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先生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

總的來說，中國歷史上有三個重要的出土文獻發現時期：

一是西漢孔壁中書；

二是西晉汲冢竹書；

三是從 20 世紀至今，出土了“先秦至元明”大量的出土文獻，包括簡牘書籍、簡牘文書、敦煌卷子等，內容涉及語言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文學、哲學、醫學等學科。

新中國成立以來，是中醫出土文獻的挖掘與研究的重要階段，尤其以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醫書和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漢墓簡帛醫書出土為代表的醫學專書的發掘，為研究中國早期醫學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源。

上世紀70年代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在處理帛書殘片

一、中醫出土文獻研究發展分期

中醫出土文獻大部分以簡帛為文獻載體，主體屬於當代簡牘學研究範疇。李學勤將簡牘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其第三時期即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李均明、陳民鎮則對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簡牘學發展進行 了細分：

第一階段為 1949-1971 年，出土相對零散，研究相對滯後；

第二階段為 1972 年至 20 世紀末，以銀雀山漢簡（1972）、睡虎地秦簡（1975）等的發現為代表，重要學者投身簡牘學研究，簡牘學與其他學科互動愈加密切；

第三階段為 21 世紀以來，隨著更多出土文獻的發現、整理與刊佈，越來越多的專門研究機構成立，簡牘學研究不斷深入，國家扶持力度加大，並有力推動其他人文學科的發展。

通過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醫出土文獻研究發展的梳理，認為其分期主要可以依據兩次重要中醫簡帛醫書的出土為標誌，即 1973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醫書和 2012 年成都天回鎮漢墓出土醫簡，亦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 1949-1972 年，這一階段因出土文獻較少，涉醫內容零散，主要以研究敦煌醫藥文書為主；

第二階段為 1973-2011 年，這一階段以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醫書的發掘為代表，兼及各地涉醫出土文獻的出現。重要學者、中醫藥院校開始投入中醫出土文獻的研究，主要以釋讀研究為主，此外還涉及醫學詞彙、醫學理論、藥物學、養生學、臨床各科等的研究，培養了一批中醫出土文獻研究人才；

第三階段為 2012 年以來，這一階段以成都天回鎮漢墓醫簡出土為標誌，並隨著中醫出土文獻的刊佈，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投入於中醫出土文獻研究。

全國唯一"中國出土醫學文獻與文物研究院"在川成立

國家首個中國出土醫學文獻與文物研究院於 2019 年 1 月成立。國家對於中醫出土文獻研究也愈加重視，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為例，截至 2019 年 11 月，資助中醫出土文獻類課題 32 項，覆蓋所有基金類別。其中 2012 年以來資助項目達 26 項，佔81.25%，且含有重大項目 4 項、重大研究專項 2 項。中醫出土文獻研究的深度、廣度均得以大大提升，涉及多學科交叉研究。

二、中醫出土文獻發掘與保護

1900 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的數萬件文書文物中含有的醫藥文獻，即今“敦煌吐魯番醫藥文書”的主體部分，主要為隋唐五代時期的文書，這是與中醫藥相關的出土文獻最早的發掘。新中國成立之後，尤其是以 1973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醫書與 2012 年成都天回漢墓醫書的兩次醫學專書的大量出土為代表，極大地促進了學術界對於中醫出土文獻保護與利用研究的熱忱。以下將對 1949 年以來，按

1949 年以來

1949-1992 年，在敦煌地區出土、敦煌研究院收購以及敦煌市博物館文物普查中獲得的有關醫藥簡帛，為與建國前發現的敦煌漢簡以示區別，學術界稱之為“新敦煌漢簡”，早期的則稱為“舊敦煌漢簡”，合稱“敦煌漢簡”。

