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是中國第五大淡水湖，處於長江和淮河之間，分屬兩大水系的東淝河和南淝河在逍遙津匯流。新石器時期，人們在此定居。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稱:
“夏水暴漲,施（南淝河）合於肥（東淝河）,故曰合肥。”三國時期，曹魏和孫吳圍繞合肥在45年裡爆發10次大規模戰爭，曹魏四越巢湖不成，孫吳六攻合肥不下，為什麼孫吳緊盯著合肥不放？
上圖_ 合肥地理位置
- 位置特殊 交通要衝
曹魏和孫吳首先看中的是合肥的地理位置。合肥，古稱廬州、廬陽、合淝，總面積11445.1平方公里。它東挽江淮丘陵張八陵，西抱大別山餘脈皖西山地，南瀕長江，北枕淮河。漢元狩元年（前122年），漢武帝首置合肥縣，時移世易,當地的區位優勢日益顯現。
秦嶺和淮河橫貫東西，勢分南北。秦嶺餘脈延伸至安徽，天柱山、白馬尖、老嘉山、琅琊山自西向東組成標誌性的江淮分水嶺，其中位於肥西的將軍嶺是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嘉慶《合肥縣志》載：“將軍嶺在城(合肥)西四五十里，一名分水嶺，嶺下有分水田，一源二流(一流入江，一流入淮)，即淝源分流處。”
上圖_ 合肥縣城池圖(源自·清雍正《合肥縣志》)
秦漢時期，北方自合肥南下，分為東、西兩路。
東路經巢湖（今安徽巢湖市）、過昭關（今安徽含山）、至歷陽（今安徽和縣）、抵丹陽渡江，達吳縣（今江蘇蘇州），這是聯繫江南的要道。
西路自群舒（今安徽廬江西），繞道衡山，從樅陽渡江，或穿衡山，到潯陽江，通江夏（今湖北省武漢南），此路是連接閩越的捷徑。
孫吳偏居東南，不論自保還是擴張，交通無疑是左右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合肥是南北交通的關鍵節點，因此，孫吳對合肥倍加重視。
上圖_ 孫權（182年－252年5月21日）
- 水路漕運 事半功倍
相較於陸路交通，合肥的水路航運更具優勢。在大運河沒有開通之前，東西走向的長江、黃河和淮河，缺少南北走向的河流溝通，導致三者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先秦時期，當地民眾開鑿“江淮運河”，溝通了南淝河和東淝河。時至三國，曹操鑑於合肥戰事頻仍，發動民眾重修運河，河道運力得到很大提升，這條運河又名“曹操河”。
根據《水經注》的描述，江淮運河屬於季節性通航河流。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三月,曹操親率大軍至譙縣(今安徽亳州)“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不僅如此，他曾四次在夏季率水軍抵達合肥，從中印證了淝水夏季通航的事實。
上圖_ 巢湖 位置所在
與陸路相似，合肥水路交通同樣四通八達。南方政權自濡須口，入巢湖，經江淮運河，過壽春，轉渦水，直擊中原腹地。北方政權利用夏季高水位順流南下，可飲馬長江，西可進取武漢，東可威壓南京。憑藉水路交通的優勢，合肥發揮著樞紐的作用。
歷史地理學家嚴耕望認為：“古代中國之疆域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體，而中隔秦嶺、伏牛、桐柏、大別諸山脈，使南北交通侷限於東西中三主線。……東線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長江下游之吳越。”
孫吳當時有漢水、濡須水和中瀆水等三條北上水路。由於劉備佔據著荊州一部，襄陽又掌握在曹魏手中，漢水不是理想的選擇。中瀆水水位變動較大，不能保證常年通航。孫吳水軍最盛，以水代兵不失為一種性價比較高的策略。對此，孫吳只能選擇由長江轉濡須水入巢湖作為突破口，而曹魏掌握的合肥是阻礙孫吳兵進中原的巨大阻礙，必欲除之而後快。
上圖_ 三國地圖
- 經濟“輸會” 舉足輕重
在經濟上，合肥對孫吳的經濟頗有裨益。《史記·貨殖列傳》，“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 藉助於“南北潮”的水運，使合肥躍升為當時與長安、洛陽齊名的貨物中轉中心。
時隔一個半世紀，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後漢書》中，再次提及合肥：“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輸，亦一都會也。”這裡班固對合肥的記述進行了微調，將“南北潮”改成了“南北湖”，“輸會”變成了“都會”。
當時，合肥南有巢湖，北有芍陂，班固的記載明顯更趨合理。當地“百貨駢集，千檣鱗次”，尤其是金斗河兩岸“悉列貨肆，商賈喧闐”，商貿繁榮，百業興旺。在《後漢書》中，合肥位列全國八大“都會”之一，說明當地由物流中心向商貿中心的轉變。
合肥集中了“皮革、鮑、木輸”等物資，唐人顏師古注曰：“皮革，犀兕之屬也。鮑，鮑魚也。木，楓柟豫章之屬。”相對於以紡織、制瓷、冶煉、造船為主的孫吳而言，在社會、軍事、民生等方面有很強的互補性。孫吳欲將合肥納入麾下，助長國家實力，提升經濟質量，也在情理之中。
上圖_ 黃河 長江 淮河 洪澤湖 巢湖
- 守江必守淮 戰略支撐點
其實，合肥在孫吳的戰略上有著更為重大的意義。長江全長6300餘公里，孫吳不可能在長江沿線佈置重兵，只能分兵進行重點防禦。淮河東西全長1000公里，橫跨豫、鄂、皖、蘇、魯等五省。《禹貢》稱：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淮河水系共有58條支流，流域中有洪澤湖、高郵湖、寶應湖等五大湖泊，沿岸遍佈灣地、窪地和沼澤。孫吳以此為跳板，進能問鼎中原，退能鞏固長江，陳兵淮河流域，優勢明顯大於長江。能為孫吳政權賺取充足的戰略縱深。
上圖_ 《讀史方輿紀要》是清朝初年顧祖禹所撰，中華書局2005年出版
明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明確提出：南方政權“其時之盛衰，大約以淮南北之存亡為斷。”這是對孫吳最好的註解。作為江淮流域的中心城市，合肥的得失，關係到孫吳守淮戰略的成敗。曹魏顯然意識到這一點，魏明帝曹容坦言:“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之於三城之下。”可見，合肥和襄陽、祁山並列為曹魏三大戰略重鎮之一。曹魏和孫吳爭奪合肥，無疑是服務於全局的戰略措施。
顧祖禹總結：合肥“府為淮右襟喉，江南唇齒。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附其背矣……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為魏守也。”一番話將提高了合肥的地位。
曹魏在江淮地區紮根合肥，牽制了孫吳的軍力，為最終一統天下埋下了伏筆。縱觀歷史，合肥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所發揮的作用非但沒有削弱，反而與日俱增。
參考資料：《三國志》、《後漢書》、《史記》、《讀史方輿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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