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抗疫？英國政府都被牛津畢業的精英玩壞了！

2015年4月13日（星期一）是英國現代政治史上很平常的一天。畢業於牛津大學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英文簡稱PPE，中文簡稱政經哲）專業的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發表了工黨的大選宣言。該宣言由三位牛津大學PPE專業畢業生，BBC政治版編輯尼克·羅賓遜（Nick Robinson）、BBC經濟版編輯羅伯特·佩斯頓（Robert Peston）和英國財政研究所所長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進行審核。英國首相、牛津大學PPE專業畢業生大衛·卡梅倫就此宣言發表了一些批評，而工黨影子內閣大臣、牛津大學PPE畢業生埃德·鮑爾斯（（Ed Balls）則對此進行了辯解。

在英國其他地方，大選開始三週前，自由民主黨的財政部首席秘書、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的丹尼·亞歷山大（Danny Alexander）準備訪問金斯敦和瑟比頓，爭取自由民主黨主席、同為牛津大學PPE專業畢業生的艾德·戴維（（Ed Davey)手中寶貴的倫敦席位。在肯特，英國獨立黨議員，牛津大學PPE畢業生馬克·蕾克里斯（（Mark Reckless）正在他的選區（羅切斯特和斯特魯德）開展拉票活動。《第四頻道新聞》政治版的記者、牛津大學PPE專業畢業生邁克爾·克里克（（Michael Crick）在網上發佈了關於當天動態的評論。

在BBC第四廣播站的網站上，英國《金融時報》統計專家、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的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大選的播客。BBC第一頻道“新聞之夜”的主持人、牛津大學PPE專業畢業生埃文·戴維斯（Evan Davies）主持了黨魁系列專訪的第一場。在紙質媒體方面，《經濟學人》雜誌由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的桑尼·明頓-貝多（Zanny Minton-Beddoes）主稿，刊登了一篇關於大選的特稿；《展望》雜誌由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的布朗文·馬多克斯（Bronwen Maddox）主編，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選的文章；《衛報》由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主編開設了一個關於大選的專欄。《泰晤士報》和《太陽報》也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大選的報道，他們的老闆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也畢業於牛津大學PPE專業。

牛津大學PPE課程比其他大學的任何其他課程，其他私立學校好惡不一的課程對英國政界的影響都更加深遠，這一程度甚至已經達到其他民主國家無法匹及的程度。牛津大學PPE專業自97年前創立以來，其畢業生在英國遍地開花，從左派到右派，從核心黨到邊緣政黨，從分析師到領導者，從和平主義者到革命分子，從環保主義者到資本家，從統計學家到自由主義者，從社會精英到民粹主義者，從官員到公關顧問，從惡霸到萬人迷，已然形成一張橫貫英國政治各個階層的巨網——在這些人士中，有的表現突出，有的則比較低調。

“一代又一代，大量的政界精英從牛津大學誕生”，前著名政治傳記作家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在2014年關於戰後工黨改革者、社民黨創始人，20世紀30年代曾攻讀牛津大學PPE專業的羅伊·詹金斯（ Roy Jenkins）的研究中寫道。在當時，這門三年制本科課程的歷史還未滿20年，卻已成為有抱負的政治家的首選課程：工黨主席邁克爾·福特（Michael Foot）和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以及首相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和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都曾攻讀此課程。

牛津大學的PPE課程不僅是培養政界精英或其他以評判政治為生的人的工廠。該課程也賦予這些公眾人物共同的人生觀：自信、國際主義、思維靈活，最重要的是堅信像他們這樣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理性的人，可以並且應該，為英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做出貢獻。許多未來的外國領導人也曾攻讀這門課程，其中包括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以及澳大利亞首相馬爾科姆·弗雷澤（Malcolm Fraser）和鮑勃·霍克（Bob Hawke）。牛津PPE學位已成為學術成就和世俗成就的全球性象徵。

曾就讀於劍橋大學現代歷史專業的工黨思想家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表示：“

然而，在這個新民粹主義時代，在反對精英和“專業政治家”的時代，牛津PPE不再像以前一樣順利地融入公眾生活中。隨著公司資本主義走下神壇，主流政客讓人大失所望，傳統媒體在社會劇變中逐漸迷失，PPE這一為這三大領域培養人才的課程已不再擁有昔日不容置疑的權威。不僅如此，人們也開始懷疑一所大學的課程及其畢業生是否會對社會帶來深遠影響。隨著質疑不斷增加，PPE不再是解決英國社會問題的錦囊，而是禍首。

