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晚清歷史上一個極其不同尋常的人物。他死後，有頌之為一代名臣名將名相的，也有斥之為遺臭萬年的漢奸的。這種迥異的評價反映曾國藩在歷史上曾留下了對社會發展起著不同作用的事功。確實如此，曾國藩創辦湘軍，扶植淮軍，鎮壓了太平天國起義；他為“剿逆”、“平捻”推出一系列創制，引發了清朝政局的變革；他鼓吹中體西用，率先舉辦洋務，開了近代風氣之先。我們認為曾國藩之所以在晚清史上擁有不同尋常的地位，與幕府對他的影響和佐助關係極大。
一
幕府自古有之。有清一代開幕之風很盛，雍正元年三月的一道上諭說：“各省督撫衙門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辦，勢必延請幕賓相助，其來久矣。”《雍正元年三月上諭，諭吏部。》其實不只是督撫，道、府、州、縣也同樣延幕相助，而且歷史更為久遠。幕賓協助行政官員裁決民事刑事案件、徵收錢糧賦稅、開支各種費用、處理公私函件、考核徵收田賦等，是地方行政官員不可或缺的助手。這些能人除少數是幕學、師爺出身外，實際多數是具有巨大社會能量的士紳。
曾國藩是地主階級經世派中的領袖人物，擁有十二年京宦的生涯，有較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較廣泛的社會關係。他與一般的官僚不同，曾國藩對中清以來所滋蔓的封建末世特徵有自己獨特的認識，他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根源在於吏治的敗壞，而吏治的敗壞又是由於人才的缺乏。《《曾國藩奏稿》卷1，《應詔陳言疏》。》因此，對於怎樣來解救統治危機也有自己的見解。他曾對胡林翼說：“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曾國藩書札》卷22，《復胡宮保》。》咸豐初年，曾國藩上過一封應詔陳言疏，奏疏中說：“今日所當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曾國藩奏稿》卷1，《應詔陳言疏》。》
咸豐三年，曾國藩走上與太平天國兩軍對壘的道路。從事之始，他設立幕府，廣泛徵士，將發現和造就人才作為“著力”之處。他公然號召：“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曾國藩《討粵匪檄》。》由於曾國藩極意的蒐羅，兩湖紳士紛紛投幕，“一時思自效者，無不投趨轅門”。出現“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的景觀。曾目睹這一景況的容閎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全國之人才精華彙集於此”。《容閎《西學東漸記》。》其門生薛福成後來追敘說：“曾國藩知人之譽，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緯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嘗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其在籍辦團練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共，俾獲各盡所長。”《薛福成《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這段話雖不無溢美，但仍透出曾國藩為發現人才確實煞費了苦心。
二
鹹同年間，地方官員和軍中將帥無一不開幕徵士，如林則徐、賽尚阿、僧格林沁等都擁有一班幕僚賓師。但細加考察，曾國藩的幕府具有許多獨特之處。
一是幕府的規模較大。一般的幕府規模較小，只有幾人、十幾人，至多是幾十人。但曾氏幕府卻有數百人之眾。上引容閡之言即是一證，但容閎將軍官、候補官員、懷才士子和專門家排斥於幕僚之外是與曾國藩的本意不符的；薛福成在《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一文中，讚頌曾國藩“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恆”，其中臚列名幕八十三人，包括“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二十二人；“邂逅入幕，或驟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以宿為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不責於公事者”二十六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十三人。