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据说，这是毛泽东形容那些计较授衔的人说的一句话。
军人视荣誉如生命。看重军衔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与计较军衔偏低的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5年大授衔时，我军还有好几个高级将领主动申请降衔。这些均传为军史上的佳话。
不过，帅克想说的是，提出让衔的有好几个人，但被批准的仅一个人。因此，他更应该被大家称道和铭记。
这个人就是开国中将徐立清。
徐立清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正是具体负责授衔工作的。按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徐立清却恰恰相反，更严格自我要求。
对照评衔标准，徐立清授上将的条件是过硬的。在红军时期，徐立清就是军政治部主任。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过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三兵团副政委，后来任一兵团政委。1951年全军干部评级时，徐立清被评为正兵团级。完全可以说，徐立清的经历、履历及贡献、表现，哪方面都足以支撑他授上将军衔。
不过，作为具体负责授衔工作的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授个中将为好。他这样做，除一惯的谦虚低调的高尚人格使然外，还有他另外一层的考虑，负责授衔工作的主动让衔，对顺利开展授衔这项复杂艰巨的工作，无疑会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和辐射作用。
徐立清先后给军委领导写了多封信，一再要求降衔。
罗荣桓收到徐立清的信后，亲自找他谈话，“表示不同意随便更改”。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报中央军委的上将名单中”。
一些老战友、老革命也纷纷劝说徐立清：“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
徐立清坚定地表示说：“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也会给予理解的”。
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也三次找徐立清谈话，但徐立清非常坚决地表示不要上将军衔。
周恩来知道后，也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他的工作。徐立清向周恩来这样说道：“授衔工作中有些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只盯着干部部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这完全是为工作考虑的”。
最终，周恩来同意了徐立清的要求。周总理这样感慨地说道：“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毛泽东后来也表扬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最终，徐立清成了全军唯一一个请求降衔并得到批准的高级将领。
1955年的大授衔工作，在我军建设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大授衔工作，可以说在我军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开展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中，徐立清无疑是1千多名开国将帅当中，最应该被人称道和铭记的人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让衔将军:记我军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徐立清》《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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