敦煌漢簡涉醫研究以校釋為主，涉及新、舊漢簡及吐魯番醫藥文獻，成果較為豐碩，如 1988 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馬繼興編著的《敦煌古醫籍考釋》，1994 年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叢春雨主編的《敦煌中醫藥全書》，1998 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馬繼興輯校的《敦煌醫藥文獻輯校》，2008 年廣東科技出版社出版陳增嶽所著的《敦煌古醫籍校證》，2015 年中醫古籍出版社出版袁仁智、潘文主編的《敦煌醫藥文獻真跡釋錄》，2016 年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王興伊、段逸山主編的《新疆出土涉醫文書輯校》，同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沈澍農編纂的《敦煌吐魯番醫藥文獻新輯校》等等。

1972-1974 年，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涉醫《居延新簡》，為與建國前發 現的舊居延漢簡區別。該簡零星涉及醫方、針灸、藥物、法醫、獸醫等內容。1980 年中華書局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居延漢簡甲乙編》。

1972 年，在甘肅武威市涼州區旱灘坡出土的《武威漢代醫簡》涉及醫方、針灸、理療等內容，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整理，於 1975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3 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簡帛醫學專書十五種，《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卻穀食氣》《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導引圖》《養生方》《雜療方》《胎產書》《十問》《合陰陽》《雜禁方》《天下至道談》。

針對馬王堆所出土的簡帛醫書進行校釋的著作，是目前已出版簡帛醫書中最為豐富的一類，中外學者均有研究，如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2014 年）第五、六冊對簡帛醫書進行了釋文註釋，第七冊含有原始醫書圖版，第二冊含有整理之後的醫書圖版，對於中國早期醫學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周世榮繪製復原的帛畫《導引圖》

按時間先後對馬王堆醫書進行校釋整理的還有：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 [ 肆 ]》（1985 年），週一謀、蕭佐桃《馬王堆醫書考注》 （1988 年），魏啟鵬、胡翔驊《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壹、貳）》（1992 年），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 （1992 年），魯兆麟、黃作陣《馬王堆醫書》（1995 年），此外還有英譯本，［美］Donald Harper（夏德安）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馬王堆醫書譯註》。另有 《五十二病方》的單行本，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1979年），嚴健民《五十二病方注補譯》 （2005 年），［日］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馬王堆出土文獻譯註叢書——五十二病方》（2007 年）。

1975 年，在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封診式》《法律答問》《秦律十八種》 涉及死亡檢驗、疾病檢驗、獸醫檢驗，兩種《日書》亦涉及相關人生問題。1990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整理的《睡虎地秦墓竹簡》。

1977 年，在安徽阜陽縣雙古堆出土的一批簡牘，其中涉及本草方面的圖書被命名為《萬物》，但其圖版迄今尚未公佈，內容見於 1988 年《文物》雜誌第 4 期上刊登的《阜陽漢簡〈萬物〉》。

1978 年，在湖北江陵天星觀出土的楚簡，涉及疾病吉凶的卜筮，內容見於 1982 年《考古學報》第 1 期上刊登的《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在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下出土了十三枚簡牘，其中兩塊漢代木牘涉及法醫學內容，見於 2005 年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國簡牘集成編委會整理的《中國簡牘集成》第十九冊。

1980年代，在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旗巴丹吉林沙漠西北部黑水城遺址出土的西夏文和漢文的寫本、印本， 涉及本草、醫方、醫理等內容，可見於 2015 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梁松濤所著《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

1981-1989 年，在湖北江陵九店出土的《九店楚簡》涉及巫祝為病患禱告，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整理，於 2000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1983-1984 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的《脈書》《引書》《奏獻書》涉及醫學理論、生理病理、病名症狀、導引養生、法醫檢驗等內容，且有些內容與馬王堆出土醫書相近，可作互校互證研究。1992 年成都出版社出版高大倫撰《張家山漢簡〈脈書〉校釋》，1995 年巴蜀書社出版高大倫著《張家山漢簡〈引書〉研究》，2006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蔡萬進著《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

