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沒有像中國那樣有長遠的傳統。俄國文學實發於十九世紀，就一百年，天才紛紛降生，這是一大異象，誰也解釋不了。起初當然受歐羅巴影響，不到百年，俄國文學成熟了，反過來影響歐羅巴，整個世界忙不過來地讀俄國文學。
茹可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1783-1852）。俄國文學開山老祖，大大的功臣。浪漫派詩人，拜倫、席勒都是由他引進俄國。他仁慈、慷慨、熱誠、優雅，簡直是位聖人。一個民族有這樣一位人物，文藝不復興也會復興，何況天才一五一十一百地掉在俄羅斯的黑土上。
十二月黨人於1825年在聖彼得堡發動革命，失敗了，死了不少優秀青年。浪漫主義思潮卻更加洶湧，普希金就出現於這樣一個時代。
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之前，俄文不純粹的——但丁之前，意大利文很尷尬。德文，是由馬丁·路德清理的。馬丁·路德曾說：我好不容易把馬廄裡的糞便清除了——當時俄文夾雜許多外來語，古體今體，條目混亂。普希金，第一個用純粹的俄文來寫美麗偉大的著作。
文字與語言關聯，又有非語言的因素，不能頒佈法律來規定語言，靠語言學家也整理不好，只有天才特高的文學家，他為自己而使用文字，一經應用，文字生機勃勃。中國的白話文，用得最好的不是胡適他們，而是曹雪芹。
普希金被公認是俄國文學的太陽，相當於莫扎特在音樂上的成就。他生來就是詩人，在皇村學校時就構想長詩、喜劇、長篇小說，沒有別的要做——這種才是天生的藝術家，不改行的，起點就是終點，終點也是他的起點。世界上什麼事情最可怕呢？一個天才下起苦功來，實在可怕極了。
普希金小時候大量閱讀父親的歐洲藏書，又讀俄國前輩傑爾查文（Gavrila Derzhavin）、巴丘什科夫（Konstantin Batyushkov）的作品。茹可夫斯基是普希金的老師，讀了學生的詩，送普希金一張照片，上面寫道：“給我的學生，他的失敗的先生敬贈。”
照片我也有，還不知道題贈給哪一個學生。
1813至1815年，普希金寫的還是前輩巴丘什科夫的“輕詩歌”（light verse），即所謂“阿那克里翁體”（Anacreon，謳歌醇酒、美人），過了兩年，轉調了，寫單戀的痛苦，心靈的早衰，青春消逝的悲傷，這又是菇可夫斯基的風調。
任何天才免不了模仿期（貝多芬的第一、第二交響樂，就明顯地受莫扎特、海頓的影響），而天才的特徵，又是不顧死活要找自己的風格。“風格”的定義，我最近想到的詮釋是：“敏於受影響，烈於展個性，是謂風格。”當年巴丘什科夫自以為循循善誘，規範普希金，普希金回答道：“不，我要艱難地走自己的路。”
就我少年的記憶，模仿別人風格時，不知怎的，神閒氣定，儼然居高臨下，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風格在哪裡。姊夫姊姊看了我的詩，兩人商討：“弟弟年紀這樣輕，寫得這樣素淨，不知好不好？”我心裡反駁：“年紀不輕了，素淨當然是好。”
但我知道他們的憂慮。大抵富家子弟，行文素淨是不祥之兆，要出家做和尚的。
普希金少年就有心衝出狹隘的個人抒情的範圍。1814年寫出《皇村回憶》（Recollections in Tsarskoe），引起狂熱讚美。文學界前輩給予高度評價。有一幅畫，畫著他朗誦這首詩的高貴姿態。那些俄國老作家可不像中國老作家，一感到普希金出現，情不自禁叫起來：“這是一個巨人，將超越我們所有的人。”有的說：“看哪，這個壞蛋已經寫得多麼好啊。”
普希金自己呢，獨愛拜倫，他說：“我愛拜倫，愛得發狂。”在一首《白晝的巨星已經黯淡》的詩的副題，明明寫著：“仿拜倫。”
說來湊巧，我近來也懷念拜倫，寫了一首《哈羅德II》，大意是哈羅德又到了西班牙。還寫了一首《致普式庚》（普式庚，今譯普希金），第一句就套用普希金的口吻。這是一種新技法，在現代畫面的百忙之中，不期然地放進一點點古典，特別有靜氣，彷彿一個強盜吞下一粒定心丸。
一個人的藝術作品，留在世界上，實在是不死的。對於我，拜倫、普希金完全是活著的。
普希金非常關心政治，很參與，這我不認同。我要是活在“五四”或者抗日時期，不會去寫反帝反封建的詩。抗戰、救亡，會參加。寫詩，我不會弄“同胞們，殺鬼子”這種調子。筆和小提琴一樣，不能拿小提琴殺敵。你要搞政治？不如搞軍事，搞軍事，不如搞政變——一張小紙條，取你千軍萬馬。
