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話榮祿
安立志
（榮祿劇照）
滿清末年，亞洲第一海軍——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北洋水師的締造者李鴻章與日本簽訂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旋即奪職削權，投閒置散。榮祿受任於敗軍之際，接掌軍機大臣，奉命節制北洋各軍，從而成為帝國軍隊的高層領導人。
榮祿節制的北洋各軍，首先包括京畿地區的武衛軍，即分別駐紮蘆臺、薊州、山海關、小站的武衛前、後、左、右四軍，駐紮在南苑的武衛中軍，則由榮祿親自掌控。應當指出的是，這些軍隊已經與清初大舉入關、馬踏中原的八旗、綠營完全不同，它們是根據近代戰爭建立、按照近代條令訓練、並配備包括大炮、機槍在內的先進武器的近代化軍隊。
這支部署在京畿周圍、總兵力將近10萬人的政府軍，其實比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好不到哪裡去，在不到兩萬人（共計18800人）的七國聯軍攻佔帝都的戰役中，竟如秋風落葉，望風披靡。（《晚清七十年》第4冊，香港遠流出版公司，1998年，頁145），只有袁世凱指揮的武衛右軍因調入山東，僥倖保存下來。
（慈禧太后）
榮祿不是皇族，卻是“後黨”，但在義和團問題上，他卻主剿，站在了慈禧太后的對立面。然而，此人頗有城府，老謀深算，在義和團起始階段，他自知政見不為太后所接受，隨即請假病休，且一再續假，竟達兩月有餘。在義和團肆虐京城，八國聯軍威脅京津之時，他不得不復出。但朝廷進行關鍵的和戰決策的四次御前會議上，他避免站在主戰派的對立面。在慈禧荒唐地向11國宣戰之前，他曾在較小範圍婉轉陳述己見，未被採納，直到慈禧聽信載漪意見，決定進攻使館時，他才作為執行者而出現。在這前後，他在暗中與各省督撫信函往來，對此決策卻不以為然：“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之見。兩國相爭，不罪使臣，自古皆然。”（《近代史資料》第54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37）這說明他在時局判斷上還是清醒的。然而，此人圓滑自保，並未像袁昶、許景澄一樣，為了國家安危，慷慨陳詞，直抒己見，只是在與親友通信中，百般訴苦，自己如何無奈，如何困難，“區區力陳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嗣在竭力設法轉寰，以求萬一之計。”（同上書，頁37、38）並透露了他下步可能採取的一些對策，“竭力保護各使臣無妨，尚可作將來轉寰地步；否則長驅直入，勢將滅國矣。”（《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第一輯，中華書局，1964年，頁138-139）就此而言，榮祿的考慮並非全無道理，似乎還有那麼一點“曲線救國”的意思。雖然他是滿族重臣，雖然他深得慈禧信任，倘在重大問題上與慈禧產生分歧乃至對立，他的地位能否保住也是問題。於是，在攻打使館的戰役中，他只能利用手中權力，陽奉陰違，明攻暗保，才沒有導致11國公使全部暴屍京城的國際慘案。
榮祿在對抗八國聯軍侵華事件中，只在進攻外國使館的戰鬥中發揮了一點作用。攻擊使館的兵力到底有多少？說法不一，吳永回憶，慈禧曾下令，“以榮祿總師，立調武衛中軍和董福祥所統甘軍（即武衛後軍），率拳匪多人，圍攻使館及西什庫教堂。”（《庚子西狩叢談》，中華書局，2009年，頁15）參加戰鬥的至少還有虎神營、神機營以及數萬義和團。敵方兵力有多少呢？東交民巷使館區只有450名外國水兵，此外還有475名平民（含12名外國公使）、2300名中國基督教徒及約50名僕人。（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頁396）也就是說，約兩萬清廷政府軍，加上數萬義和團，面對不到500人的外國水兵，這樣的戰鬥幾乎是群虎捕羊，攻佔使館當然不在話下。
（北京東交民巷原英國公使館）
然而，這場戰役，從6月20日開始，到8月14日結束，也就是說，從慈禧太后向各國宣戰前一天開始，到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結束，歷時56天。誰也沒想到竟會出現這樣的局面。下面是不同史料的不同描述：“兵匪羼集，殆逾數萬，區區攻一數百人據守之巷隘，而鏖兵累日，竟不得進其咫尺，真兒戲矣!”（《庚子西狩叢談》，頁15）“兵團合攻月餘，……甘軍死四統領，亡士卒過千。用炮彈三千五百包，槍彈八百萬顆，拳匪屍骸塞道，臭穢聞十餘里，卒不能克。”（《義和團（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491）歷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寫道：“董福祥的軍隊連同幾萬拳匪，拿著他們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及其他法寶，僅殺了一個德國公使，連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都攻不破。”（《中國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78）