外人仍然難以揭開牛津PPE的神秘面紗。媒體經常提到此課程，卻很少對其進行解釋。單單是想知道PPE代表著什麼，也必須要對英國的教育和權力體系瞭如指掌才行；一般來說，你必須要和PPE人有一樣的牛津背景。我曾經問一位前黨魁從這個課程中學到了什麼，他故作漫不經心地答道：“你怎麼想到要寫關於PPE的報道”——正如當權派在接受調查時的慣用伎倆：“此地無銀”。

PPE與工黨的關係格外密切。這個學位塑造了各式各樣的政黨人物，如彭東尼（Tony Benn），託尼·克洛斯蘭（Tony Crosland）和彼得·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格拉斯曼說，從執政角度看，工黨事實上已經時常被視為PPE中的“當政派”。這種說法其實也可以套用在保守黨身上。前內閣大臣邁克爾·赫塞爾廷（Michael Heseltine）、尼格爾·勞森（Nigel Lawson）、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和戴維·威利茨（David Willetts），還有卡梅倫內閣中曾經的唐寧街首席顧問史蒂夫·希爾頓（Steve Hilton）都畢業於牛津PPE。現任保守黨內也有一些牛津PPE人，包括衛生部長傑里米·亨特（Jeremy Hunt），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就業及退休保障大臣達米安·格林（Damian Green）和司法大臣伊麗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

正準備寫書探討大學系統的前任教育部長威利茨（Willetts）表示：“PPE之所以蓬勃發展是因為英國教育的弊病之一在於過早進行專業細分化，而PPE則更接近美國久負盛名的通識教育。作為一名PPE畢業生，你最終會對現代政治史有廣泛涉獵，遍歷政治思想與哲學思辨的激流，攻克從貨幣主義到凱恩斯理論的經濟學堡壘。你被逼迫在一學期完成浩如煙海的作業——16篇論文。當你未來需要在截止日期內完成講稿時，就會發覺受益無窮。”威利茨（Willetts）還表示：“作為部長，你有時會覺得在英國的政治生涯就像攻讀PPE時論文危機的無休止循環。”

不是每個人都認可最後關頭的臨陣磨槍和逢場作戲——不禁想到卡梅倫內閣匆忙組織的脫歐公投——是統治國家的最好方式。去年10月，領導英國脫歐運動的活動家兼前政府教育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在他頗具影響力的博客裡寫道：“如果您年輕，聰明，對政治感興趣，學習PPE課程前還請慎重考慮…這可能帶來嚴重的問題，因為它會鼓勵像卡梅倫和艾德·鮑爾斯這樣的人…一本正經、虛張聲勢地大放厥詞”。

其他關於PPE的評論更刻薄。詹姆斯·德林波爾（James Delingpole）去年在極右翼網站布萊特巴特（Breitbart）上嘲諷道：“所有垃圾尾貨都在牛津攻讀PPE課程”。英國獨立黨的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有時會把過於繁冗的政治理念戲稱為“PPE式胡言亂語”。在小報和互聯網上，PPE已成為精英主義，不切實際，不接地氣的代名詞。2014年，專欄作家尼克·科恩（Nick Cohen）（畢業於牛津的PPE課程）在保守的《旁觀者》（Spectator）雜誌上發表了自己對這門課程的看法。他寫道：“PPE課程培育了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來規模最大也最受唾棄的統治階級獨立組群”。

埃德·米利班德、大衛·卡梅倫、菲利普·哈蒙德組圖

英國是一個因縱容精英教育而臭名昭著的國家，擁有精密劃分的等級制度和緊密聯繫的權力網。雖說方式上比較粗俗和狹隘，但這些仇視PPE的人正確地指出了這一怪象：單單一個學位，和它造就的思維模式居然在社會中佔統治地位如此之久。而在牛津PPE內部，這些爭論正在以更微妙的方式不斷迴響。保守黨同僚斯圖爾特·伍德（Stewart Wood）（艾德·米利班德的前顧問）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了PPE學位，1995年至2010年間在牛津教授政治學，至今仍經常負責組織牛津PPE學子的研討會。他表示：“它仍然活像一門給1936年統治英屬印度的人開辦的課”。“每週進行海量閱讀；撰寫綜述論文——這些都是大英帝國晚期公務員的工作。在PPE的政治課程裡，你可以在三年的學習中對當代公共政治問題閉口不談卻仍然左右逢源——因為他們總是在不厭其煩地討論“過去”，討論政治體制，然而對民粹主義或社會運動的關心卻遠遠不夠”。