這個臚列是不完備的，首先，被薛福成認為是“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其次，他把一大批投筆從戎，既是幕賓，又是湘軍將官者從幕府中排除了出去；最後，薛福成有意無意地遺漏了為湘軍造炮籌餉的黃冕、在湖北抽釐辦捐的胡大任、採編《賊情彙纂》的張德堅、參與機要的沈葆楨、審訊李秀成的龐際雲、新型知識分子容閎、徐建寅，以及薛福成本人。這主要是由於薛福成入幕較晚，所知有限，而且對曾國藩所秉的幕府內涵沒有完全理解所造成的。
二是幕府的職能有了擴展。傳統幕府的職責主要是協助幕主處理刑名、錢穀、掛號、書啟、徵比、批牘等方面的事情；軍幕職責稍專，主要是協助幕主參謀贊劃、擬撰奏章公牘等。曾國藩幕府此二者兼而有之。不僅如此，曾氏幕府的職責還擴展到了鹽法、河工、洋務、外交。薛福成曾概括說：曾國藩“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薛福成《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顯然，曾幕的職責比傳統幕府有了較大的拓展。
三是幕府中賓主的關係並不完全平等。幕府中主賓關係原是平等的，傳統的幕賓與幕主是以“賓師”相處的。其幕賓根據他們是否“被責於公務”而可以分成二類：一類在幕府中承擔著某種相對固定的責任；一類則甫入旋出，往來不常，沒有承擔固定責任的。後一類主賓的關係變化不大。但前一類則出現了不平等的變化，其原因是他們在大營或湘軍中擔任了某種角色和職務，具有了一定的官階，而且隨著不同貢獻產生了升遷差秩，這就造成了賓師、賓僚之間的實際不平等。由朋友關係變成了主從關係。以這一變化為前提，幕賓本不能為官府選調的成例被打破，這就是在“講求吏治，軍務未竣”的背景下，一批富有才幹、勳績卓著者被薦任督撫、提鎮、按察、佈政的出缺上。這是曾國藩幕府最顯著的特點。
四是傳統幕僚的薪水是由幕主從官俸中開支。由於幕府擴大、人員增多、活動加頻，這樣鉅額的薪金則不是幕主的官俸所堪負擔的，曾國藩則根據幕賓所擔負職責的不同性質，從不同途徑予以開支，對在營務、糧臺、軍中任事者由軍餉中開支，列入報銷案；對於抽釐辦捐、籌糧辦餉者則在該局中列支；而對可參謀贊畫、擬折辦文者多半由其官俸中支付。幕主利用權力將幕府的大部分負擔轉嫁到封建國家頭上，從一個側面說明幕府與其說是幕主的私人助手，不如說是一級行政機構。
三
曾國藩幕府之所以具有上述特點，是由一系列客觀和主觀原因促成的。
從客觀上看，是曾國藩所面臨的局面和所處的世勢使然。曾國藩是以一介儒生，在幫辦團務的幌子下創辦湘軍，遭遇的問題千頭萬緒。這包括選拔營官統領、招募兵弁、籌糧措款、造船制炮、協調關係等等，曾國藩縱然有三頭六臂也難於擔負其中一、二。湘軍出征後，規模逞擴大之勢，所需糧餉裝備隨之增加，勸捐抽釐，轉糧運餉的職責更加繁重，這均需要幕賓來分任。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愈益被捲入世界，正經歷千年未遇之變局，出現了洋務和外交二大新事物。鹹同年間，曾國藩已躍然為地方實力派領袖，並以“興洋務”、“辦外交”為己任。這兩項事業的具體工作都需要有專門家去擔負。總的說來，與曾國藩責任相關的大量事務，向曾國藩提出了人才和助手的需求。這是引發曾幕擁有傳統幕府所不具備的諸多特點的客觀原因之一。
幕府的主體是士紳，他們擁有一定的功名，在理論上是政府官員的候補力量，幕府的擴大，意味愈多的士紳捲入幕府。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局面呢？這是由於中清以來政治黑暗使仕途更加壅塞，使許多士子失去了入仕做官的機會所致。時人估計懷才之士“見收於科第者十之二，其見收于軍營者及一切保舉者十之三，其沉抑迍邅而不獲一用者，猶十之五”。《薛福成《上曾侯相書》。》這樣約有半數者處於失意狀態，其中不少必是生計無著者。為了生存和求得發展的機會，他們紛紛奔集於幕府，“出遊兵間，治軍書文簿及管榷稅”，“不復以講授為事”。《王闓運《湘綺樓文集》卷5，《羅熙贊傳》。》這也是曾氏幕府人才薈萃的一個客觀原因。
從主觀方面看，曾國藩從一開始就把“引用一批正人，培養一批好官，以為種子”作為他事業的出發點，從來都把幕府當作造就人才，培養好官，形成自我中心的集團政治勢力的基地，而幕府的彈性特徵為他這種用心提供了可能。
