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蜗牛走高速
史有北宋文坛四大家：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三人及黄庭坚。三人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们对宋朝，乃至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和王安石是同僚。苏轼于此两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不但影响了他的人生，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
一，苏轼与欧阳修的荐贤之路。
欧阳修大苏轼三十多岁，在年龄上属于不同的两代人。苏轼自小就熟读了欧阳修的诗词文章，对殴欧阳修很是仰慕。及到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京城会考，主考官恰好是欧阳修，苏轼以他出众的才华，引起了欧阳修的重视，当时，本该提名为此科一等第一，因忌于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落人口实，故录为第二名。及至开榜，知其文乃苏轼所作后，欧阳修曾一度不胜唏嘘。
事后，欧阳修概言：“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成语“出人头地”就源自于这一久远的佳话。好在苏轼并不计较于此，以门生自称，心中早已视欧阳修为师，始终以师礼视之。
欧阳修为人正直坦荡，博才多艺，才华学识更是一等一的，为北宋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他一反自唐之后六百年间的太学体和西昆体文风，倡导古文运动。及至发现苏轼之后，他大为赞赏，视苏轼为千里马。
苏轼果然不负欧阳修之所望，不愧为欧阳修的左臂右膀，得力干将。他不但协助欧阳修取得了古文运动的成功，而且开创了北宋文学创作多元化的新局面。
苏轼和欧阳修的关系，是北宋两代文宗的结集和接替，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欧阳修荐贤让贤给了苏轼广阔的天地，苏轼施展才华把北宋文学推到了巅峰。
二，苏轼和王安石从政治上的对立到惺惺相惜。
苏轼和王安相差十多岁，是为同僚，都曾位列三公，诗词文章当时莫有能超此二公者。他二人因为政见的不同，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王安石变法的开始，就是苏轼被罢下野的开始。但苏轼和王安石的气度和修为皆不失君子之风，在对方危难的时候，从未落井下石。
苏轼虽然因王安石而遭贬，但他知道王安石重用了吕惠卿等一班人品低劣，行为不端的小人后，他至信王安石陈言此等之小人不可重用。此后果期然，王安石果然反受其害。
当苏轼卷入“乌台诗案”之中，被判择期问斩时，当时同样被贬的王安石知道此情后，快马回京，上书力保苏轼，才为后世保住了这位旷世绝伦的诗词奇才。
苏轼在他的《次荆公韵四绝》中概叹：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之陋习，政敌死磕之弊端，屡见不鲜。但他二人却演绎了一出，“文人相重”，“政敌相亲”的千古佳话。
苏轼和欧阳修，王安石的关系大致如此，一个是两代文宗的交替，一个是同僚。他们皆为旷世奇才，着实使北宋文坛红火了一回。
黄土情愫
欧阳修与王安石、苏轼两人同为北宋名臣、文学家，且在散文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同处“唐宋八大家”之列。
先说欧阳修与苏轼，苏轼算是欧阳修的门生。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的礼部贡举考试，是由欧阳修担任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录取了苏轼，让苏轼步入官场。关于这一场考试，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故事。就是在这一场考试中，文坛领袖欧阳修闹了个大乌龙，使得才气纵横的苏轼，丢掉了第一名，屈居第二。
这一年，苏轼21岁，苏辙19岁，曾巩39岁，欧阳修51岁。有一点需要交代的就是：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而且是最得意的弟子。曾巩的文章自然是极好的。原来，苏轼的文章在判卷时，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这么好的文章，除了自己的弟子曾巩，别人是写不出来的，他虽然极为赏识这篇文章，但为了避嫌，只好判作第二。苏轼就这样与第一名失之交臂。想来，主考官欧阳修闹了这么个大乌龙，内心中懊悔不已。为了补偿苏轼，他后来竟拉下老脸，主动帮年轻的苏轼扬名，不惜说出这样的话：“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至于欧阳修与王安石，欧阳修年长王安石12岁，二人同属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同为朝廷效力，文学观点不谋而合，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关系。青年时代，都以才华出众而引人瞩目。
王安石初入仕途的时候，欧阳修对其很是欣赏，甚至曾经作诗以赠：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
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
相逢罇酒曷留连？
王安石收到官场前辈的诗之后，也写了首诗回赠：
欲传道义心犹在，
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
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
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
嘉篇为贶岂宜蒙。
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欧阳修对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政策并不支持，因此在政治上有所反对。不过欧阳修反对王安石变法，倒比司马光一类的要好的多，至少他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从实际出发。