伍德認為，這門課程的結構本身使許多PPE畢業生陷入某種“中間派的偏見”。“課程涵蓋的內容如此之多，以至於大多數學生會錯誤地認為，

實現正義的唯一方法是採取中間態度。他們錯誤地推斷，要想在考試中拿高分，必須避免成為一個顯眼的離群者。他們以為如果在各方各面都略知皮毛，就絕不會露馬腳。”

自由市場的智囊團——經濟事務研究所所長馬克·利特伍德（Mark Littlewood）曾在1990年至1993年期間攻讀PPE學位，他認為該學位的政治偏見正在加深。“PPE課程將人推向某種集權型角色。我的導師絕對極具魅力、出類拔萃，但我認為我沒有接觸過任何一個純粹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或古典自由主義者。學生的意識形態都勢不可擋地左傾”。一位正在攻讀PPE課程的學生表示：“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所有在牛津大學教授政治的學者都是自由主義者，從溫和派保守黨到溫和派工黨。在經濟方面，不少人的觀點偏右，但幾乎每個人都是社會自由主義者。”

牛津PPE的興衰是整個大不列顛故事的一部分：興盛了一百多年的政治權威可能正在不斷衰落。倫敦金史密斯學院政治講師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es）說道：“PPE危機可能是更廣泛的社會民主危機的體現之一”。

“ PPE被看作是國家機構的一部分……與公共服務連接的特權”——現在，相信這一觀點的選民正越來越少。正如戴維斯（Davies）所說，PPE畢業生一度被廣泛譽為懷揣遠大抱負的高素質人才，但現在，他們被看作“妖怪”。區區一個本科學位怎麼變得如此重要？

牛津PPE課程在創立之初是前衛的。1920年，在俄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學進入了改革階段。通常故步自封、變革緩慢的牛津大學，根據其官方校史，也在改革中開始關注“歐洲和亞洲的政治動盪以及英國的高失業率引發的問題”。

一種有別於牛津通常所關注的中世紀和古典的想法逐漸在牛津大學形成：重新設立一個適應當代世界發展的專業學位。經濟學和哲學學者認為，這種學位可以培養出更好為整個大英帝國服務的畢業生。如果牛津大學放棄對所有學生必須瞭解古希臘語的傳統要求——這是私立學校的專長，那麼該專業學位的出現也可以幫助更多受過公立學校教育的入學申請者進入牛津大學深造。

在牛津，古典研究一直被尊為高級人文學科（Greats，主要指古典學）

。於是，那些支持PPE專業設立的改革擁護者們起就將他們的理念稱為“與希臘語無關的高級人文學科”（Greats without Greek），而後稱其為“現代的高級人文學科”（Modern Greats）。經濟學家安德魯•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認為：“在牛津， 你的思想觀點成為這所大學漫長髮展歷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幾率越高，你能在這所大學裡所做的具有顛覆性的事情就越多。”格雷厄姆20世紀60年代在牛津攻讀PPE專業，隨後擔任該專業導師，直至1997年退休。他一直是PPE專業的堅定支持者。

起初，改革者希望新課程包括大量科學知識（這正是多米尼克•卡明斯和其他質疑PPE專業的人認為該專業相當欠缺的部分），但事實證明，這一創新已經要求太高了。不過，1920年11月，牛津大學同意開設PPE課程，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開設此類課程。牛津大學校刊《牛津報》（oxford magazine）和許多期刊都懷疑，PPE可能只是一個華而不實、條理凌亂的爛專業。儘管如此，第一批攻讀PPE專業的學生還是在第二年的秋天入學了。

在攻讀PPE課程的3年期間，他們主要致力於完成3個任務：拼命地撰寫論文並在每週的各種導師輔導課上對其進行闡釋、不斷參加各類考試，還有絞盡腦汁去理解各種不同話題——包括自1760年以來英國的憲法和政治史、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理論。

1970年，PPE的教學大綱終於放寬了對學生的要求，允許學生在第一年末放棄一個任務。大部分學生都這樣做了，但極少數拔尖的學生沒有。但是對於這兩類學生來說，PPE的冗繁龐雜都同樣縈繞心頭。裡肯•帕特爾(Ricken Patel)說：“那時，我曾把心裡的這個疑問告訴了我的一位老師，老師告訴我：“你正在遼闊大地上鑽孔沉潛，我們教你如何挖掘，如何將這些鑽孔相互聯繫取決於你自己。”帕特爾曾於1996年至1999年在牛津大學攻讀PPE專業，之後與人聯合創辦了名為Avaaz的全球線上活動網絡平臺。

