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看中國歷史，很多人不難發現的一個顯著現象，是伴隨王朝更替的治亂循環，迄今猶行有人甚至得出了近似宿命的“歷史週期循環律”，彷彿兩千年的中國歷史只是原地打轉。
但如果從管理學角度看，中國歷史的每次王朝興替，新興王朝莫不努力糾正前朝管理之弊，在糾偏中創新，在延續中產生新的問題，到管理失靈、管理無效時，又被後起之秀取而代之。
歷史上的國家管理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集權抑或分權，代理抑或專權，親親抑或任賢......，放到現代管理學裡，仍然也是很好的研究課題，迄今尚無公認的定論。
下面就寬泛地捋一遍極簡中國國家管理史：
夏商兩朝可考可信的管理證據不多，無法確切知道他們的國家管理模式，就從周朝開始。
1、周朝管理，其創新在於封建制：對子弟、親貴、宗親封土建國，到各地開疆拓土，拱衛中央周天子。較之於商朝的政教綜合體的聯盟，迅速有效地鞏固了王朝社稷，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王朝，八百年下來，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
但血親封建制的弊端，隨著基因的日益稀釋，逐漸放大為尾大不掉，王權衰微，霸權當道，交伐兼併，歷春秋而戰國，禮崩樂壞而最終一統於秦。
2、秦的管理，很多是對周管理思想的反動。秦朝採用郡縣制而非封建制的組織模式，因軍功而非血親的績效薪酬制度，因法而治的制度化管理，以及丞相內閣負責的代理管理模式，這些基本都被後世國家管理者所吸納，成為基本管理工具。所謂百代皆行秦世法，即此。
但秦的管理模式走過了頭，尤其是不能儘快地滿足被管理者的需要（即政治中的所謂人心所向），始皇之後，二世而終，不過幾十年時間。接下來的一統天下的漢王朝，黃河流域中下游的華夏人民，因此而民族得名為“漢族”，隨之而來的將是重新統一的中國歷史上國家管理績效的第一個高峰。
3、漢的管理，框架上繼承了秦的基礎，但對秦的管理弊端進行了糾偏。廢苛法而崇簡要的務實制度化管理，名為封建而實為郡縣的組織模式（經七國之亂後，封國日漸削弱），親親而尚賢的選舉制的人力資源管理，繼承秦制的相權與君權相成的委託-代理模式，中央集權意識形成，天人合一下的君權約束機制。中間的王莽新朝雖短，但管理上也創新地復古出來一個名為“禪讓”的權力更迭模式（儘管於政治倫理而言，稱之為奸邪逆篡），光武中興後延續，凡四百年，影響深遠。
漢的管理模式過頭後，就是外戚和閹宦干政專權，到了管理功能完全喪失，不能適應變化，解決面臨的管理問題時，也就開啟了“合久必分”後的戰亂世代。
4、亂世管理，由漢末三國而一於短命的西晉，奇葩地創新復古封建制，結果末強本弱導致八王之亂，管理歧視導致致五胡入華，而後南遷的東晉與北方先後的十六國（另說十八國，二十國）之間殺伐不絕，彼時管理績效的最核心KPI就是軍事實力。無數生民塗炭的結果，最終殺出來南北朝的分治，融合出來更強大的中華民族。
東漢之亂，始於外戚對宦官的管理糾偏失敗。亂世的國家管理，也不是沒有頭緒下的毫無管理可言，基本上仍然延續了前朝的管理，有繼承，有發揚，有試驗，有創新，自然也有成敗，但總體上以漢為宗，認可漢文明下管理的先進性，更多的是主動漢化，皆欲承繼漢統，管理名義所爭的，無非是誰為正統。
曹魏代漢而兩晉而南北朝，權力替代模式基本遵循了王莽發明的“禪讓”套路。曹魏由漢朝的舉孝廉任賢制度，發展出來九品中正制的人力資源體制，最終形成了世族門閥制度下君主與世族共治的國家管理常態，所有形形色色的管理表現，基本上依此展開。
期間約四百年下來，不知不覺竟又完成了無數的管理試驗和創新，組織模式上的封建制（本義）基本壽終正寢，郡縣制根深基固，府兵制的脫穎而出，組織運營和資源管理模式的租庸調製試驗成功，組織人力資源的科舉制呱呱墜地，世族門閥體制日薄西山，中央集權模式開啟，組織設計方面的三省六部制呼之欲出，儒道佛三家輝映的組織文化建設和價值重塑......。凡此種種，融合了遊牧血統的華夏道通，形成了生機勃勃的新文明，到隋朝統一而集大成，中國歷史上國家管理的第二個輝煌期，已經露出曙光。
5、隋唐五代
隋唐的管理經常被拿來與秦漢比較。兩者確實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秦隋都是分久之後必合的完成者，兩者都是國運不長、二世而終，兩者的國家管理都是後世管理的奠基者，兩者的管理制度以嚴苛繁細......；而漢唐都是承前啟後的發揚光大者，兩者延續的時間都比較長（漢約四百年、唐近三百年），兩者都為中國打下了鮮明的文明烙印（族群因漢而得名，民眾因唐而自信），兩者的管理風格都有寬鬆自任的特點，兩者都因內部管理失效而衰（漢因外戚、宦官，唐因宮廷、藩鎮），皆因大規模百姓造反而油幹燈盡（漢因黃巾造反，唐因黃巢起義），接下來的五代也與三國相似，開啟的是更集中和持續的疆域裂治。
隋唐五代的國家管理，更多的是將秦漢的基礎和魏晉南北朝的試驗成果，進行集成、推廣和應用，並取得了當時世界絕無僅有的管理績效，並因此而為人稱道。國家管理制度方面的創新包括因三省六部制而廢除春秋以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因為名為禪讓，視為篡權的更替模式，讓相權壞了名頭（相成權奸後，再由公進爵，封王之後加九錫，最後就是篡位了）。三省分了相權的決策職能，六部細化了相權的執行功能，尤其是六部，更成為後續帝國時代最高管理層的基本組織機構設置。
