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史，其實是一部戰爭史；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更是出現了多個比較集中的戰爭時期，特別是在那些大一統王朝的末年崩潰階段。這些時期，經常會出現多個相對獨立的政權間攻伐不斷的局面，但只有春秋之後、秦統一全國之前這個區間，被後世以“戰國”命名；其他的，則用政權對峙的格局來描繪，比如“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
顧名思義，戰國的獨特標籤與戰爭掛鉤，但戰爭的頻繁度只是外在表現，並不能夠成其獨特性，更深層次的幾大內核才是支撐這一名稱的更主要因素。
封建歷史上空前、幾乎絕後的軍隊與戰爭規模
在戰國之前，甚至春秋末期，最大的諸侯國如晉、楚的兵力，也不過在四千乘上下。所謂“乘”，就是一輛戰車；如果按照每車10人來計算的話，這兩大強國的常備軍隊規模也就四五萬左右。比如發生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戰，雖是關係到晉楚兩國爭霸局面的決定性戰役，雙方的兵力合計還不到八萬人。
而在戰國時期，單個諸侯國“帶甲百萬”已不是什麼稀罕事。如公元前333年蘇秦遊說六國時總結的：最大的楚國“地方六千餘裡，帶甲百萬”；齊國“地方二千餘裡，帶甲數十萬”，甚至僅臨淄一城，就可以組織兵員21萬人；戰國初期霸主魏國的兵力組成更詳細：“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即共70萬；即使三晉中兵力最弱小的韓國，也是“帶甲數十萬”。
那麼，抱著鼓動六國合縱為目的的蘇秦，是不是對各國兵力進行了誇大？那我們看看他的對手張儀的說法。
公元前311年，張儀在推動楚國與秦國連橫時，曾表示秦國“虎賁之士百餘萬”；而對於楚國的實力，他的說辭是“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也就是兩國勢均力敵；即使弱小的韓國，為了對其威脅打壓，張儀對其兵力的估算也是“悉之不過三十萬”。可見，之前蘇秦所言並沒多大水分。
當然，最能說明戰國時期戰爭規模的，莫過於秦、趙長平之戰。趙國由於全軍覆沒，其參戰兵力很清晰：約45萬；而白起能夠將趙括包餃子，秦軍規模起碼不會比對方少，加上其後秦昭襄王補充壯丁阻截趙國後勤隊伍，這時其總兵力應超過60萬人。
而百萬人規模的戰役，在其後的2000年的封建時代也極其罕見：
公元23年的昆陽之戰，王莽軍“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劉秀一方不到二萬人；而王莽此役失利後，其政權也走到了盡頭，可見其已經押上了老本；
而同樣號稱百萬的赤壁之戰，雙方的實際兵力最多30萬；
最接近長平之戰規模的，是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當時前秦集結全國精兵南下，史書稱“步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東晉的兵力則是謝石、謝玄、謝琰、桓伊帶領的八萬人，以及帶領五千水軍的胡彬。也就是說，在這場決定南北命運的大決戰中，雙方一共的兵力仍舊沒達到百萬。
而根據史書記載，唯一在規模上超過長平之戰的，是公元612年隋煬帝第一次遠征高句麗之戰，據《資治通鑑》，當時隋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饋運者倍之”，即後勤人員更多。
但在楊廣出征時，隋朝的人口達到了封建社會的一個新頂峰：八百九十萬戶，人口超過5000萬。而對於戰國總人口，根據王育民先生的《中國人口史》，預計為2000萬人左右；其他史學家預估最多的，也沒超過3000萬。同時我們別忘了，長平之戰的百萬級規模，僅僅是秦、趙兩國“貢獻”的。
可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是完完全全的軍國主義，這在中國古代，是獨樹一幟的存在。
血腥的戰場：不留俘虜、以斬獲首級為目的
翻看戰國史，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對每場戰爭結果的描述：
在戰國前期，用“擊敗”字眼的還比較多，以斬首數量來統計的，主要有公元前364年，秦獻公在石門擊敗三晉聯軍、斬首六萬；公元前354年，秦軍在元裡擊敗魏軍、斬首七千；
而到了中後期，斬首數則幾乎成了統計戰果的唯一指標。如在公元前317年，秦軍擊敗韓軍，斬首八萬；公元前312年秦軍在丹陽大敗楚軍，斬首八萬；公元前300年秦華陽君伐楚，斬首三萬；兩年後，再度屠殺楚軍五萬。
而隨著白起等人亮相，戰爭殺敵規模更上了新臺階。公元293年，他在伊闕擊敗魏、韓聯軍，斬首二十四萬；面對強悍的趙軍，起初秦軍並不能佔多大便宜，比如公元前280年的光狼城之戰，白起率領的秦軍僅獲得首級兩萬。不過20年後的長平之戰，則讓他創下了中國古代單場戰爭殺敵規模的驚人記錄。