1986 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天水放馬灘秦簡》涉及疾病、生子、巫卜問病等內容，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於 2009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湖北江陵嶽山出土的木牘涉及問病，內容見於 2000 年《考古學報》第 4 期上刊登的《江陵嶽山秦漢墓》。

1987 年，在湖北荊門十里鋪鎮王場村包山崗地出土的《包山楚簡》涉及佔問疾病及墓主人所患病症描述，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整理，於 1991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湖南張家界古人堤出土簡牘，涉及醫方、藥物，內容見於 2003 年《中國歷史文物》第 2 期上刊登的《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

1989-1994 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陸續收藏出土簡帛，涉及戰國楚簡、漢簡、東晉木牘，其中漢簡 《日書》涉及生老病死等問題。2001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陳松長整理考釋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1993 年，在湖北江陵縣王家臺出土的竹簡，其中《日書》含有“生子”“病”“死”等內容，見於 1995 年《文物》雜誌第 1 期上刊登的《江陵王家臺 15 號秦墓》。在湖北沙市周家臺出土的《關沮秦漢墓簡牘》，其中《病方及其它》涉及醫方、祝由等內容，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整理，於 2001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江蘇連雲港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出土的簡牘涉及問病，佔測疾病、生子等內容， 1997 年中華書局出版由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聯合整理的《尹灣漢墓簡牘》。

1994 年，上海博物館收藏 1200 餘枚戰國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其中《性情輪》《容成氏》《彭祖》《柬大王泊旱》《競公虐》等涉及醫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冊由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2001 至 2012 年出版完成，另有文字編一冊由作家出版社於 2007 年出版。在河南新蔡葛陵村出土的楚簡涉及墓主人的病情，該楚簡收錄於《新蔡葛陵楚墓》，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整理，於 2003 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1996 年，在湖南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窖出土的三國孫吳紀年簡牘，涉及身體、疾病等詞彙。2003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由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走馬樓簡牘整理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編著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1990-2002 年，在內蒙古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額濟納漢簡》涉及病假制度，魏堅主編、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聯合整理，於 2005 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2000 年，在湖北隨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的《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其中的《日書》涉及生老病死等內容，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整理，於 2006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2002 年，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裡耶鎮裡耶古城 1 號古井和 2015 年在裡耶北護城壕 11 號坑中出土的《裡耶秦簡》，涉及疾病、醫方和藥物。文物出版社分別於 2012 年、2018 年出版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的《裡耶秦簡〔壹〕》《裡耶秦簡〔貳〕》。

2004 年，湖南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出土的簡牘涉及疾病的論述，2006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由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整理的《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

2009 年，北京大學收藏一批西漢竹簡包括“醫方目錄”“醫方甲”“醫方”以及“醫經”，目前尚未公開出版。根據整理者介紹，其醫方與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存在異同，可資互校互證研究。具體簡介可參考 2011 年《文物》雜誌第 6 期上刊登的《北京大學藏漢代醫簡簡介》和《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概說》。

2010 年，北京大學又收藏一批秦代簡牘，其竹簡第四卷的內容含有“醫方”，亦未公佈，具體簡介可參考 2012 年《文物》雜誌第 6 期上刊登的《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

2012-2013 年，在四川成都金牛區天回鎮西漢墓出土醫書五部即《脈書·上經》《脈書·下經》《治六十病和齊湯法》《㓨數》《逆順五色脈臧驗精神》，另有《醫馬書》《經脈書（殘簡）》各一部。目前該醫簡圖版、釋文尚未公佈，但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關於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進展，可參考 2017 年《文物》雜誌第 12 期上刊登的《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整理簡報》《四川成都天回漢墓醫簡的命名與學術源流考》。