帝國管理組織的中層（道和州郡）和基層（府縣）方面，郡縣制徹底戰勝了封建制，封建制僅僅留下爵位的形式，諸王不再成為朝廷隱患。但中層權力的集中和缺乏約束，最終造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實力和各自為政的藩鎮割據，不斷演義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真理，因擁兵自重、自保、自立直至奪國，成為這一時期的鮮明特色，歷五代而至宋，樂此不疲。
6、宋遼夏金
五代以後的神州大地，升級為2.0版的南北朝故事。隋唐故地上，南部的兩宋和北部存續的遼夏金。古樸尚武的北部民族國家，不斷痛扁崇文的南部相繼的兩宋，直至蒙元完成分久必合的宇內重一。
這一時期的國家管理也與南北朝時期相似。北部國家管理方面，在保持滿足特色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借鑑漢文明的知識和經驗，最終因漢化而弱化，直到滅國融入中華民族的大河之中，可說者不多。
南部的趙宋政權以繼承隋唐五代的正統自居，國家管理上延續者前朝故事。出於對軍事政變的恐懼，產生了管理上的反動，宋的最高管理者採取了崇文抑武的管理策略，管理績效出現了文治勝過武功的畸形偏科。兩宋長期捱揍的一個無心之柳，是強化了隋唐以後空有其名的漢民族認同，進而形成了較強凝聚力的帝國組織文化。
宋的內部管理上，組織設計方面實現了明確的軍政經職能的分工和牽制。宋在中央和地方設計上延續唐制，但把道改為軍政分開的路和軍，將管理細化到極致並形成特色的，是對軍事力量的制約，徹底消除了軍事政變的隱患，形成了“帝指揮槍”的格局，也造成了“內治內行、外戰外行”的集體性管理能力偏差，不斷的“富而積弱”，直至被蒙古鐵騎追殺，宋帝國命斷崖山。
趙宋的國家管理方面，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管理改革。神宗朝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王安石變法，為國家管理的內部變革留下了無數的成敗，足以成為後世國家進行變革管理的經驗和教訓。
7、元明與清
把元明清放到一起，主要是因為三朝有個共同的管理特點，就是疆域大一統之下，君權和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從而使國家管理成為一個具有相對連續性的過程，直到硬化成為一臺高強度的國家機器，為帝國輸出了強大的組織管理功效，代價卻是基於個體奴化的自我更新能力的喪失，最終面臨前所未見的外部挑戰時，不能做出有效的響應，無法應急直至民國肇造，帝制覆亡。這個進程也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可以共同擁有的文化內核，可以虛化和弱化基於血緣、種族的民族概念，進而使現代中國成為中華文明的載體，而非基於種族、信仰、意識形態的平臺。
元代非常不同與傳統中國的國家管理，具有鮮明的遊牧部落管理特徵。這種管理具有強大的軍國特色，牧戰一體、鐵騎速率等，所形成的遠程奔襲和閃電戰的能力，使其組織的效率極高、戰鬥力極強，但也有自身的管理侷限，比較適合於快速成長期和需要高速移動的國家管理，並不適合穩定後的帝國管理。
蒙元代宋之後，出於歷代遊牧民族被漢化的反動，採取了極端的族群等級管理，自拉仇恨，客觀上埋下了覆亡的火種。元代的國家管理，雖然對中國歷史的國家管理經驗也有所吸取，但總體上卻是棄其精華、取其糟粕，帝國壽命不長也就自然而然了。元代國家管理也不是一無是處，比如其廣大疆域和行省制度，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地理基礎和地方區域架構。
明朝的國家管理發明是特務制度。東廠、西廠、錦衣衛，不斷強化君權獨裁的中央集權，加上內容固化的科舉考試製度，替代丞相制度的內閣機制，分權牽制的職能和層級管理，縱向等級管理與橫向監督交織而成的網格化管理，為帝國提供了一臺自動運行的精英管理系統，即便在最高管理者缺位甚至胡來時，這臺機器的功能也不會完全喪失。
同樣是物極必反，明朝國家管理的另一面是管理奴化帶來的黑暗，權奸和宦官加上士人黨爭，不斷加劇著帝國管理精英的內耗，科舉精英形成了脫離民間疾苦的利益集團，使國家機器喪失技改基礎，最終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下被取而代之。
清代的國家管理脫胎於明代，雖為異族，但最高管理者的個人水平和專業化能力，實際上高於前朝。清代的國家管理吸取了蒙元的民族等級割裂管理的失敗教訓，也沒有放棄保持民族原始血性的願望，於是創造出了滿漢雙官制，為未來的黨政雙首長制提供了借鑑。
但八旗子弟的優渥待遇腐蝕了戰鬥力，最終保持滿足民族特性的願望並未實現，滿族隨著帝國的結束徹底融化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為了彌補因君權獨裁而缺乏代理機制的不足，清代發明了軍機處協助皇帝，發明了密摺直奏的報告制度以提高信息溝通效率，接班人管理方面則並不侷限於嫡長制的限制。
通過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鞏固了統治.......凡此種種，把君權獨裁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也抑制了管理活力，以至於面對外患內憂，響應的速率效能根本跟不上變化的節奏，只好無可奈何花落去了。但最後退出舞臺的和平方式，仍然不失為滿清帝國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和國家管理做出的最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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