其後，隨著秦軍吞併天下步伐的加快，對於每場戰爭的結果，都是以獲取首級數來統計，具體數量從數萬到十餘萬不等。
但在之前的春秋時期，通過戰爭大量抓獲俘虜，用來獻祭神靈、當奴隸使用，乃至向敵國換取財物，都屬常見操作；而在秦統一六國後，以俘虜來補充自身兵員則成了常態，如曹操擊敗黃巾軍後組建青州兵、佔據荊州後收編劉表的水軍；李世民在南征北戰時，更是四處收編文臣武將以及士卒。甚至不同民族之間的戰爭也如此，比如漢軍將大量匈奴騎兵編入隊伍，元軍擊敗南宋、清軍入關佔據中原，投降的漢人軍隊都充當了重要角色。
這幾乎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印象：戰國時期的戰爭，就是為了殺人。其實這一現象的出現，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其一，秦國建立起來的軍功爵制，不僅將戰場斬首數量與爵位掛鉤，甚至設為了戰鬥是否合格的考核指標。如《商君書·境內第十九》就明文規定：
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
即攻城戰斬首八千、野戰斬首兩千才算達標，參戰人員都能得到獎賞。關乎到切身利益，秦軍將士自然奮勇殺敵，所謂“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張儀語），活脫脫的殺人機器。
其二，戰國雖以戰聞名，但並非戰亂時期；與之相反，為了有效掌握人口資源以應對激烈的戰事，各國的戶籍制也空前成熟。徵集軍人，基本上是以家庭為單位；普通的戰役，一般會每個家庭徵集一名成年男丁；若危急時刻，那可顧不了這麼多，比如長平之戰，秦昭襄王就“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
所以可以這麼理解：與三國前期、五胡十六國時期不同，戰國時並不存在流民群體，兵員都是以家庭為單位被記錄在案的；而連坐制在周王朝建立後即已出現，春秋時期的齊國已成體系，而秦國商鞅變法更將這一制度空前強化。
因此，若這些有家有業的“良民”在作戰中被俘虜，指望他投靠本方是不太現實的；關起來？帶來的人力物力消耗，即使富庶的秦國也難以承受；讓他們當苦力幹活？那可能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況且在當時剛剛興盛的小農經濟體系下，春秋時期的奴隸制並不合時宜。因此，只剩下了一條路。
其三，消滅對手有生力量。與春秋時期不同，戰國時期各國的爭鬥不是為了稱霸，而是為了吞併。而經過了數百年的各自獨立封國後，國家間的藩籬已經比較頑固，各諸侯國之間基本不存在投降一說，比如韓、魏被秦軍不間斷屠殺上百年，但仍頑強堅持。
因此，戰國的列強之間，不存在任何溫情，只剩下你死我活的武力征服。這種情況體現在戰場上，就是殺敵；若只是擊潰對方，他們逃回後還能成為敵人的戰鬥力；盡最大可能在肉體上予以消滅，既能起到威懾作用，又可以減少威脅，所以追著敵軍“斬首”，就成了常見方式。
軍隊逐漸專業化
包含有兩個層面，一是指揮者更趨於專精化，二是精銳專業軍隊的建立。
第一，軍隊指揮者由“全才”轉為“專才”，即這是個“文武”分工剝離開來的時期。
在春秋時期以及戰國初期，各國軍隊的領軍者一般來自兩個渠道：貴族，或者士大夫。如魏文侯時期，起初率領魏軍進行河西之戰的是太子魏擊，後期變為吳起。但吳起並非專職的武將，作為河西郡守，他的工作比較多元，就如他自己所說，除了“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外，還有“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後來他主持楚國變法，更坐實了他不僅是軍事家，更是一名政治家。
其他諸侯國也差不多如此，如秦國的領軍人起先是秦獻公本人、公孫鞅、張儀、甘茂、司馬錯、魏冉等政治家；楚國則是景、屈等貴族精英；燕國樂毅是主管國政的“亞卿”；在趙國，明相藺相如也曾帶兵；固守五都制、將軍政合一貫徹到底的齊國，軍隊的指揮者則一直是五大城邑的大夫。
而在戰國中後期，專業的軍事將領逐漸在戰爭中扮演主要角色，文官則逐漸退居幕後；並且，越是軍事實力最為強大的諸侯國，名將的作用愈發吃重，如被稱為“戰國四大名將”的白起、王翦、李牧、廉頗，秦、趙兩強各佔其二；其他五國，在中後期的戰場上乏善可陳，與缺乏專業化的指揮人員不無關係。
第二，精銳專業軍隊的建立。
如上文所提，戰國的兵源主要是從民間每戶中徵調，這是各國軍隊“量”的保證。但與此同時，“質”也開始得到了重視，後世常說的戰國四大強軍：趙邊騎、秦銳士、魏武卒、齊技擊，除了齊國外，其他三支均在戰國時誕生。
