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鼠年，一个叫新型冠状病毒的家伙闯进中国人的生活，将强大的人类杀得人仰马翻。幸好中国人及时觉悟过来，万民同袍，齐心竭力，与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家伙展开殊死搏斗，医务人员在前冲锋拼杀，其余人等在后严防死守，终于扼制住病毒的攻势。
我是严防死守的一员，每天睁开第一眼就是看疫情的数据，一串串数字在眼前跃动，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串串数字，每一串数字后面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知多少家庭在为之悲为之喜。
抚今追昔，闲来无事我便翻看人类疫情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瘟疫如影随形，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瘟疫的描写；《中国疫病史鉴》记录，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小型瘟疫更是数不胜数。每次疫情，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战栗。史书中每每有“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疚疫大作，十室九空”“家家有僵尸之病，室室有号泣之哀”等描述，透过文字也能触摸到惨绝人寰的悲凉。
翻开文成县志，里面也记录着建县以来至1990年我县传染病的情况。记录的种类有霍乱、鼠疫、天花、病毒性肝炎、伤寒、脊髓灰质炎、麻疹、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氟病。数一下，记录在案的大小疫情有30多次，死亡人数达到277人。在后期的访问调查中，我还发现，县志记录并不全面，现实的瘟疫数据要比记录的大得多，程度要惨烈得多。
山村地阔人疏，交通不便，瘟疫没有城市惨重，但足以在人们心中刻下惨痛的印记，它给人们的不仅是死亡的哀伤，更可怕的是茫然无助的恐惧。在我们山村一带，将瘟疫称为“黄毒盅”，“给黄毒盅擂掉”是对人最恶毒的咒诅之一。
有一个故事，说古时有一个老好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生气，无论对谁都笑脸相迎。有人想看看这人发怒的样子，就偷偷地在他门口放了一个稻草人，上写着“黄毒盅”三个字，意为黄毒盅上门。这是一个特过分的玩笑，那人打开门看见了，却仍然不生气，笑眯眯地将稻草人请到中堂供起来，每天烧香祭拜。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黄毒盅神来了，对他说，不久这一带将会发生一场大瘟疫。你去大量收购杨梅，将杨梅用某药材浸泡，晒干用箩筐装好，这是治瘟疫的良药。此人半信半疑，但还是依法去做了。不久瘟疫真的铺天盖地而来，良医无可奈何，官府手足无措，但吃了他特制的杨梅干就好得一干二净，因而人们纷纷前来购买杨梅，杨梅卖完，人们就来拿装杨梅箩筐的篾条，竟然也能医好病，一场瘟疫就在几筐杨梅干中烟消云散。
故事寄寓了古人好人有好报的愿望，也寄托了人们战胜瘟疫的美好憧憬。可惜，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的好事，瘟疫也没有喜剧的结尾，留给人们的永远是苦痛的回忆。
留给邻居赵老师痛苦回忆的是痢疾。1947年，赵老师爷爷奶奶得了痢疾，两人不断腹泻，家人想尽办法，用尽了药，都没有效果，前后21天两人就相继去世，爷爷时年五十七岁，奶奶五十一岁。我与一个行家说起这件事，行家说痢疾不可能这么凶猛，大概两位老人当年得的是霍乱类更危险的传染病，只不过当时人误认为痢疾了。是否是这样，已无从考证，赵老师也说不清了，但这次传染病带来的悲痛与惶恐却永远铭刻在他心里。
关于痢疾的灰色记忆父亲也有，说是十来岁的时候，大约在1947年前后吧，邻居的一个堂兄弟得了痢证（痢疾），整天拉稀，村里人说这是传染病会死人的，于是奶奶就安排一群兄妹大逃亡，逃到邻村外婆家躲起来。堂兄弟却很幸运，不知吃了什么药，坚强地挺过来了。
真正给父母抹上痛苦回忆的是脊髓灰质炎，山村里叫小儿麻痹症。大约是1964年吧，我姐姐一周岁上下，已经能在凳子上扶着墙壁左右走动了，正当大家夸奖姐姐开步早时，姐姐却身体发热了，哇哇地哭。因为体温不是很高，父母就没当回事，只管忙自己的事，以为不久就会自愈的。不久姐姐果真不发烧了，也不哭了，但却死也不肯走路了，父母还骂姐姐变懒了。过了很久才发现事情不对，姐姐双脚完全没力气了。母亲才抱着姐姐来文成医院就医，医生说，来迟了，治治看，就给姐姐针灸，治了一段时间，双脚慢慢有了力气，也活络了好多。医生说，有希望，现在春节放假，等春节后再来。但过完春节，父母就忙农活了，家里又没钱，一天过一天，带姐姐去医治的事就这样拖过去了。母亲现在说起那段往事还抹眼泪，说对不起姐姐，那时借点钱再去治一回，姐姐也许就不会双脚瘫痪了。
