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波 劉嚴付 ‖ 四川歷史上的疫情災害及應對措施

四川盆地有平原、河谷、丘陵、山區和高寒山區等不同地貌,溫度、溼度差異極大,容易滋生多種致病微生物;疫病在四川流行,綿亙古今。何波、劉嚴付同志根據四川省檔案館藏清代、民國和建國後檔案資料,撰寫了《四川歷史上的疫情災害及應對措施》一文,“方誌四川”今日予以發佈。

四川歷史上的疫情災害及應對措施

何波 劉嚴付

四川盆地有平原、河谷、丘陵、山區和高寒山區,溫度、溼度差異極大,容易滋生多種致病微生物。疫病在四川流行,綿亙古今。本文擇四川省檔案館館藏檔案清代、民國時期和建國初期的一二案例記之。

1. 建國前四川疫情災害實錄

(一)十九世紀末四川暴發霍亂疫情

1892年春夏,四川水災,災後霍亂疫情暴發,流行於崇慶、大邑、邛崍、蒲江、彭山、雙流、溫江、成都等20多個府、縣。病勢猛烈,緩者一晝夜,急者三四小時即斃。成都每日出喪最多時達五六百具;5-9月,城內死亡上萬餘人。邛、蒲、大邑死亡慘重,致路斷行人。遂寧等地死者棺木無著,只得用篾度、稻草裹屍埋葬。

(二)民國時期四川全省發生霍亂

1939年5月,重慶地區難民中發生霍亂,6月傳至自貢,7月傳至成都、郫縣、德陽、崇慶及川北一帶,8月經樂山、洪雅傳至雅安等西康地區。流行地區計有巫山、奉節、萬縣、彭水、秀山、瀘縣、江安、納溪、威遠、筠連、宜賓、簡陽、犍為、榮昌、內江、樂山、雅安、眉山、夾江、邛崍、新津、成都、金堂、什邡、廣漢、德陽、綿竹、自貢、三臺、射洪、遂寧、北川、南充、中江、樂至等50餘市、縣。僅成都,這年七、八、九三月中死於霍亂者,接近2000人。此次疫情,自貢最為嚴重,患者多是貧苦鹽工,僅貢井、長土、艾葉三地,死亡即達5000餘人。

2. 各歷史時期四川疫情應對措施

(一)清代應對疫情措施

在清代,四川各地對疫病(傳染病)的防治,除中醫手段外,均無其他有效防治措施。對疫病沒有像水旱或其他自然災害那樣,在救助上有嚴密的制度規定,很少對疫病救療提供法律依據和實際指導;對傳染病救助和治療也僅限臨時性舉措,很少有日常措施。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對疫情時,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甚至盲目做出對疫情防控徒勞無功的迷信活動。1892年霍亂流行期間,成都府派官員坐守城門,專事統計每日出喪數目;華陽縣府竟然張貼告示,命令群眾焚燒紙船,“送瘟神”;大邑縣也是不思疫情防控,居然設壇作祭,希望以此“祈阻”瘟疫傳播。

1911年(宣統三年),重慶府札發巴縣民政等部具奏遵旨會陳擬訂之防疫章程折文局部(此檔案現存於四川省檔案館)

至清代末年,東北發生20世紀世界上最大的一次鼠疫,起因由於受利益驅使,大量勞工湧向滿洲里捕獵旱獺,由於誤捕誤食疫獺,造成勞工患染鼠疫。疫情很快在東三省暴發,並迅速蔓及京津、直隸、山東等地,短短數月,死亡超過6萬人。面對內憂外患的困境,清政府大膽起用伍連德博士等醫學專業人士,並積極採納他們的建議,採取設卡檢查、隔離病人、焚燒屍體等一系列措施;同時責成各部會擬《防疫章程》,札發各地,要求各地遇有疫情,遵章辦理。該章程共六章十八條,從報告診驗、遮斷交通、清潔消毒、經費等方面對疫情防控作出制度化規定,以便防疫工作有規可依。至翌年4月,疫情得到控制。由於中國在此次鼠疫防控中的貢獻,1911年4月3日至28日,萬國鼠疫研究會在奉天(今瀋陽)召開。這是 “近代以來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會議”。

1911年,因暴發鼠疫,哈爾濱停業的客棧、學校等被用來當做防疫的辦公室、消毒室和病房(圖片來源:新浪網)

