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其实是一部战争史；而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更是出现了多个比较集中的战争时期，特别是在那些大一统王朝的末年崩溃阶段。这些时期，经常会出现多个相对独立的政权间攻伐不断的局面，但只有春秋之后、秦统一全国之前这个区间，被后世以“战国”命名；其他的，则用政权对峙的格局来描绘，比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
顾名思义，战国的独特标签与战争挂钩，但战争的频繁度只是外在表现，并不能够成其独特性，更深层次的几大内核才是支撑这一名称的更主要因素。
封建历史上空前、几乎绝后的军队与战争规模
在战国之前，甚至春秋末期，最大的诸侯国如晋、楚的兵力，也不过在四千乘上下。所谓“乘”，就是一辆战车；如果按照每车10人来计算的话，这两大强国的常备军队规模也就四五万左右。比如发生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虽是关系到晋楚两国争霸局面的决定性战役，双方的兵力合计还不到八万人。
而在战国时期，单个诸侯国“带甲百万”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如公元前333年苏秦游说六国时总结的：最大的楚国“地方六千馀里，带甲百万”；齐国“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甚至仅临淄一城，就可以组织兵员21万人；战国初期霸主魏国的兵力组成更详细：“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即共70万；即使三晋中兵力最弱小的韩国，也是“带甲数十万”。
那么，抱着鼓动六国合纵为目的的苏秦，是不是对各国兵力进行了夸大？那我们看看他的对手张仪的说法。
公元前311年，张仪在推动楚国与秦国连横时，曾表示秦国“虎贲之士百馀万”；而对于楚国的实力，他的说辞是“凡天下彊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也就是两国势均力敌；即使弱小的韩国，为了对其威胁打压，张仪对其兵力的估算也是“悉之不过三十万”。可见，之前苏秦所言并没多大水分。
当然，最能说明战国时期战争规模的，莫过于秦、赵长平之战。赵国由于全军覆没，其参战兵力很清晰：约45万；而白起能够将赵括包饺子，秦军规模起码不会比对方少，加上其后秦昭襄王补充壮丁阻截赵国后勤队伍，这时其总兵力应超过60万人。
而百万人规模的战役，在其后的2000年的封建时代也极其罕见：
公元23年的昆阳之战，王莽军“定会者四十三万人，号百万”，刘秀一方不到二万人；而王莽此役失利后，其政权也走到了尽头，可见其已经押上了老本；
而同样号称百万的赤壁之战，双方的实际兵力最多30万；
最接近长平之战规模的，是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当时前秦集结全国精兵南下，史书称“步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东晋的兵力则是谢石、谢玄、谢琰、桓伊带领的八万人，以及带领五千水军的胡彬。也就是说，在这场决定南北命运的大决战中，双方一共的兵力仍旧没达到百万。
而根据史书记载，唯一在规模上超过长平之战的，是公元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句丽之战，据《资治通鉴》，当时隋军“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即后勤人员更多。
但在杨广出征时，隋朝的人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一个新顶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超过5000万。而对于战国总人口，根据王育民先生的《中国人口史》，预计为2000万人左右；其他史学家预估最多的，也没超过3000万。同时我们别忘了，长平之战的百万级规模，仅仅是秦、赵两国“贡献”的。
可见，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是完完全全的军国主义，这在中国古代，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血腥的战场：不留俘虏、以斩获首级为目的
翻看战国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对每场战争结果的描述：
在战国前期，用“击败”字眼的还比较多，以斩首数量来统计的，主要有公元前364年，秦献公在石门击败三晋联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54年，秦军在元里击败魏军、斩首七千；
而到了中后期，斩首数则几乎成了统计战果的唯一指标。如在公元前317年，秦军击败韩军，斩首八万；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斩首八万；公元前300年秦华阳君伐楚，斩首三万；两年后，再度屠杀楚军五万。
而随着白起等人亮相，战争杀敌规模更上了新台阶。公元293年，他在伊阙击败魏、韩联军，斩首二十四万；面对强悍的赵军，起初秦军并不能占多大便宜，比如公元前280年的光狼城之战，白起率领的秦军仅获得首级两万。不过20年后的长平之战，则让他创下了中国古代单场战争杀敌规模的惊人记录。