詩人關心政治，寫政治詩，事過境遷，留不下來的。現代的文學家聰明冷靜了。索爾仁尼琴、昆德拉都是旁觀祖國的大風大浪，一個在美，一個在法，很安靜。這兩位還不是燈塔型人物，卻能像燈塔一樣，不動。
普希金如果生於現代，又是僑居外國，寫得更起勁，更好，我想他是不寫意識流的，明白、清新，這才是大路。我們會很談得來的，相互改改詩——要是他精通中文的話。
在普希金之前，俄國的詩人，詩人而已，普希金是第一位“藝術家的詩人”，這是別林斯基（Belinsky）的評價，很中肯。傑爾查文善於描寫景色，音調鏗鏘有力。巴丘什科夫造型優美，格調和諧。茹可夫斯基有迷人的音樂性。這些特徵，普希金一下子就吸收了。據說看普希金的原稿，非凡的簡潔。
簡潔是大天才的特徵（在希臘，是典範）。有人向普希金請教：“很早你就同煩冗為敵，同廢話作戰。教給我，如何才能巧妙地與簡練為伍？”
不知普希金怎樣回答。如果普希金授權我作答，我就寫道：“先生，來信太囉嗦，祝簡練。”
作文，第一就要簡練。簡練就是準確，就是達意。
果戈理也很懂普希金的好，他說：“普希金的每一句話之所以強有力，只由於這句話與別的話聯結在一起，才有整體的重量，如果離開了整體，這句話就軟弱無力。”
繪畫，通這個道理，書法亦復如此。
普希金對希臘詩下過極大的功夫（別林斯基稱希臘為“藝術工作坊”），流放時期寫的《海仙》、《繆斯》、《少女》、《戴奧尼婭》、《夜》，都是希臘藝術作坊的學藝品。普希金讀希臘詩，也只是讀譯文，但像別林斯基所說：“深厚的藝術本能，彌補了不能直接研究古代作品的缺陷。”
別林斯基這些話，也替不通外國文的同志們做了解嘲。當初我們憑印刷品、留聲機接觸西方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沒有被誤導，完全靠藝術的本能。將來一定要到希臘去，用手指觸摸神殿的柱子。
海涅、司湯達對拿破崙大頌讚，而普希金與拿破崙的關係，真是難為他了。文學家的愛恨，是自由的，純個人性的，而史家的愛恨是有標準的，非個人的，所以藝術家一談歷史，臉色凝重。司馬遷寫《史記》，很為難，雄辯、巧辯，甚至詭辯，為他所喜歡的人物講幾句話。他喜歡項羽，按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只有帝皇傳才能列為“本紀”，可是司馬遷卻寫作《項羽本紀》，全文處處突出項羽的性格才能，最後雖然狠狠批評了一句，整體看，明明是小罵大幫忙。
我完全認同司馬先生的用心良苦。《滑稽列傳》，《遊俠列傳》，都是司馬遷興趣所鍾，別開生面，其他史家是不寫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做盡了小動作，因為實在寫得好，其他史家奈何不得。
史筆、文筆，是不一樣的。文學與史學的大問題，至今無人提出來研究。
論到性格才華的惺惺相惜，普希金喜歡拿破崙，而國情民心使普希金不能言出由衷，他寫於1821年的《拿破崙》原是列為“頌詩”的，但按照當時的社會輿論，拿破崙是“兇惡的侵略者”、“殘暴的專制君王”。三年過去後（普希金大概想了三年），他改變了說法，稱拿破崙是“叛逆的自由的繼承者和元兇”。小貶大褒，無疑承認拿破崙的英雄性。
事情早已過去，我著眼於詩人的用心。凡使詩人為難的事，不論大小，我最感興趣。他們為難的事，輪到我，也為難，好在許多使古人為難的事，我不為難了，古人的夢，由今人來醒。紀德說得好：“最快樂的夢，不及醒寤的一刻。”
《致大海》（To the Sea）一詩，是普希金向浪漫主義告別，拿破崙、拜倫，都消失了。寫《歐根·奧涅金》（Eugene Onegin）時，普希金的制高點是超逸的了。他關心時事，但一到藝術，就十分純粹。這一點，致命地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讀了太多太多的歷史和哲學，小說中一點不肯流露，所謂“冰山是隻露八分之一在水面上”。但是，現實的歸現實，藝術的歸藝術。藝術不能跟現實走，藝術也不可能領著現實走。所以普希金全面關注現實，而作品如此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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