( 二)民國應對疫情措施

民國時期,四川各級政府對傳染病的防治雖不甚得力,但也逐漸積累了一些防治措施和方法:

1.成立專門防治機構,如省傳染病院、邊區防疫醫療隊。

2.發放並強迫注射疫苗(如種牛痘),隔離治療。

3.加強傳染病防治辦法的宣傳和日常飲食衛生宣傳。

4.改進公共衛生設施,如建公廁。

5.對飲用水源進行消毒,如井水、河水、塘水。

6.對疫區進行清潔消毒。

7.加強疫情監督和情報聯絡。

1939年霍亂流行期間,四川省政府先後向各市、縣發放疫苗4865瓶;四川省衛生實驗處在成都租賃民房,成立隔離病院。但因當時經濟落後及其他一些原因,疫苗僅夠1萬餘人使用;而入住隔離病院接受治療的病人,也只有89名。

1939年,四川省衛生實驗處預防霍亂工作報告中臨時隔離病院之一般寫真照片(作者 供圖)

3. 幾次重大疫情應吸取的教訓

建國前,由於財力不濟、技術缺乏,加之政府重視不夠、落實不力等因素,各種傳染病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疫情報告制度在很多地方沒有建立或健全起來,造成疫情漏報和錯報,疫情危害的嚴重情況遠超過現存檔案資料統計數。

建國後,由於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以及全省衛生工作者的努力,建國初三年時間,鼠疫、霍亂在四川省內絕跡。同時,歷史上天花在四川省終年流行,建國後由於加強宣傳教育,普遍開展種痘工作,1960年天花在四川完全消滅。

為預防天花,建國初期,我國在嬰幼兒中全面開展種痘工作(圖片來自網絡

建國初期,黨和政府針對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傳染病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並重視疫情統計,全省各地疫情報告制度健全起來,疫情報告的單位和範圍更加寬廣。

1960年,四川省貫徹黨的“預防為主”的方針和《四川省傳染病管理實施細則》(1958年經四川省人民委員會批准,四川省衛生廳公佈),傳染病管理工作普遍得到加強,發病率比往年顯著下降,一般都下降60-90%;同時,還出現了不少無傳染病的地區或單位。但工作發展不平衡,有的地區衛生部門對預防工作抓得不夠,時緊時鬆,以致不能有效防止傳染病的發生與流行。據當年派出工作組對綿陽、涪陵、萬縣三個專區部分縣市的一份調查彙報材料顯示,在防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沒有建立起全面的疫情報告制度

由於四川地域寬廣,部分地區交通不便,加之基層醫務人員技術水平差,全省各地疫情報告制度開展不夠平衡:有些地區缺乏醫務人員,沒有健全衛生基層組織,診斷各種傳染病的準確性不夠;有的地區防疫部門沒有掌握好疫情,醫療單位漏報、遲報疫情的現象較普遍,不能及時提出預防對策。

(二)未完全做到傳染病隔離消毒

傳染病隔離消毒,除專區醫院做得較好外,縣以下醫療機構普遍做得不徹底,收治的傳染病人沒有或很少做到隔離,如涪陵、萬縣等醫院收治的傳染病人沒有隔離,傳染病人和普通病人混住一起;傷寒病人的糞便未處理即用作蔬菜施肥;被傳染病人用過的汙水和汙染物到處傾倒;傳染病人的餐具與普通病人未分開,也未消毒;在病人和醫護人員中都發生有交叉感染。

(三)預防接種工作質量不高

部分地區在接種工作中,不按規定時間注射劑量、注射次數和注射對象的情況較嚴重,以致影響接種效果。

(四)督促檢查工作不夠

有的地區衛生防疫部門由於少有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和督促檢查工作,有些問題未能及時發現或雖已發現但遲遲不得解決,這給防疫工作開展帶來一定影響。

1939年,四川省衛生實驗處預防霍亂工作報告中所附防疫隊照片(作者 供圖)

根據上述史料分析,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對當今傳染病防治工作仍有一定現實借鑑意義:我們應本著抓早、抓緊、抓好的精神,根據季節特點和傳染病規律,採取有效措施,提前做好預防。同時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加強對醫療單位傳染病管理工作的技術指導和督促,嚴格疫情報告和傳染病隔離消毒制度,有計劃地預防接種,保證接種質量,盡最大可能防止疾病傳播與流行。

(本文原載《四川檔案》2013年第2期,作者單位:四川省檔案館檔案保管處,“方誌四川”發佈時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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