攻擊使館是慈禧太后在向各國宣戰後的一個作戰步驟。雖然宣戰時氣壯山河，鑑於各方反映與情勢判斷，這個老太婆陷入了猶豫徬徨、首鼠兩端的境地，反映在外國使館問題上，一會下令攻擊，一會下令保護，一會槍炮交加，一會瓜菜伺候，這讓困守愁城、命懸一線的使館中的外國人都莫名其妙。當時也被圍困在使館區的中國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寫道，“有人從中給我們以部分的保護，這似乎是可能的事。歷次攻擊並不是由政府所能調動的數目的兵員所發動——攻擊沒有一次幹到底，總是正當我們恐怕他們一定要成功的時侯停住了——假使在我們周圍的軍隊真的徹底而決心地攻擊的話，我們支持不了一個星期，或許連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種解釋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種保護——有人，或許是知道摧毀使館區將會對這個帝國和這個皇朝帶來怎樣的損失的一位聰明人，在發佈命令和執行命令之間從中作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三冊，商務印書館，1963年，頁249）
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慈禧太后似乎並非要把使館中的外國人趕盡殺絕，她真實的企圖，似乎是把這些使臣作為向各國列強施加壓力的人質而已。由此來看，慈禧太后的決策徬徨也就可以解釋。而榮祿作為軍方領導人，其現場指揮則更為關鍵。甘軍（武衛後軍）首領董福祥攻擊使館十餘日沒有進展，要求武衛中軍的“開花大炮”（指彈頭可以爆炸的炮彈）前來援助。這種德制大炮，在當時可是相當先進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後來德軍軍官都自嘆少見。武衛中軍炮兵部隊的指揮官張懷芝奉命率部入京。炮兵如何部署呢？榮祿以城垣逼近使館，居高臨下便於俯攻，命令張懷芝在城牆上設置炮位。炮兵瞄準完畢，此時一聲令下，頃刻之間，整個使館就會血肉橫飛，瓦礫遍地。
張懷芝突然靈機一動，感到事關重大，要求士兵暫勿開炮，急忙下城請示榮祿：“城垣距使館僅尺咫地，炮一發，閣館立成齏粉矣。不慮攻之不克，慮既克之後別起交涉，懷芝將為禍首耳。請中堂速發一手諭，俾懷芝得據以行事。”張懷芝多了一個心眼，無論如何，要求榮祿出一紙手令，以便遵令而行，將來出了事，也好有一張護身符。心機狡詐的榮祿就是不表態。張懷芝堅持：“中堂今日不發令，懷芝終不肯退。”榮祿不得已，乃謂之曰：“橫豎炮聲一出，裡邊（指皇宮中的慈禧太后）總是聽得見的。”張懷芝頓悟，即匆匆辭出，到城上對部屬交待：“頃者測量未的，須重測始可命中。”（《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36）於是盡移炮位，向使館外空地射擊一晝夜，未損使館分毫。恰在此時，接到了慈禧太后停止攻擊的命令。人們後來批評某種形式主義是“放空炮”，這一典故也許不是由此而來，至少這一事件是極為典型的詮釋。正因為榮祿“放空炮”的暗示，不僅使得張懷芝避免直接違抗太后的命令，在後來的談判中也避免了各國列強的橫生枝節。
榮祿在應對義和團以及八國聯軍侵略問題上，是存在爭議的，對使館的“放空炮”就是其一。有人指責榮祿主張對義和團殘酷鎮壓以及對外國列強的屈膝投降。這些觀點，放在今日的時空中似乎不無道理。然而，考察歷史問題，應當在當時當地的歷史框架中去思考、去評價。只聽炮聲響，不必問殺傷，自然是欺騙慈禧太后的，這也反映了榮祿在中外發生巨大沖突的緊要關頭的政治選擇。正如張懷芝所顧慮，如果使館中涉及十幾個西方強國的數千名使節、士兵、家眷、平民死於炮火之下，那麼，滿清政府面臨的可能不僅僅是太后、皇上一逃了之，最後簽訂一紙以鉅額賠款為核心的《辛丑條約》這樣的結果，在外國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滿清政府及至中華民族也許面臨更為悲慘的命運。當然，是都是後來者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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