曾國藩的用心與他對時局、社會的認識有關。他認為清朝吏治腐敗，既是政治黑暗的表現也是道德淪喪的原因，經制武裝的廢弛，將官兵弁的無能，統治集團中缺乏凝聚力都是由於吏治腐敗而導致的。怎樣改變這種狀況呢？曾國藩認為選賢任能、更新吏治是至關重要的。曾國藩說：“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治道》，壬戌4日《日記》。》“人存而後政舉，方今四方多難，綱維紊亂，將欲維持成法，仍須引用正人，隨事納之準繩，庶不泥於例，而又不悖於理”。《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8，《復毛寄雲中丞》。》他表示要以轉移風俗，陶鑄一世人材為己任。《《曾文正公全集》卷3。》
曾國藩治軍帶兵之初其身份僅為在籍侍郎、幫辦團練大臣，這種地位無疑使他不可能象督撫，甚至不如司道那樣具有種種用人行政之便。這種境遇迫使他去尋求一種既得於實現人生目標，而又不與現存制度發生悖逆，不致招來從地方大員到中央高官攻訐的口實，幕府的彈性特徵正好提供了這種可能。
幕府的所謂彈性特徵，就是幕府在清代法律上已具認可和存在的地位。然而它只不過是私人的幫手。所以政府對幕主選拔、任用幕賓的資格和人數沒有限制，而權操幕主。這種自處於清朝官僚政治權力結構之外，而又被允許合法存在的組織，為幕主施展抱負，貫徹主張提供了可能。
正因為這樣，曾國藩開幕伊始，就廣泛蒐羅所謂的人材。然後經過曾國藩慎用、勤教、嚴繩等作育，具有了帶兵打仗或理財行政的才幹和效忠曾國藩、湘軍集團的品格後，則被充實於湘軍的各個部門，或薦任到所轄地盤的要缺上。這使湘軍既成為一支具有高度向心力、根本不同於綠營的反動軍隊；又使之成為了一個以曾國藩為中心，以湘軍為基礎，以幕僚為班底的政治集團。這個集團是曾國藩日後成就功業的根本，也是引發晚清政局驟變的動因。
除了曾國藩刻意利用幕府，改變幕府的職責和賓主關係外，有必要提及清政府的態度。這就是清政府在鹹同年間，曾遭到太平軍和英法侵略者的沉重打擊，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他們不得不進一步開放政權，容忍漢族地主官僚在不損害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更多地參與國家政權。曾國藩從咸豐末年後受到器重，清廷對他豢養大批幕賓不予干預，對他所舉薦的幕賓委以重任，反映了清朝政治和權力結構在經歷二百多年的半封閉後，不得不作出有利於漢族地主的調整。這點是晚清政治得以變化的基礎。
四
由於曾國藩刻意網羅人才，特別是利誘人才，對“博學多才之士尤加禮敬”，《容閎《西學東漸記》。》對“奏調人員”“不次驟遷”。《《清史列傳》五十，《何璟傳》。》使凡有一材一藝之能者，無不爭炫鬻其門。漸漸地，在曾國藩周圍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幕僚群體。這些幕僚雖然他們出身各異，閱歷不同，但都博學多識，他們的結合無論對曾國藩個人的事業還是對晚清政治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一）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如前所述，湘軍是一支不同於綠營兵和八旗兵，具有高度向心力的反動軍隊。這種向心力和反動性即來自它的將官對曾國藩懷有效忠之心。這些集幕賓、將官二任於一身者，分置於湘軍各部門，或充當統領營官，或主持營務糧臺，或分任擬奏批牘，曾國藩用他們如臂使指，大有唯命是從、令行禁止之勢，他們一掃綠營兵中將兵不習的致命缺陷，使曾國藩的每一項決策，每一個命令都能得到迅速、正確的貫徹和執行。它也使湘軍避免成為一群烏合之眾，成為一支有思想的軍隊，這個思想就是來自曾國藩及其幕府強調用封建倫理灌輸軍隊，使出身山農的士兵把為曾國藩集團打仗，當作是維護綱常名教的神聖之戰。其結果是使湘軍成為一支十分兇頑、殘忍的殺人之師。這在湘軍克復南京之役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有一批幕賓雖然不曾直接參與鎮壓太平天國的肉搏之戰，但他們為曾國藩籌糧措餉、制槍備械、出謀劃策，他們所起的作用顯然不亞於那些率兵衝鋒陷陣者。如湘軍初興時，督撫掣肘，糧餉幾絀，曾國藩被迫請旨在湖南、江西等地勸捐籌餉。在江西他任用前刑部侍郎黃贊湯主持其事，僅在1855年黃就為湘軍籌餉九十多萬兩，使湘軍免於絀餉內潰。《《曾文正公家書》卷5，《致四弟》。》如李瀚章長期為曾國藩主持後路糧臺，會辦江西釐稅、襄辦廣東釐務，也立下汗馬功勞。《《清史列傳》五，《李瀚章傳》。》至於參與戎幕多所贊劃者，以汪士鐸為典型，在曾國藩節制四省，計取金陵之際，汪士鐸曾獻策：先肅清城外，然後浚塹困之，移軍牽制蘇常，迨外援既無，中必內潰，然後始可徐圖。《《汪梅集先生集》卷10。》後來曾國藩在攻取金陵所施策略：緩進金陵，先清後路，穩紮穩打，步步進逼，實際就是採用了汪士鐸的計謀。《《曾文正奏稿》卷15。》