對於一些雄心勃勃的學生來說，PPE一開始就不單單只是一個學位，而是政治探索生涯的起點。休·蓋茨凱爾（Hugh Gaitskell）於1924年進入牛津大學學習，他畢業於公立學校，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觀念。進入牛津後，他卻徹底喜歡上了喬治•道格拉斯•霍華德•科爾(GDH Cole)，一位思想激進又年紀輕輕的經濟學導師和社會主義分子——牛津大學PPE專業裡也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導師。蓋茨凱爾後來在其文章中激動地回憶道：“人們當時議論科爾，認為他可能是英國革命的領導人之一。”1926年倫敦大罷工爆發後，蓋茨凱爾成為了科爾的司機， 負責為科爾和倫敦工會領袖們之間傳遞緊急信件。每天駕車沿著曲折的鄉間小路來回奔馳，並在學校關門前趕回學校。

休·蓋茨凱爾（1906-1963），曾為工黨領袖。

34年之後，蓋茨凱爾成為了工黨領袖，他將自己攻讀PPE時的光輝歲月寫成了回憶錄，並將其發表。左翼作家希拉里•溫萊特(Hilary Wainwright)還是小女孩時就讀了這本回憶錄。她回憶道：“讀完那本書後，我的思想開始變得激進。於是我告訴自己，我要讀PPE！’” 1967年，她開始攻讀PPE學位。

由於和英國議會(Palace of Westminster，威斯敏斯特宮是英國議會的所在地)以及英國的其他權力中心關係密切，牛津大學一直是一個既世俗又超脫的地方，但PPE專業使得學校的導師和學生更系統地參與到國家政治之中，而不再是偶爾參加。這種現象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尤為盛行。

貝利奧爾學院的教學樓是一棟狹窄的L型維多利亞風格建築，已經日顯老舊。與傳統的牛津大學建築相比，貝利奧爾學院的教學樓少有建築裝飾，幾乎只體現出實用的價值。幾個世紀以來，貝利奧爾學院一直有意識地不斷提高實力、更加開放進取：它開創了通過考試成績而非憑藉財富或關係的入學標準，它在PPE專業的設立上發揮了核心作用，它也在努力將“貝利奧爾人”的優秀品質（有能力，有創新意識，對自己有堅定的信心）不斷傳承和發揚。

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外觀

與其他學院相比，貝利奧爾學院一直有著更多PPE專業的學生和老師，這些師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學院也有獨特的培養精英的方法。曾在貝利奧爾學院任教28年的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說道：“貝利奧爾學院的PPE專業認為學科間應該是相互聯繫的；如果你學過一些哲學知識，那麼就會成為一名更好的經濟學家。”

格雷厄姆（Graham）是一個低調， 看似對外界毫無防備之心的人，他自稱自己為左翼分子。在他不大不小的家中，咖啡桌上放著一本古巴旅遊指南。然而在動盪的1960年代和70年代，他是工黨總理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的重要經濟顧問，並擔任20世紀90年代為工黨領袖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經濟顧問。（2005至2016年，格雷厄姆還是掌控《衛報》（the Guardian）的斯科特信託基金會（Scott Trust）的董事之一。）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格雷厄姆先後擔任過現任工黨大臣伊維特·庫珀（Yvette Cooper）、凱蒂·厄謝爾（Kitty Ussher）和現任英國廣播公司戰略總監詹姆斯·博奈爾（James Purnell）的老師。厄謝爾回憶道：“90年代初的某一天，我和格雷厄姆在校園裡邊走邊聊英國的通貨膨脹率。在解釋自己的觀點時，他揮舞著手臂。他說，‘通貨膨脹過高了，你能做什麼呢？銀行存款利率呀……你要提高銀行存款利率呀！’他當時真的是這麼說的，‘這是你能做到的。這也是你將來可能會做的事。”從貝利奧爾學院畢業十年後，凱蒂·厄謝爾當上了英國財政部大臣。

我問格雷厄姆，他怎麼知道自己的學生有政治潛能。他嚴謹地說道：”如果你感覺到某人會為美好的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接著，他露出了笑容：“你會非常開心！”

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和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曾在貝利奧爾學院攻讀PPE學位。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在他的《希斯（Heath）》傳記中寫道，貝利奧爾哲學導師林德賽（AD Lindsay，PPE學位的創始人之一）是“對希斯一生影響最大的一個人……其影響僅次於希斯的母親”。半個世紀後，當我在貝利奧爾學院學習現代歷史時，希斯仍然堅持參加貝利奧爾的活動。