斯夫
在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欧阳修是泰山北斗般的存在，“自宋天圣、明道以来，欧阳公以风节负天下重望”。他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开创一代文风，是诸多后世文豪名家心中不灭的灯塔。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欧阳修的伟大在于，他不但个人成就卓越，而且心胸宽广、爱惜人才，发现并举荐了很多青年才俊。流传千古的“唐宋八大家”，其中宋代六人，除了他自己，剩下的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五人都曾得到他的举荐。
在众多后起之秀中，王安石与欧阳修的情谊的确是最为独特。欧阳修与苏轼、苏辙的关系良好是学术界都公认的，欧阳修与苏轼兄弟的往来从未间断，甚至于欧阳修逝世以后，苏轼依然与欧阳修之子亲密往来，而后两家更是结成姻亲。欧阳修对于曾巩更是赏识，曾巩尚未考中进士就已结识欧阳修，欧阳修亦曾言“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可见曾巩与欧阳修关系亲密。清代张伯行有曰：“欧阳公之门尽罗天下之名士，而子固称首”，曾巩是深得欧阳修欢喜并屡受欧阳修称赞。王安石却不然。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结识全因曾巩极力撮合。
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生平的交游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庆历时期两人彼此倾慕，以诗文缔结的缔结期；嘉祐年间两人关系深厚，不时皆有聚会的深化期，以及后期两人即没诗文往来亦无相聚见面的平淡期。
欧阳修与王安石结识于庆历四年（1044），由于王安石初入仕途、名声未响，于是好友曾巩积极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庆历四年（1044），曾巩于《上欧阳舍人书》一文中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声称王安石是“古今不常有”的人物，希望王安石能“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曾巩表示： “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 曾巩随函更献上王安石之文，然书简抵达之时欧阳修已出使河北，未能阅读。庆历六年（1046），曾巩再作《再与欧阳舍人书》一文，除了推荐王安石以外，同时亦推荐了王回以及王向。“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庆历七年（1047）曾巩持王安石之文前往滁州拜访欧阳修，欧阳修阅王安石之文以后，对王安石之才大为赞叹，尚未与王安石会面便极力于朝廷上推荐王安石。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相互倾慕却始终未能会面，直至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入朝为群牧判官，彼此倾慕的两人终于得以会面。首次会面，两人畅谈良久，相处愉快。欧阳修对王安石十分器重，作《赠王介甫》诗赠送于王安石：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欧阳修的这首诗，简直是把后生晚辈王安石捧上了天。前两句是说王安石写诗堪比李白，写文堪比韩愈。第三句感慨自己虽然年事已高，却雄心尚在，第四句又转向夸赞王安石，发出疑问：以后的人还有谁能与你一争高下呢？第五句第六句的意思是：如今官员腐化，贪图享乐，你我却不随波逐流，仍然心系社稷。第七句第八句再次恭维王安石：很早就听闻你的大名却未能有幸相见，如今相逢何不把酒言欢？
受到文坛泰斗如此抬举，王安石自然要写诗回赠，于是提笔写下一首七言律诗《奉酬永叔见赠》：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
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
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前两句是说：对于传扬孔孟之道我还是有雄心的，但对于写诗作文，我实在感到力不从心。第三四句的意思是：有朝一日如果能领悟孟子道义的奥妙，我就心满意足了，岂敢奢望像韩愈一样成为一代文豪呢？第五句和第六句是恭维欧阳修：作为众多仰慕您的晚辈之一，我能来拜访您已经感到非常荣幸。第七句和第八句再次自谦：您写诗如此褒扬我，我深感惶恐，只怕自己是浪得虚名。总体来看，诗的前四句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志向，是对欧阳修赠诗前四句的回应；诗的后四句表达了对欧阳修的尊敬和感谢，是对欧阳修赠诗后四句的回应。
两人的关系于嘉祐元年（1056）会面以后却已改变。欧阳修与王安石除了文字上的往来以外，亦有实际的交谈与聚会，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友情深厚。而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与王安石减少往来，则是两人关系的平淡期。两人之间热络的关系几乎是急速降温，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两人早期的关系是良好，无论是缔结时期抑或是友情深化期，间中虽有诗作上的争议，然这些争议皆是后世读者的评价，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仍然相互往来。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嘉祐五年以后便不再有文字上的往来，是促使历来学者们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生变主要原由。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一直至熙宁四年（1071）才有交集。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作《贺王相公拜相启》一文赠予王安石，然欧阳修亦是于此年获许致仕退居颍州。而后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病逝，王安石、韩琦、曾巩、苏轼、苏辙等皆有祭文。