其后，随着秦军吞并天下步伐的加快，对于每场战争的结果，都是以获取首级数来统计，具体数量从数万到十余万不等。
但在之前的春秋时期，通过战争大量抓获俘虏，用来献祭神灵、当奴隶使用，乃至向敌国换取财物，都属常见操作；而在秦统一六国后，以俘虏来补充自身兵员则成了常态，如曹操击败黄巾军后组建青州兵、占据荆州后收编刘表的水军；李世民在南征北战时，更是四处收编文臣武将以及士卒。甚至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如此，比如汉军将大量匈奴骑兵编入队伍，元军击败南宋、清军入关占据中原，投降的汉人军队都充当了重要角色。
这几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战国时期的战争，就是为了杀人。其实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秦国建立起来的军功爵制，不仅将战场斩首数量与爵位挂钩，甚至设为了战斗是否合格的考核指标。如《商君书·境内第十九》就明文规定：
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
即攻城战斩首八千、野战斩首两千才算达标，参战人员都能得到奖赏。关乎到切身利益，秦军将士自然奋勇杀敌，所谓“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张仪语），活脱脱的杀人机器。
其二，战国虽以战闻名，但并非战乱时期；与之相反，为了有效掌握人口资源以应对激烈的战事，各国的户籍制也空前成熟。征集军人，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普通的战役，一般会每个家庭征集一名成年男丁；若危急时刻，那可顾不了这么多，比如长平之战，秦昭襄王就“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与三国前期、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同，战国时并不存在流民群体，兵员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被记录在案的；而连坐制在周王朝建立后即已出现，春秋时期的齐国已成体系，而秦国商鞅变法更将这一制度空前强化。
因此，若这些有家有业的“良民”在作战中被俘虏，指望他投靠本方是不太现实的；关起来？带来的人力物力消耗，即使富庶的秦国也难以承受；让他们当苦力干活？那可能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况且在当时刚刚兴盛的小农经济体系下，春秋时期的奴隶制并不合时宜。因此，只剩下了一条路。
其三，消灭对手有生力量。与春秋时期不同，战国时期各国的争斗不是为了称霸，而是为了吞并。而经过了数百年的各自独立封国后，国家间的藩篱已经比较顽固，各诸侯国之间基本不存在投降一说，比如韩、魏被秦军不间断屠杀上百年，但仍顽强坚持。
因此，战国的列强之间，不存在任何温情，只剩下你死我活的武力征服。这种情况体现在战场上，就是杀敌；若只是击溃对方，他们逃回后还能成为敌人的战斗力；尽最大可能在肉体上予以消灭，既能起到威慑作用，又可以减少威胁，所以追着敌军“斩首”，就成了常见方式。
军队逐渐专业化
包含有两个层面，一是指挥者更趋于专精化，二是精锐专业军队的建立。
第一，军队指挥者由“全才”转为“专才”，即这是个“文武”分工剥离开来的时期。
在春秋时期以及战国初期，各国军队的领军者一般来自两个渠道：贵族，或者士大夫。如魏文侯时期，起初率领魏军进行河西之战的是太子魏击，后期变为吴起。但吴起并非专职的武将，作为河西郡守，他的工作比较多元，就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外，还有“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后来他主持楚国变法，更坐实了他不仅是军事家，更是一名政治家。
其他诸侯国也差不多如此，如秦国的领军人起先是秦献公本人、公孙鞅、张仪、甘茂、司马错、魏冉等政治家；楚国则是景、屈等贵族精英；燕国乐毅是主管国政的“亚卿”；在赵国，明相蔺相如也曾带兵；固守五都制、将军政合一贯彻到底的齐国，军队的指挥者则一直是五大城邑的大夫。
而在战国中后期，专业的军事将领逐渐在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文官则逐渐退居幕后；并且，越是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诸侯国，名将的作用愈发吃重，如被称为“战国四大名将”的白起、王翦、李牧、廉颇，秦、赵两强各占其二；其他五国，在中后期的战场上乏善可陈，与缺乏专业化的指挥人员不无关系。
第二，精锐专业军队的建立。
如上文所提，战国的兵源主要是从民间每户中征调，这是各国军队“量”的保证。但与此同时，“质”也开始得到了重视，后世常说的战国四大强军：赵边骑、秦锐士、魏武卒、齐技击，除了齐国外，其他三支均在战国时诞生。
《荀子·议兵》中，曾对秦、魏、齐三国精兵进行过分析。秦国侧重于“阨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即将赏罚与战功挂钩，甚至得到五个敌人士兵的首级就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其秘诀可以归结为残酷的内在激励；魏武卒当然也有赏罚，但更强调技术标准：“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齐技击则侧重利诱：“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至于赵边骑，则是后世对经过胡服骑射改革后赵军的描述。