曾國藩正是利用他的幕僚實現了他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宿願。
（二）曾氏幕府中的開明之士推動曾國藩充當開近代風氣之先的人物。
曾國藩是一具有經世思想的人物，他的思想也有變易和開放的一面，為應對艱危時局，它既注意廣攬傳統士紳，也重視吸納新型知識人才。如當時享有盛名的容閎、李善蘭、華蘅芳、吳嘉廉、龔芸棠、徐建寅、徐壽等盡入其幕府之中。如果說傳統士紳在幫助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那麼這些新型知識人才則在推動曾國藩睜眼看世界，將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論付諸實踐上起了莫大的作用。
曾國藩引發了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洋務運動，他主要作了四件大事：一是倡導制器，二是組織譯書，三是選派學生留洋，四是形成了較成熟的洋務思想。這四件大事都是曾氏幕府中新型人才推動，佐理曾國藩實現的。
制器實踐肇始於安慶內軍械所，它出於徐壽、華蘅芳的建議，並由他們負責設計和施工。《《清史稿·徐壽傳》，《碑傳集補》卷43。》中國第一艘木殼小火輪“黃鵠”，就是在安慶內軍械所造出來的。江南製造局是洋務派最大的軍事工業基地，雖然設立者是李鴻章，但大規模地將西方的機器設備引進該廠，則是在曾國藩手上完成的。這一事業出於幕僚的計議，得到曾國藩的支持，由容閎負責赴美採購，《容閎《西學東漸記》。》由李鴻章總其大成，它對改善淮軍裝備，縮短與西方的實力差距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讚許的另一事業是選派留學生，此議由容閎提出，為曾國藩採納。其本意是培養推進洋務運動的科技人才。雖然曾國藩經理的第一批留美活動，從成效看並不顯著，但畢竟造就了我國最早一批卓越的自然科學家。由於這是一次主動地走向世界的實踐，因此具有特別深遠的意義，它不僅推動了我國傳統教育的近代化，刺激了其它學習西方的形式和活動的勃興，而且大大拓寬了國人視野，為封閉保守的思想文化氛圍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氣。曾國藩的這一功業顯然得益於幕僚的佐助。
（三）曾氏幕府幕賓的向上式社會流動影響了晚清政局。
曾國藩幕府是與曾國藩的地位相適應的，不論其幕制幕職如何更變，只要曾國藩不被實授封疆大權，不擁有政權，都不致對清廷或者政局構成較大影響，對於這點清政府和曾國藩本人都看得很清楚。因此，在1860年以前，無論曾國藩擁有多大功勞，清統治者都沒有賦予其實權。然而，1860年形勢發生了有利於曾國藩的變化：一是綠營作為牽制太平天國一翼的力量，隨著江南大營的崩潰已不復存在，清廷以湘軍殺賊，以綠營收功的企圖破產，環視海宇，惟湘軍堪用；二是肅順等一批“推服楚賢”的大臣獲得中央決策權；在辛酉政權更替中取得實權的奕、慈禧繼承了重用湘人的政策。這年8月曾國藩被授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總統軍務之職，次年11月受命統轄四省軍務，巡撫提鎮悉歸節制。清廷的這一任命首先是出於鎮壓太平軍的需要，其次是為了獲得地方實力派的支持，將他們的利益與朝廷命運捆在一起。
曾國藩的擢升是影響晚清政治的一件大事，儘管起初並非十分顯然。曾國藩擁有了一方大權後，他為解決湘軍發展中長期存在的缺糧少餉的問題，一方面將他認為“才堪任用”的幕賓薦任到巡撫、提鎮、按察、佈政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又把省級兩司降為屬官。有據可查，得到曾國藩舉薦，官至總督者13人、巡撫13人，至於擔任提鎮、佈政、按察、道府者約有100多人。《羅爾綱《湘軍志》，第66頁。》這是一個以曾國藩為中心的社會政治集團。過去其影響只限於某地區某領域，此後即擴展到全國各地區、各系統，大有左右地方一切之勢，迫使中央朝廷在用人行政方面事事垂詢曾國藩及其他地方要員。對清廷來說似乎值得慶幸的是，曾國藩在剛滿61歲之際便一病不起，使這一政治集團失去軸心。但其後曾為曾國藩幕賓的李鳴等人，擔任封疆大吏後，均法其先師所為，開幕徵士，培植私人勢力，壟斷地方政權，還幹了曾國藩所不敢幹的事。總之，由曾國藩開其端緒的督撫專政局面愈演愈烈，終成為傾圮清廷的一種重要力量，這是時人所未料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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