武，剽悍善戰” 的遊牧、狩獵民族，在戰鬥力上有著天然的劣勢。這種劣勢只能靠平時嚴格的訓練來彌補，但農業生產週期長、獨立性強，這就造成了府兵軍事訓練時間少、相互配合不默契，這些直接影響了府兵的戰鬥力。更為重要的是，高宗朝的土地兼併問題頗為嚴重，均田的喪失使得本身就受田不足、賦役較重的府兵生活更沒有保障，加之戰時“隨身七事”及糧食的負擔，給府兵造成了嚴重的生活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府兵逃亡的現象不時出現。
高宗朝軍事力量的下降除了是軍事問題，但其根源在於政治問題。高宗朝多變的中央政局大大削弱了其軍事力量。
太宗後期，諸子奪嫡的局面使得朝堂動盪不安。高宗能夠即位，與長孫無忌的大力支持密切相關，但 吳王李恪對 高宗有著無形的威脅。永徽四年，長孫無忌借房遺愛謀反案攀扯李恪，結果“遺愛、( 薛) 萬徹、( 柴) 令武皆斬，( 李) 元景、恪、高 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 。吳王李恪本身文武全才， 涉及此案的薛萬徹更是太宗後期的三大名將之一， 二人皆是獨當一面的大將之才，經此一案全部損失。
除了房遺愛案，高宗朝的另一件大事是永徽六年( 655) 立武則天為後。這件事受到了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諸大臣強烈反對。房遺愛案之後，長孫無忌獨掌朝綱，高宗立武后即意味著朝堂的重新洗牌， 太宗朝老臣被清除是必然之事。而武則天掌權後一反太宗使用蕃將蕃兵的政策，很少使用蕃將， 甚至不使用蕃兵” ( 契苾何力在總章元年後未曾出戰，疑與武則天不用蕃兵蕃將政策相關) ，這便更加無法彌補日漸下降的軍隊素質了。
在經歷了太宗朝軍事全盛之境後，高宗竭力想 保持這種強盛的態勢，從戰績來看，高宗朝也確實有過輝煌的勝利。不過，受困於名將老邁新人不繼、府 兵制兵農合一的天然劣勢及中央政局動盪等因素， 使得高宗朝軍事實力的衰落不可避免。這也註定了 高宗朝積極的對外政策不能長久。在大非川戰役失 敗之後，高宗朝主動的對外戰爭基本消失，而代之以對現有疆域的保衛，即主動進攻的邊防政策被穩健 的防禦政策所取代。這種邊防策略的改變正是節度使出現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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