《贺王相公拜相启》以及《祭欧阳文忠公文》是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于嘉祐四年（1059）以后仅有的两篇文章往来。依据《祭欧阳文忠公文》的记载，王安石对于欧阳修仍然是非常倾慕友好的，欧阳修的逝世亦让王安石扼腕叹息。
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于嘉祐时期的事迹而言，引起两人“不和”之说的主要是诗文关系上。嘉祐四年后诗文上欧阳修与王安石未有交集，亦可以是两人于诗文上的关系不融洽而已。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入朝为三司度判官，任职期间更曾奉诏伴送契丹使臣回国。而后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则任职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制文等等，虽无多大实权，却是最接近皇帝的一职。翻阅文献，笔者发现王安石于这期间除了鲜少与欧阳修往来以外，亦鲜少与其他文士有交游。王安石在任知制诰期间，因生活于与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圈子，深感现实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故此嘉祐后期，王安石皆未有与任何人深交。可见这期间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转为平淡乃是王安石自身的原由。王安石与欧阳修于文字上无交集，却也未影响两人的关系。
曾巩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曾巩和王安石是同乡，两家还有姻亲关系。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母曾氏，是曾巩祖父曾致尧的女儿。曾、王两家有着密切来往，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曾与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研习学问。但两人童年、少年并无接触。直至景佑三年（1036），曾巩赴京赶考，才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彼此倾慕，结成挚友。这年曾巩18岁，王安石16岁。庆历元年（1041），曾巩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庆历七年（1047年），其父去世，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临走时欧阳修还特地给他写了一封信《送曾巩秀才序》，充分肯定了他的才华和勤奋治学的态度。他鼓励曾巩，回家以后不可荒废学业，要继续学习，有朝一日终能返京。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嘉祐二年（1058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名列第一。在欧阳修的举荐下，曾巩的才华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能够成就如日中天的文名，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27岁才开始发愤为学，后进军科场，却连连落榜。性格倔强的他，干脆把自己以前写的文章，付之一炬，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终于文章大进，下笔千言。据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48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谦虚地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其实，在政治上，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主张不同而交怨，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不但没有因为他是政敌的推荐而稍有怠慢，反而击节道：“后来文章当在此！”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与苏轼之间的初识亦是一段佳话。苏轼是跟曾巩同场考试的。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小试官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地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是密不可分的，他慧眼独具，古道热肠，为人梯，做嫁衣，不遗余力，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这些人都是在布衣屏处、未为人知的时候，被他相中、推介、提携而名扬天下的。
《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萧立誌
回到这个问题，鄙人对这三个历史人物有一些微末了解，可供大家参考。
苏轼和欧阳修是师徒，苏轼和王安石为同僚关系。
先说苏轼和欧阳修吧。苏轼科举考试，是由欧阳修、蜀公范镇、三旨宰相王圭、担任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录取了苏轼，让苏轼步入官场。对于这一次考试，当中有一个历史小插曲。
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也参加了本次考试，欧阳修他看见这文章，文风及辞藻极为出色，可以定为最好的文章。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但阅卷之后拆封，这篇文章却是苏轼所作。