在漫長的20世紀中葉，社會民主鼎盛時期，一些貝利奧爾學院的導師喜歡炫耀自己的權力。根據詹金斯（Jenkins）回憶，1930年代至60年代在這裡任教的經濟學家托馬斯·巴洛（Thomas Balogh）喜歡故意安排自己的輔導課被大人物的電話打斷。20世紀60年代，畢業於PPE專業的時任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聘請巴洛赫為英國政府擔任顧問，他就是當年喜歡打電話來打斷課程的諮詢者。

像希斯和許多早期PPE畢業生一樣，威爾遜也來自工人階級家庭。與其他攻讀PPE學位的學生一樣，他最開始在牛津攻讀的是其他專業，後來才轉到PPE。他有和希斯一樣的發現——攻讀PPE學位改變了他的一生。轉至攻讀PPE學位後，威爾遜逢人便炫耀自己在PPE專業排名第一。他的一位導師說，威爾遜在牛津學習時非常刻苦，“他是全歐洲最瞭解政治選舉的。”從政後威爾遜贏得的大選比任何其他現代英國政治領導人都多。

PPE迅速成為牛津大學發展最快的專業，其學生人數僅次於歷史專業，排名第二。後來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政治家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在20世紀49年代開始攻讀PPE學位。她說：“PPE有一種很特別的吸引力。根據牛津大學的標準，這是一個新專業，老師也完全有別於傳統。隨著英國經濟陷入困境，經濟學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然而在戰後時期，PPE的激進色彩逐漸消失。牛津大學的優點兼缺點之一是它不是一所自上而下的大學：課程的內容主要取決於老師想教授什麼。正如威廉姆斯所說，PPE的教師一旦形成了固定的教學大綱，他們就很少再更新自己的內容。直到1960年代後期，即便全球範圍內爆發了抗議當前政治的十年抗議熱潮，但PPE仍然專注於更傳統的，甚至是孤立的話題。溫賴特（Wainwright）回憶道：“PPE教授的經濟學是非政治性的，不平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政治學中的無數課程似乎與正在發生的危機無關。PPE已成為一門關於如何治理國家的技術課程。”

順理成章，許多政治家和經濟家的子女選擇攻讀PPE課程。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的女兒瑪格麗特·傑伊（Margaret Jay）在1958年到1961年期間在牛津大學攻讀PPE課程。她回憶道：“當時我們學院（薩默維爾學院）有6人攻讀PPE課程。一個是蓋茨凱爾的女兒。兩個是極其著名的經濟學家（和工黨顧問）詹姆斯·米德和尼古拉斯·卡爾多的女兒。”隨後，前工黨公關顧問阿拉斯泰爾·坎貝爾（ Alastair Campbell）的兒子羅裡·坎貝爾（Rory Campbell）和前工黨外交大臣兼留歐派領袖傑克·斯特勞（Jack Straw）的兒子威爾·斯特勞（Will Straw）也攻讀了PPE學位。

牛津大學一直很傳統，隨著PPE成為牛津大學的著名專業，原本的精英文化逐漸變為家族文化。

哈羅德·威爾遜、愛德華·希斯和羅伊·詹金斯組圖

在20世紀60年代，一場精心策劃的、針對PPE的抗議爆發。儘管人們已逐漸忘記那場抗議，它也影響了如今的反PPE潮流。喜歡搗亂的左翼作家塔裡克·阿里（Tariq Ali）是這場抗議的參與者之一。在1963年至1966年攻讀完PPE課程後，他跟朋友打賭，他敢在所有考試中提及越南戰爭。阿里回憶道：“在經濟考試中，有一個問題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補貼運輸形式是什麼？”我回答道：“是從西貢到叢林的美國直升飛機服務，因為不用花一分錢。問題是，這種飛行服務經常有去無回！”

他希望老師可以將他的卷子判為不及格，這剛好可以反映出PPE的保守主義傾向。但是老師太聰明，或者自由主義思想太重，他的卷子只是被判為C。

同時，正在攻讀PPE的學生也在不斷分化。溫賴特（Wainwright）回憶道：“有兩個階層：一類是眾望所歸會成為政治家的學生，例如後來的保守黨大臣埃德溫娜·柯里（Edwina Currie）和後來的工黨官員戴維·利普西（David Lipsey）。這些學生後來加入工黨，保守黨的大學生俱樂部或牛津大學辯論社；還有一類會成為政治活動家和PPE課程的批評者。”她後來加入了後者。“我們成立了幾個小組，對PPE學習的整個過程進行批判。我們希望有一個更具政治參與度的課程，關注現在的政治局勢。”