《荀子·議兵》中，曾對秦、魏、齊三國精兵進行過分析。秦國側重於“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即將賞罰與戰功掛鉤，甚至得到五個敵人士兵的首級就可以役使本鄉的五戶人家，其秘訣可以歸結為殘酷的內在激勵；魏武卒當然也有賞罰，但更強調技術標準：“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齊技擊則側重利誘：“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至於趙邊騎，則是後世對經過胡服騎射改革後趙軍的描述。
這些“強軍”不同於臨時徵調的男丁，他們都是常備軍，其訓練標準、作戰要求被大幅提高，所獲得的待遇也更加豐厚，即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職業化軍人。
戰國時期開始的指揮官專業化、軍隊精銳化，為後世封建王朝的強軍之路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模板，這也是最具時代特色的戰國基因。這一巨大變革的背後，是戰國時期軍事對抗高強度、高頻度發展的必然要求。
系統軍事理論的集大成時期
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殘酷的戰爭逐漸發展成為一門藝術，這主要歸“功”於那些對戰爭進行整理、分析、研究的軍事思想；而戰國，則是我國古代軍事理論的集中誕生期。
《吳起兵法》又稱《吳子》、《吳子兵法》是一部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既有戰爭觀的論述，又強調以治為勝、賞罰嚴明；同時還主張以嚴格的軍事訓練，提高軍人作戰技能、強化軍隊戰鬥力；他還開創性的提出，軍隊要因人而異，進行分工、編組，以實現軍隊優化組合。戰國初期橫行中原的魏武卒，就是吳起兵法付諸實踐的體現。
司馬穰苴是春秋時期齊國名將，但《司馬法》則是戰國時期編成。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這一著作現存五篇，記載著戰國及之前時期的作戰原則、方法。
《孫臏兵法》我們就比較熟悉，其作者孫臏，通過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戰、公元前341年的馬陵之戰，兩次擊敗強大的魏軍，把魏國拉下了戰國初期頭號強國的寶座。
在戰國軍事理論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還有墨家思想。《墨子·備城門》，就對城池攻防戰術進行了詳盡、細緻的研究，甚至可以當作一本戰鬥手冊來使用。
此外，頗有爭議的《尉繚子》，是一部戰國晚期的兵書，相傳為尉繚所作。除了主張嚴刑峻法治軍外，此書還獨具一格，把戰爭視為一項系統工程，強調政治、經濟對軍事的決定性作用，對我國古代軍事理論進行了有益補充。
上述五大形成於戰國時期的軍事著作，加上春秋晚期的《孫子兵法》，構成了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完整體系，為後世的戰事提供了理論基礎與行動指南；同時，後來的其他軍事理論，大都是這一時期軍事思想的衍生，只有具體形式的與時俱進，並沒有太多學術的創新。
概而言之，龐大的規模、血腥的戰果、專業的軍隊組織、系統而超前的軍事理論，共同構成了戰國這一時代的特殊基因。
而軍事是政治與經濟發展的衍生物，這一局面的產生，是那個特殊大變革時期的最生動體現。周王室的分封制，在之前生產力低下的數百年間，作為一種有效的國家組織形式，促進了華夏文明從黃河流域向四周繁衍擴張；而到了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新工具的大規模使用、交通條件的完善、思想的蓬勃發展，以前的分封制，反而成了將原本同根同祖的各諸侯國割裂開來的藩籬。同時，持續了數百年的各自為政，使各國主體思想逐漸形成，所謂的秦人、趙人、楚人...等稱謂，體現了華夏民族內部的對立。
生產力與技術的進步，為諸侯國之間的兼併提供了物質基礎；百家爭鳴的思想環境，又為實現大一統創造了理論支撐；而原本一體的華夏文明，從內在意識上就不允許長期的分裂、敵對，即構成了兼併的動力。因此，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戰國時期就此誕生，這也成為中國古代從奴隸制社會邁向封建社會的一個轉折期。這一過程確實過於殘忍，但在客觀上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進程，也為後期中華民族的形成夯實了基礎。
參考資料：《資治通鑑》《史記》《商君書》《荀子》《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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