给我岳母留下恐惧记忆的是脑膜炎，大约是1959年，岳母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孩，突然听说邻居爷爷身体发热头疼，不久邻居奶奶也发热头疼，还呕吐，大家急忙找药医治，但均无效，病情进一步加重。于是就有人说，大约是中了什么邪，大家又张罗请神许愿，但这里还没开张，两位老人就突然去世了。岳母姐妹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不久又听说邻屋的一个小姑娘也得病了，头痛、发热，她家里人非常害怕，急忙送她到镇里医院就医，医生说是脑膜炎，不知怎的，医了几天，也死了。村人都吓呆了，将小孩关在家里，不让出门，不知是谁说的，吃甜菜可预防脑膜炎，于是一家人猛吃甜菜，最后也的确没有染上脑膜炎。
称得上惨烈的是邻村下垟的1952年春天，宁静的山村，猝不及防被天花搅得鸡犬不宁，全村三百多人，竟有三十多人得了天花，而且大多是十五岁以下的小孩，整个村庄弥漫着恐惧的灰云。没得病的，父母将小孩赶到楼上，不让下来；得了病的，四处找药医治，据说最好的是羚羊角泡水喝，但羚羊角不是家家都有，因而大多数的小孩只得吃清凉解毒的草药，有的甚至用尿桶疮烧灰泡水喝，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小孩接二连三死去，一户张姓人家两天内死了两个小孩，考地自然村两兄弟在两小时内先后死去，全村一共死了十七个人。那个春天，全村哀哭声惊天动地，直到今天，我去询问老人时，老人还是一脸哀伤。
我对瘟疫的记忆是从点宝与吃糖丸开始的，点宝是在手臂上划个小伤口，然后就任之发炎，痒痒的，最后留下一分硬币大小的疤。开始小孩都有点怕，医生说，哪个小孩勇敢就奖你一粒糖儿，不勇敢就没糖吃。果真，点了宝，医生就给我们一粒圆圆的糖，而且点宝也不怎么疼，因而一群小孩都乐意接受了。后来才明白，点宝是种牛痘，是防天花的疫苗；糖儿其实是糖丸，是防小儿麻痹症的。
打预防针是上小学的事了，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下午全班同学都要打针，我们不信，没病为什么要打针呀。但一上课，校长老师带着医生进来了，我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女同学更是吓得要哭出来。校长说，大家不要怕，这是预防针，打了就不会生病。医生说，一点也不痛，哪个同学勇敢先打？我后排的同学就站起来，说我不怕痛，我先打，老师就表扬他，同学真得上去打了，说一点也不痛；我也想被表扬，心里吓得直打鼓，但还是说我也先打，医生一针戳进来，我也学同学的样子勇敢地说一点也不痛，眼泪却差一点从眼眶里滚出来。
当时打针其实是注射麻疹疫苗。麻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山村最普遍的一种传染病，而且死亡率很高。山村里称之为做小客，说是每个人都必然会做的，没做过小客的在世上还只是一个客人，只有做了小客才真正算世上的人。反正迟早会得，大家也就不防备，因而每次麻疹来袭时，村里小孩就接二连三得病，先是身体微热，咳嗽，然后高烧，皮肤就出现皮疹，先是耳后、颈部，沿着发际边缘24小时内向下发展，遍及面部、躯干及上肢。这一过程父母如临大敌，整天护着小孩。不能让皮疹出得太快，也不能让皮疹出不出来，体温太高了，会把人烧坏，就要用凉茶替小孩解毒，盐卤拌黄泥用布包好敷在小孩身上降温；小孩皮疹出了一半不出了，这是最危险的，将会死人，就要给小孩吃“发”的食物，促使皮疹发出来；还要防止小孩挠痒，挠破了将会留下疤痕。直到小孩皮疹从头出到脚，然后按顺序消失，父母才长长松一口气。当时的家庭，往往是几个小孩一起得麻疹，服侍了这个又要服待那个，一个过程下来，父母累得脱了一层皮。我得麻疹时，恰好我邻居一个堂妹也得麻疹，她爸爸外出有事，没把她看护好，不幸去世了，这事将母亲吓掉了魂，她守着我三天三夜也不敢睡，等我病好了，母亲也病倒了。
我还得过黄疸，我记得是读小学一年级，村里小学生接二连三得了黄疸，我的尿也变得浑黄，母亲就带我去诊所看，医生看了看我的指甲及眼睛，就说我得黄疸了。学校就让我不要去上课，我挺高兴，还是与朋友无忧无虑地玩。母亲给我吃药，我印象里，主要是草药烧兔肉，让我一碗一碗地喝汤，汤有点气味，有点涩，不好喝，有时只喝半碗就逃走了，不知是药起了作用，还是我的免疫力强，后来稀里糊涂就好了。长大了才明白，当时我得的黄疸其实是甲肝，这是一种自愈性很强的病，可见在所有得过传染病的人当中，我还是挺幸运的一个人。
女儿出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了，国家已开展计划免疫，给婴儿建卡造册。一出生就开始注射疫苗，后来定期按计划打预防针。在女儿成长过程中，注射疫苗成了最重要的事。医生说，现在的小孩真幸运，打了疫苗，就不用担心什么瘟疫了。我也相信现代医学已战胜了瘟疫，女儿这一代及他们的后代再不用担惊受怕。不想我们还是太天真了，其实瘟疫时刻躲在暗处，时刻睁大眼睛窥视着人类。人类在进步，他们也在进化，人类一旦犯错，它们就会席卷而来，而且变得更凶烈，更惨烈，非典是这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是这样。
人类，真得要时刻警醒呀!
文 / 周玉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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