這場抗議甚至對英國大學的更多專業都提出了質疑，而其中最有力的產物，是一篇名為《PPE的貧窮》的長篇議論（出版於1968年，革命情緒高漲的年份）。文章標題參考自卡爾·馬克思的著作，因為很多人認為PPE課程中關於馬克思的內容並不全面。最後的一篇文章由特雷弗·帕特曼（Trevor Pateman，一位剛剛在排名中獲得第一的、言辭犀利的左傾主義者）撰寫。他寫道：“牛津大學的PPE課程不會教育學生如何通過學習獲得更多獎學金，只會教授學生提高自己使用有限的知識寫出半吊子文章的能力，PPE是關於社會工程師的‘理想培訓’。”

如今，許多PPE評論家都在重複帕特曼對PPE的批評。但他的論點是，PPE在學術上的侷限性是有意的，旨在鞏固英國政權的深層結構。這一更基本的觀點，也促使他致力於改變PPE這種幾乎不提民粹主義或者街頭小報的課程。他希望PPE能夠將社會學，人類學和藝術融為一體，從而“更加具有流動性”，可以“帶來顛覆性變化併為校外激進變化的政治觀點助力”。

在遭到激進分子攻擊時，PPE高層就像英國的權貴一樣傾向於這樣回應：吸收一些批評以改革其體制，同時保留其基本制度。到1971年，政治學課程的教材中增加了反主流文化者最喜歡的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 和雷吉斯·德佈雷(Regis Debray)的作品，也將《越軌、異化與混亂》(Deviance, Alienation and Anomie）中的一章加進教學內容。但是關於“自1865年以來的英國政治和憲法歷史”部分的體量還是遠遠超過新加的內容。而這是唯一保留至今的為貼合課程主題而更新的版本。

牛津的PPE課程可能是一個頑固不化又難以捉摸的敵人。在牛津大學，PPE無處不在。一個大三學生說：“PPE真的無孔不入。幾乎每個學生社團的委員會中都有學習PPE課程的學生。讀PPE的學生通常都很外向，善於交談，善於從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不過，攻讀課程設置更加嚴格（例如科學）專業的學生認為PPE無足輕重。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某一女性洗手間的捲紙筒上方曾塗鴉著：“PPE學位，隨便拿！”

與牛津大學的許多其他課程不同，PPE沒有自己的教學樓。在這滿是學術中心的地方，PPE的教授地點只在兩個無名之處的小角落。兩個角落相距只有半英里：一處是一棟低矮的玻璃建築，用來教授政治和經濟；另一處是一棟普通的石砌建築，用來教授哲學。隨著必修課逐漸減少，從某種意義上說，牛津的PPE根本不是一個學院，而是散落在其三個科目之間，在不同學科組合中川流不息的學生而已。

牛津大學PPE專業的教學場所

安德魯·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說：“PPE課程的教師中甚至沒有資深導師。”“只有一個PPE委員會，他們......”，他開始轉向含糊其辭：“在一幢建築中的某處召開會議。”該委員會的一位新成員告訴我，每學期舉行兩次會議，每次會議持續幾小時。委員會成員感覺怎樣呢？“他們自我感覺很好，覺得正是他們讓PPE與時俱進。”

大三學生說：“在課堂中，我們討論英國脫歐這一案例。我們也閱讀一些與之相關的政府現行文件。”PPE專業的學生也可以學習《博弈論》《中國政治》或《後工業社會》。因此，人們總是批評PPE專業過於英國化，已經落伍，顯得有些言過其實了。

自1920年以來，該課程的重點一直沒有改變。官方招生視頻剛開始的第一個場景就是長鏡頭緩緩掃過唐寧街10號門。視頻裡一位老師強調，“

由於很多畢業生都會從政，您們會擁有廣闊的人脈資源。”接著，著名從政校友的名單就會羅列在政治和經濟部門的新聞通訊中。

牛津大學PPE專業宣傳視頻封面

迄今為止，對PPE課程的追捧只中斷過一次。1979至1997年間，成為政治中心弄潮兒的PPE畢業生越來越少了。仍有很多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在內閣中任職，但是很多人都畢業於其他專業，最普遍的就是法律專業。也有新的精英加入內閣，這些精英是劍橋大學法律專業畢業生。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約翰·梅傑（John Major）的政府比戰後的前任管理者領導的政府更加苛刻，專斷，更弱化中央集權主義。因此，越來越多抱著順從、妥協、支持懷特沃爾（Whitehall）心態的牛津大學PPE專業畢業生逐漸被冷落一旁。

