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有何异同，谁的境界高？

施亦南

“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语，出自范仲淹的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太守之乐”则出自欧阳修的著名游记《醉翁亭记》。

范仲淹之所以能写出《岳阳楼记》，是因为他牵头主导的“庆历新政”改革失败，他先贬唐州，后贬邓州。庆历六年，好友滕子京写信来，又附“洞庭晚秋图”，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当时，范仲淹正心情抑郁、无法排遣之时，看到洞庭晚秋图中的洞庭湖和岳阳楼后，他看到了一片可以抒发内心的天地，于是《岳阳楼记》喷薄而出。

因为改革受阻，记中便有“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便有“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因为小人得志、忠良见弃，记中则有“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但是，范仲淹的胸怀宽广之处在于，他不拘泥于对怨的牢骚，虽有怨，而他冲出了怨的束缚，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改革的失败，从更高的理想来表达愿景，因此，便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胸和抱负。所以，此乐是天下之乐，众生之乐，理想之乐。

其实，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一篇贬谪文章，当时，有人状告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事虽未证明是否确有其事，但宋仁宗为表明态度，将他贬官滁州，《醉翁亭记》就是欧阳修贬为滁州太守期间所作。

欧阳修《醉翁亭记》通篇写自己与宾客在醉翁亭开怀畅饮的欢快之情，全文只400多字，却有21个“也”字，一路“也”下来，把滁州山间之景写得多姿多彩，其游历宴饮之乐写得淋漓尽致，虽然全文都是“乐”，但读着读着，便能感觉到欧阳修其实心中堆满了抑郁和不快，人间告他“乱伦”，这种耻辱任何人都受不了，何况在朝中名声如此之高的欧阳修？所以，“太守之乐”其实是“太守之痛”“太守之悲”。说白了，欧阳修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在朝中和士大夫间，表达出自己对人家告他“乱伦”之事的豁达，以豁达的姿态来证明“乱伦”之事的子虚乌有。

就境界来说，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欧阳修的“太守之乐”自然高出许多。然而，就文章的优美来说，《醉翁亭记》亦丝毫不逊色于《岳阳楼记》，两篇文章堪称宋人散文中的双子星座。

帝国的脸谱

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看看两人的写作背景吧。

庆历三年（1043），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在仁宗的授意下主持改革，是为“庆历新政”，但新政没施行多久就遇到了阻碍。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的好友滕宗谅被人攻击贪污公使钱（贪污公款），范仲淹极力为滕宗谅辩护仍未成功，滕宗谅最终被贬官，知岳州（今湖南岳阳，又称巴陵）。看似普通的滕宗谅贪污公使钱一案，背后蕴含着改革派和反对者之间的政治角力。

“庆历新政”仅仅开展了一年多就归于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被免去参知政事并外放。也就在同一年，滕子京在岳州重修了岳阳楼，并邀请范仲淹写文纪念此事。第二年，范仲淹挥毫写下了名篇《岳阳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