在说王安石与苏轼吧，王安石比苏轼大十多岁，先比苏轼入朝做官，终其一生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可政治上却是不同政见的政治对手，属于不同阵营之人，苏轼宦海沉浮几十年的，仕途坎坷，与王安石的其变法有紧密联系。苏轼算是一个另类，他是希望改改的，但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所以不反对变法，只反对王安石的做法，希望变法能够徐立徐行。熟知北宋历史的都知道，王安石变法本意是好的，奈何变法用人多为趋利小人，变法成为小人晋升的捷径。这些小人当然容不得，苏轼这个另类，所有变有了千古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仕途坎坷，有是因此而起，虽然王安石已经隐居半山，但变法小人尚在朝廷，因此和王安石也有一定关系。
以上便是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的关系及影响，如有不足，望乞见谅。
经天纬地小卧龙
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公元|057年），22岁的苏轼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应试。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所赏识，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席，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喻）并预言："三十年后世上便道不着我。"
这表现了欧阳修奖掖后进的热忱和发现人才的识力，他的热忱获得包括苏轼在内的后人的长久怀念。他是苏轼的一位慧眼识珠的老前辈，但不是师生关系。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入狱，险些被杀。退职宰相王安石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这轰动一时的诗案，就以王安石这样一言而决。苏轼从轻发落，贬往黄州。
苏轼与王安石，原来算政敌关系。苏轼在黄州期间，经长期的观察，了解了新法的好处。基于这种认识，加上对王安石道德文章的一贯仰慕，决定会见罢相八年的王安石。
7月，他抵达金陵（今南京）。病中的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又车蒋山（今紫金山）住处，多次招待苏轼。苏轼激励王安石出面阻止吕惠卿的一些不当措施，如对西夏连年用兵，在东南一带大兴刑狱。王安石表示同意。王安石则请他重修"三国志"，大概是苏轼曾认为"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很有史料价值，应该编入正史。王安石很有同感。两人宴饮赏花，流连忘返。友谊取代了旧嫌。但不是师生关系。
木山文
苏轼与王安石、欧阳修同为北宋名臣、文学家，且在散文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同处“唐宋八大家”之列。
先来说说欧阳修与苏轼，苏轼算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参加的那场礼部贡举，是由欧阳修担任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录取了苏轼，让苏轼步入官场。关于这一场考试，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故事。
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与苏轼同期参加考试，考完之后，欧阳修进行阅卷。当时他看见一片文章，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整个文风及辞藻，都极为出色，算是这一批中最出色的文章。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于是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等。但后来阅卷完之后拆封，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
王安石和苏轼，算是分属于不同阵营之人，苏轼一生官途的起伏跌宕，几乎都与王安石及其变法有关。
柴门闻犬吠666
苏东坡是欧阳修的门生，但不是王安石门生。
苏东坡当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官是欧阳修，苏轼被录取为第二名。本来苏东坡应该为第一名，但欧阳修弄了个乌龙，原以为是他的学生曾巩考第一名，觉得自己是考官，应该公平期间，为了避讳，姑把苏东坡的考卷误以为是曾巩的，所以把他录取为第二名。结果打开试卷候发现是苏东坡。
苏东坡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进入仕途。苏东坡成为欧阳修的门生以后，欧阳修也给予了很大帮助，老苏（苏东坡的父亲）也是通过欧阳修找到工作的。
王安石是北宋改革家，政治家。在宋神宗在位时进行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最终虽然失败，但对后世影响深远。苏东坡曾和王安石同事，但苏东坡对变法有一定看法，他不完全支持变法，而是有选择的支持。
绿蚁红泥醅酒
欧阳修和苏轼是师生关系，当年苏轼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而且欧阳修对苏轼有知遇之恩，且大力提携。他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也。而苏轼在词中无尽的怀念自己的恩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而苏东坡和王安石则是政敌，虽然两人都爱国，但是政见不同。私下里却是惺惺相惜，人格上成为知己。
蒹葭子木
他这个师生与现代师生不一样，而是担任了科考科官，谁考中了进士便要去拜访考官，自称为学生。
这样的话。苏氏三人与王安石，曾巩皆为欧阳修的学生。
默玄吟雷
欧阳修是苏轼嘉佑二年参加科考的主考官，按当时的潜规则属于师生关系。苏轼和王安石不是师生关系。欧阳修因学生曾巩推荐赏识过王安石，他们之间也不是师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