斯圖爾特·伍德（Stewart Wood）於1986年至1989年攻讀PPE學位，此時，撒切爾主義正如日中天。他記得學校課程時而“追擊撒切爾改革”，草草發文攻擊私有化，又有時完全忽略撒切爾。馬克·利特伍德（Mark Littlewood）說，他在1990年代初期在貝利奧爾學院學習PPE課程時，“仍然有一種PPE的觀點認為撒切爾主義是異端。”

曾經教過利特伍德（Littlewood）的格雷厄姆（Graham）表示，利特伍德的言論難免誇大其詞：“我記得有很多關於撒切爾經濟學的研討會和教程。”利特伍德確實承認，在哲學課上，老師要求他讀一本有關自由放任主義者的書——羅伯特·諾齊克的《無政府狀態，國家與烏托邦》。讀完後，他不再是“沉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成為了小政府主義理念的擁護者。令人驚訝的是，其他對牛津PPE感到不滿的人（如希拉里·溫賴特和塔裡克·阿里），也講述了通過跟緊持不同政見的導師或者自己設計閱讀清單，於課程的邊緣地帶尋求意見解放的類似故事。格雷厄姆說：“

人們認為，PPE總是灌輸觀點......在這點上，我們所教授的學生太聰明瞭，他們開始反抗。”

貝娜齊爾·布托、昂山素季和魯伯特·默多克組圖

但不是所有人都反抗。隨著撒切爾主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始減弱，PPE塑造了更務實的新一代政客——目前，其影響力似乎已遙不可及。在牛津，大衛·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和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的老師都是經濟學家安德魯·格林（Andrew Glyn）。格林曾經是牛津大學PPE的學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是左翼革命團體“激進分子”的核心成員，但後來不得不對社會民主制度加以尊重。利班德的前顧問斯圖爾特·伍德（Stewart Wood）說：“安德魯對埃德的思想方面影響最深遠。”2011年，我與米利班德談論現代資本主義，他強調：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份額在不斷減小。格林（Glyn）早在幾十年前就率先提出了這種說法。

同時，在貝利奧爾學院，伊維特·庫珀（Yvette Cooper）和詹姆斯·珀內爾（James Purnell）都是PPE人中很自信的成員。他們在學生聚會上口若懸河地發表演講，併為工黨的復興做出自己的貢獻。在漫長的牛津暑假期間，珀內爾曾為一名叫託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新星議員工作。PPE始終秉承將政治家帶到牛津的傳統，通過開展研討會或客座演講的方式為學生揭開政治的神秘面紗，同時也幫助各黨派發掘人才。

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於1985年至1988年攻讀PPE學位。隨後，他的政治導師弗農·博格達諾（Vernon Bogdanor）表示，卡梅倫是“我所教過的最有能力的學生之一”。儘管卡梅倫在牛津大學幾乎沒有參加政治活動，在獲得第一名後，他於幾周後在保守黨研究部門找到了一份工作，這成為了卡梅倫擔任的快速通道。紀錄片製作人邁克爾·科克雷爾（Michael Cockerell）說道：“你可以看到卡梅倫是一位典型的PPE人：世俗，深諳媒體之道，論文危機型總理”。他製作了一系列PPE政治家的名人傳略，包括卡梅倫（Cameron），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和戰後工黨改革派芭芭拉·卡素爾（Barbara Castle）。

當然，科克雷爾自己也攻讀過PPE學位。他說：“PPE可以讓你的演講更流利，就像政治家一樣，記者們（唐寧街10號的出鏡記者）通常也必須成為表演藝術家。攻讀PPE的人開始瞭解人們在公共生活中的運作方式，以及光環之下的背景。”

儘管許多英國政經新聞都是行家腔調，且他們未能預見金融危機或民粹主義或卡梅倫和米利班德在未來的命運，但是媒體界的PPE人未免對政界的PPE人太過體恤了：這種理解有時會轉化為同理心或徹底的同情，而忽略了他們的行政方式實際上缺乏PPE專業所教授的那種彬彬有禮。

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說：“PPE人不搞衝突。牛津PPE將政治領域的一切都淡化為一個技術問題：什麼是正確的政策？PPE教導你，金融危機後不要對銀行家的狀況漠不關心。他們所做的並不是偷竊，金融危機應該歸咎於政府的錯誤政策。”

PPE是一種廣泛涉獵、歷史悠久的教育形式，三言兩語想概括PPE永遠是不準確的；甚至，PPE畢業生們的政治生涯也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卡梅倫是妥協的還是激進的保守黨？這取決於你對緊縮政策的理解。但在英國的改革歷程中，PPE畢業生的政績譭譽參半。政績卓著者如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任內政大臣期間成功推動了墮胎和同性戀婚姻的合法化；政績慘淡者如丹尼•亞歷山大(Danny Alexander)，作為當時來自自由民主黨的財政大臣，他為政黨聯盟的開支削減方案辯護了五年，最終因無法令人信服而黯然辭職。

