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中，职务最高、影响最大者首推李德。在遵义会议上，李德的错误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他坚持认为自己作为顾问只是提提意见，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而“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次会议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
1939年秋，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接到中央临时通知，批准他同机返苏。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李德返回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批评，不允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国定居，主要从事翻译工作。1961至1963年，李德曾担任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60年代中期，李德一反常态，开始大谈中国问题，并对毛泽东进行点名攻击。1964年5月27日，作为德国党主要喉舌的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李德的署名文章《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该报在同一天刊发了记者对李德的访问记，标题是《奥托•布劳恩——一位参加过（中国）“长征”的人》。1969年李德又在《地平线》周刊第23到28期连续发表了长篇回忆文章《从上海到延安》。在对这一长文进行补充修订的基础上，1973年由迪茨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纪事（1932-1939）》。
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李德对当年尤其是长征时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歪曲叙述，并对一些中共领导人进行攻击、诽谤。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李德此举并不是他个人的自发行动，也不仅是为了泄私愤，更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1980年，现代史料编刊社作为“供内部参考”的秘密资料编印了《中国纪事》一书（2004年东方出版社亦曾作为内部资料出版），很快受到各界关注。为澄清历史事实、消除不良影响，1981年《红旗》杂志以伍修权的署名发表了《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一文。作者说：“我作为李德当时的翻译和遵义会议的列席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用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李德对遵义会议的种种诽谤，以正视听。”文章通过大量史实指出，李德竭力歪曲遵义会议前的形势，竭力否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硬说（毛泽东、洛甫、王稼祥）这是“宗派”，攻击遵义会议讨论解决军事问题，把遵义会议以后的军事战略方针说成是错误的等等，都是“拙劣的歪曲和卑鄙的攻击”。这篇文章应该是中共对李德《中国纪事》仅有的一次正式公开驳斥，文中虽对该书一字未提，但所引材料和观点全部出自该书。伍修权在后来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说，李德想通过自己的回忆录“粉饰自己的过失并诋毁毛泽东等反对他的人是徒劳的”。
伍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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