这些“强军”不同于临时征调的男丁，他们都是常备军，其训练标准、作战要求被大幅提高，所获得的待遇也更加丰厚，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职业化军人。
战国时期开始的指挥官专业化、军队精锐化，为后世封建王朝的强军之路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模板，这也是最具时代特色的战国基因。这一巨大变革的背后，是战国时期军事对抗高强度、高频度发展的必然要求。
系统军事理论的集大成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残酷的战争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艺术，这主要归“功”于那些对战争进行整理、分析、研究的军事思想；而战国，则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集中诞生期。
《吴起兵法》又称《吴子》、《吴子兵法》是一部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既有战争观的论述，又强调以治为胜、赏罚严明；同时还主张以严格的军事训练，提高军人作战技能、强化军队战斗力；他还开创性的提出，军队要因人而异，进行分工、编组，以实现军队优化组合。战国初期横行中原的魏武卒，就是吴起兵法付诸实践的体现。
司马穰苴是春秋时期齐国名将，但《司马法》则是战国时期编成。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一著作现存五篇，记载着战国及之前时期的作战原则、方法。
《孙膑兵法》我们就比较熟悉，其作者孙膑，通过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两次击败强大的魏军，把魏国拉下了战国初期头号强国的宝座。
在战国军事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墨家思想。《墨子·备城门》，就对城池攻防战术进行了详尽、细致的研究，甚至可以当作一本战斗手册来使用。
此外，颇有争议的《尉缭子》，是一部战国晚期的兵书，相传为尉缭所作。除了主张严刑峻法治军外，此书还独具一格，把战争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进行了有益补充。
上述五大形成于战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加上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构成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完整体系，为后世的战事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同时，后来的其他军事理论，大都是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衍生，只有具体形式的与时俱进，并没有太多学术的创新。
概而言之，庞大的规模、血腥的战果、专业的军队组织、系统而超前的军事理论，共同构成了战国这一时代的特殊基因。
而军事是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衍生物，这一局面的产生，是那个特殊大变革时期的最生动体现。周王室的分封制，在之前生产力低下的数百年间，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组织形式，促进了华夏文明从黄河流域向四周繁衍扩张；而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工具的大规模使用、交通条件的完善、思想的蓬勃发展，以前的分封制，反而成了将原本同根同祖的各诸侯国割裂开来的藩篱。同时，持续了数百年的各自为政，使各国主体思想逐渐形成，所谓的秦人、赵人、楚人...等称谓，体现了华夏民族内部的对立。
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为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提供了物质基础；百家争鸣的思想环境，又为实现大一统创造了理论支撑；而原本一体的华夏文明，从内在意识上就不允许长期的分裂、敌对，即构成了兼并的动力。因此，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战国时期就此诞生，这也成为中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期。这一过程确实过于残忍，但在客观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也为后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夯实了基础。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史记》《商君书》《荀子》《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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