從某種程度來說，牛津的PPE課程仍在蓬勃發展。在2007年至2015年之間，該課程的申請數量增長了28％。一位近期申請成功的學生說，“我上綜合中學時還不太瞭解PPE。在申請過程中，我瞭解到該專業很有名。每個申請者都會了解攻讀過PPE專業的這些人。”

“但是當你去聽講座時，儘管有上百人都擠在這裡聽講，最終進入政壇的人寥寥無多。”PPE的影響範圍很廣：許多對從政感興趣的的畢業生繼續為慈善機構，援助機構，激進團體，世界銀行，聯合國工作。PPE專業的學生自己承認，PPE專業已不再僅僅為英國政界培養精英人士。

無論你怎樣定義政治，攻讀完PPE後，您可以選擇從政。一位在2000-2009年間教過PPE的老師說，“投行在我們學院挖走很多畢業生。”儘管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es）批評牛津PPE在政治上太保守，但他認為PPE反對者在看待這些畢業生時的態度前後矛盾：“那些一畢業就奔入倫敦金融城，想掙多少錢就掙多少錢的人——之後你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了，他們成為公眾無法理解的隱形精英；同時，那些熱心公益的PPE畢業生也受到抨擊。”

儘管這樣，在最近的幾十年中，24所英國大學（包括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紛紛開設了自己的PPE課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的PPE課程政治上非常激進，戴維斯就學習了該課程。該課程包含大量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的內容（1968年牛津PPE課程中的激進派學生就希望PPE包含這些課程，但沒能如願）。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PPE課程為期四年，注重數學教育，旨在培養技術專家。PPE概念也已經遠播國外，從美國到南非，再到荷蘭的數十所大學。

然而，能夠對標牛津大學PPE課程的成功案例有更長的時間積澱：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於1936年成立PPE專業（儘管名字有所不同），法國國家行政學院於1945年成立PPE專業。與牛津的PPE專業一樣，這兩個學院都旨在改善國家治理，並隨著人們對政府的信心減弱也引來了越來越多的反對之聲。

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自80年代末開始一直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執教，她說，與牛津大學相比，“肯尼迪學院更加大膽，有更多的實踐經驗以供研究”。和很多牛津PPE畢業生一樣，瑞根·帕特爾去了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他發現該學院更“專業”。“課程全部是專業技能：公開演講，戰略管理——牛津的PPE課程中學不到這些。”他繼續說，“肯尼迪學院的學術不像牛津那樣學術嚴謹。肯尼迪學院認為沒有什麼價值觀或原則可以塑造學生，因為他們畢業後會繼續成長。”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一角

然而，格雷厄姆和其他PPE元老們擔心，在過去十年中，牛津大學學位的某些“價值觀和原則”一直在動搖，而外界對此一無所知。他說，與其他地方的經濟學教育一樣，“牛津的經濟學越來越數學化。經濟學正逐漸與其他科目分離。整體來說，對PPE教學感興趣的教師也越來越少，很難說服他們去教授自己本專業以外的課程。”

他認為，PPE課程也許會在困境中不斷髮展。這條產出溫和派政治家的生產線經歷了法西斯浪潮、二戰、戰後中間派共識的消失、大英帝國的解體以及互聯網和後工業主義帶來的幾十年社會劇變。在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PPE課程可能變得更加靈活，以謀取更長遠的發展。

但是如果PPE沒有幸存下來，崇尚實用主義的牛津大學也想好了替代方案。七年前，牛津大學用烏克蘭裔美國商人和慈善家倫納德·布拉瓦特尼克（Leonard Blavatnik）捐贈的了7500萬英鎊開設了布拉瓦特尼克政治學院。學院主體為專門建造的新建築，該建築為螺旋狀，外表由玻璃和金色石材製成，距離PPE課程的寒酸場所只有幾百碼。布拉法裡克學院面向研究生提供公共政策課程，更直白地說，其任務就是培養領袖。與大多數歷史悠久的國家一樣，在英國，一代精英會逐漸被另一代精英取代。

翻譯文章：

Andy Beckett, PPE: the Oxford degree that runs Britain, The Guardian, February 23, 2017, Issue.

網絡鏈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7/feb/23/ppe-oxford-university-degree-that-rules-britain

譯者

介紹

黃子晨，17年入學北大英語系，18年轉入元培學院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專業，本科主要進行政治學與法學領域學習，未來計劃赴美深造。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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