2015 年，安徽大學入藏一批戰國竹簡涉有“生子”的內容，但亦未公開出版，可參考 2017 年《文物》 雜誌第 9 期上刊登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2019 年中西書局出版《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其內容為《詩經》佚籍。在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簡牘涉及“醫方”“養生”“房中”等內 容的竹簡，目前尚未公開出版。具體簡介可參考 2018 年《文物》雜誌第 11 期上刊登的《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簡牘》。

2018 年，在湖北荊州胡家草場大墓出土的簡牘包含“經方”簡 1000 餘枚。目前還在整理中，尚未發佈。

三、中醫出土文獻研究的問題與展望

（一）要提高中醫出土文獻的多學科交叉研究

隨著越來越多涉及醫學內容的出土文獻的發掘，中醫學界於 20 世紀 80、90 年代逐漸開始投入中醫出土文獻的研究，至 21 世紀中醫出土文獻研究已然成為中醫醫史文獻、中醫藥文化研究的“顯學”。但如何溝通中醫學界與其他相關學科的互動仍是目前學界所面臨的難題，如何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深入發掘與利用中醫出土文獻值得關注。

目前對於中醫出土文獻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校釋整理研究、語言文字學研究以及養生、針灸、脈學、藥物、疾病等等的專項研究。那麼如何深入挖掘利用中醫出土文獻資源，應當邀請思想史、古史、古代文學等學科領域的學者共同探討，深入挖掘中醫出土文獻所處時期的思想文化背景，尤其是先秦兩漢時期的中醫思想起源與構建等問題的研究。同時結合現代人類學研究，科學技術手段如

（二）要加強我國早期中醫藥文化起源研究

中醫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時期的醫學文獻為主，且其中有很多為傳世文獻所未見，是研究我國早期醫學體系形成的重要參考資料，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中醫藥文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以《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四大傳世經典為核心的醫學文化。先秦兩漢時期，尤其是先秦時期的中醫藥文化由於文獻資料的散佚和缺失，一直以來都存有相當多的疑惑與空白，因此中醫學界對於早期的中醫學體系的形成一直充滿困惑。

新中國成立以來，涉醫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為先秦兩漢中醫藥文化研究帶來了豐富的文獻資料，通過比較研究發現這一時期涉醫簡帛文獻中存有大量傳世文獻所未涉及的內容。因此，需要通過對這一部分內容進行深入挖掘，

（三）要提升中醫出土文獻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中國古代中醫的重新發現”國際學術交流會現場

近年來，中醫學界逐漸重視國際舞臺，舉辦各類國際學術交流會議，如 2018 年 6 月，北京中醫藥大學張其成教授研究團隊與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邀請國際國內頂級中醫出土文獻研究學者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古代中醫的重新發現（Rediscovering Medical Antiquity in China）”國際學術交流會，聚焦出土簡帛材料、運用新方法研究發現古代中醫，提高了中醫出土文獻研究的國際影響力。

但是這樣的學術交流還很少， 無法與中醫出土文獻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對等。中醫出土文獻不僅在國內受到重視，在國外也有很多的專 門學者進行研究，所以除開展學術交流之外，還應該關注中醫出土文獻的翻譯問題，讓中醫出土文獻走出去。因此學界應該重視中醫出土文獻研究的國際話語權，從而使中醫出土文獻研究在國際舞臺佔有一席之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提高中醫藥在國際上的認可度，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此外，一直以來中醫出土文獻之間或與傳世文獻間的互證研究較為薄弱，但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髮掘與整理出版，為這一研究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素材，已逐漸受到了學者的重視。中醫出土文獻因文字的缺失、字詞古奧，令很多學者以及公眾望而卻步，認為中醫出土文獻曲高和寡，因此有必要加強推動中醫出土文獻的普及工作，讓更多的人瞭解它的價值與意義。

中醫出土文獻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是中醫學歷史的見證。我們有緣親見其問世與研究更是我們的幸運，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學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醫出土文獻研究必將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為中醫藥未來發展提供不竭動力與源泉。

摘自《中醫藥文化》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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