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一生活了88歲，在位長達60年。晚年時，乾隆皇帝回顧自己的一生，頗為自詡地列舉了“十大武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十功者，平準噶爾二，定回部一，打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
為什麼兩徵金川成為乾隆自詡十大武功中的兩大武功。因為，這是乾隆維護中央集權君主制度在全國範圍得到貫徹和實施的重大行動。兩徵金川對清朝政府維護國家統一、保證多民族國家安全，保持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為什麼要發動兩徵金川。這與當時在中國西南地區採用的土司制度有很大的關係。土司制度是對中央政權無力顧及的西南邊陲地區土人頭目的一種籠絡手段，“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首領世襲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進行間接統治。
在土司統治下，土地和人民都歸土司世襲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個個勢力範圍，司法、財政、行政、兵事都可以自治，對於當地人民予求予取，掌握一切生殺大權，除了不能登基稱帝，其他一切甚至比照皇帝，而且只需要象徵性的向朝廷繳納微薄的賦稅。比如，雍正初年，雲南土知府刀瀚，每年收繳的銀子高達數千兩，但僅向朝廷繳納貢銀三十六兩。
因此，中央集權君主制度的集權與土司制度的獨立性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消滅和改造土司制度是必然的。
土司制度是在唐朝時期羈縻制度的延續，元朝時逐漸演化完善為土司制度。
明朝時土司制度達到高峰。從明朝以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由土司統治，這些土司名義上附屬中央，實際上各自為政，成為獨霸一方的土皇帝，嚴重影響了地方的行政效率。最重要的是土司制度有自己的人事權，甚至也有兵權，於是就會出現不服中央的管理，或者跟周邊的土司發生戰鬥，爭奪地盤，經常愈演愈烈，危害到正常的統治秩序，影響到了地區的穩定。
於是明清時候的皇帝就採取取消土司世襲，改派流官，直接劃歸中央的政策，被稱之為改土歸流。
改土歸流始於明朝永樂皇帝時期，明永樂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因爭地叛亂，互相廝殺，亂事平定後，於當地設置貴州布政使司，揭開改土歸流的序幕，這一事件也被稱之為貴州建制。
明朝雖然陸陸續續有改土歸流，但是實行的並不徹底，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是在清朝時期，清朝總結歷代治邊疆經驗“改流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其投獻為上策，敕令投獻為下策。”當然這也是因為清朝國力強盛，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
清朝康熙時期三藩被平定，臺灣被收回，東北和西北的動亂也慢慢被平定。到了雍正年間，中央朝廷有足夠的實力去對周邊的疆域進行統治，加上土司制度的種種弊端，雍正下定決心進行改土歸流，
雍正四年，在雍正皇帝的直接領導下，雲貴總督鄂爾泰在西南大規模進行改土歸流，到雍正九年基本完成。撤掉了土司，廢除了土司制度，改由朝廷派遣的流官直接管理，土司一律內遷為民。這就很大程度下安定了西南的局勢，減少了叛亂因素，也加強了中央對西南的控制，有利於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但金川地區一直到乾隆時期還是在土司的管治之下。
大金川，位於今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的上游，即今阿壩藏羌自治州金川縣，因出產金礦而得名。這裡盛產美味的金川雪梨，地形崎嶇複雜，路多山道，水多急流。
小金川，位於今四川省西北部，河流名，發源於邛崍山，向西流到丹巴附近入大金川，小金川沿河產砂金。又為土司名，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下轄縣。
大、小金川地區居民以藏族為主，西連甘孜藏族自治州，與康藏通，東連成都平原進入川西高原的咽喉汶川縣，是嘉絨藏區通往漢族地區的要道之一。南接雅安地區，直通內地，北接川西高原，與青海、甘肅相通，為內地通往西藏、 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的咽喉與橋樑地帶，它可以遠扼西藏、青海、甘肅等藏族地區，近控川邊，因而，其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在清朝時期，大小金川由當地的土司統治，這裡民風剽悍，加上地形易守難攻，因此就成為當時西南地區的一大亂源。
乾隆初期，對待嘉絨藏族仍然是恩威並施，偏重於以恩、以德服人的方針。這顯然是較為明智和符合時宜的，他的這一思想也影響了地方官員對這一地區的管理。 然而，隨著嘉絨藏區各土司實力和這個地區局勢的變化，乾隆帝的治理方針也發生了改變。從以前的側重於恩的政策轉變為側重於威。這在乾隆帝對待大、小金川土司的政策變化上面得到了體現。
乾隆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屢生事端，無視四川總督的調解，進攻小金川等地的土司，這在朝廷看來，是一種嚴重的挑釁行為，是對朝廷權威的挑戰，是叛亂。終於引發了聞名於世的乾隆王打金川的戰爭。
戰爭從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打到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前後歷時29年，主要有兩次大的戰役。清政府耗費白銀9000萬兩，調遣了大半個中國的兵力，終於消除了朝廷的心腹之患。
雖然戰爭給大、小金川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給大金川所處的嘉絨藏區帶來了痛苦，但是，戰後，乾隆皇帝在嘉絨藏區實行的一系列積極的經營措施，對金川地區，乃至嘉絨藏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有利於嘉絨藏區的民族融合和發展。
其一，在軍事上，它結束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混亂局面，使大小金川以至整個西川地區從此得到了相對的穩定和安寧，也使影響全國不少地區的金川事件得到妥善解決。
其二，在政治上，清廷對金川實行改土歸流、改土為屯，採用各種與內地一致的政治劃一政策，從此大小金川牢固地歸屬於中央政府統屬之下，使該地區加強了與中央及內地的聯繫和交往，這有利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有利於金川地區的開發。
其三，經濟上，廣興屯田，大辦屯務，使金川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改土為屯具有屯田和改土歸流相結合、兵番民錯處、經營耕種既自主又分散等特點，在中央加強對兩金川地區的統治、解放當地生產力、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及藏漢民族融合交流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意義。
戰爭最大的收穫是形成地方服從中央的觀念。清政府通過乾隆年間對嘉絨的幾次戰爭, 改變了金川地區的政治格局。由原來的土司分割統治區 , 變為中央政府流官管轄下的土屯區。這一變化, 使雜谷、大小金川三個勢力強大的土司被廢除, 代之以十一個番屯和五個漢屯，出現了屯土共存的局面。清政府對嘉絨土司定期到京城朝覲的規定, 更強化了各土司與清朝的聯繫, 促使清王朝與嘉絨各土司的君臣關係趨於密切, 地方臣屬中央的觀念在土司頭腦中深化了。直到清末, 嘉絨各土司對清王朝還朝貢不已。
乾隆皇帝的兩徵金川，標誌著從明中期開始的“改土歸流”政策終於取得了最終的成功，明清兩代耗費200年付出慘烈代價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使得中央集權君主制度在中國的西南方終於取得了成功，基本劃定了今日中國的南方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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