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托開創的南斯拉夫是一個存在於1945年至1992年的聯邦制國家，國土面積為25.58萬平方公里。鐵托出身於克羅地亞的一戶貧苦農民家庭，一戰期間曾在奧匈帝國軍隊中服役，後來致力於人民解放事業，並以最堅決的抵抗意識成功地帶領南斯拉夫人民將德寇趕出了國土。二戰後，鐵托出任南斯拉夫的最高領導人，其一方面在斯大林面前保持著極大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則依靠其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個人魅力，將多民族的國家凝聚在了一起。但可惜的是，鐵托力主制定和實施的某些政策卻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南斯拉夫解體分裂的命運。
社會主義自治制度是鐵托在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後走出的一條探索之路，其主要依靠廣大勞動者的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來克服困難和建設全新的國家。該制度的第一個階段為工人自治時期，即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全民財產，由工人集體代表整個社會在國家範圍內進行管理。後來自治原則又擴展到國民經濟的所有領域和教育、科學、衛生、文化等各個公共事業部門。由於充分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該階段改革可謂成效顯著。1952至1961年，南斯拉夫工業產值和農業產值的年均增長率均位居歐洲前列，分別達到了13.4%和 6.1%。然而當鐵托將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發展到第二個階段的時候，卻為南斯拉夫的最終解體埋下了深深的隱患。
第二階段為社會自治時期，即除了軍隊等特殊實體以外，所有國家機關和社會事業單位均實行自治原則。為此南斯拉夫聯邦政府一方面縮小中央權限，擴大共和國和自治省自主權；一方面減少對經濟的干預並將工礦企業的經營管理權下放到地方。此階段改革雖然是想通過權力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的方式，盤活各地方的積極性，但其卻引起了兩個十分嚴重的後果。
1）在自由經濟勢力的衝擊下，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對全國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進而引發通貨膨脹的加劇、失業人數的增多和生產速率的減緩。
2）助長了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聯邦政府權力的下放使得南斯拉夫的各個共和國、自治省為了爭貸款、爭投資而相互打壓、封鎖，進而導致彼此間的協作減少和貧富差距拉大。尤為嚴重的是下放經營管理權使得各個共和國的經濟逐漸走向了獨立，而經濟的獨立則會助長政治層面的離心離德。
除了在推行社會自治時的急功冒進以外，鐵托奉行的領導體制也對南斯拉夫的解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鐵托執政時，根據南斯拉夫多民族的特點，將國家結構設定為了聯邦制，即由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等六個共和國以及塞爾維亞境內的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兩個自治省組成。建國初期，南斯拉夫的權力高度集中在聯邦政府手中。但隨著社會主義自治制度進入社會自治時期，地方尾大不掉的現象愈發嚴重。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鐵托開始在各共和國對等的基礎上改革聯邦體制。根據1971年6月的憲法修正案，南斯拉夫設立聯邦主席團作為集體的國家元首，成員除總統鐵托外，其他均為各共和國和自治省選派的代表。聯邦主席團奉行協商一致原則，鐵托在任時，由於其威望極高，所以他的個人意志往往代表了集體決策。但隨著鐵托的離世，南斯拉夫的最高領導職務開始由各共和國和自治省的代表輪流擔任，一年一輪換。
聯邦權力的下放使得各個民族的政治經濟實體成為了社會生活的中心，誘發了民族分離勢力的抬頭。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輪流坐莊，又使南斯拉夫無法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所以在社會產值逐年下降，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和外債飆升（1982年，南斯拉夫外債共193億美元，僅次於波蘭而居東歐第二位）的情況下，南斯拉夫內部在如何處理社會經濟危機和改革自身結構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最終在東歐劇變的衝擊和某些西方國家的推波助瀾之下，南斯拉夫解體了。但解體並不意味著相安無事，由於邊界、財產分割和利益分配等原因，各共和國之間或是嚴重對立，或是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時至今日，當地仍是國際熱點地區。
鐵托時期實行的分權和制衡之術，在緩解民族矛盾和維持國家穩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產生了新的矛盾和衝突，比如聯邦權力分散，共和國尾大不掉以及地方主義抬頭等，這使得在國民經濟持續惡化的情況下，缺乏強有力領導核心的南斯拉夫走向了分崩離析的道路。南斯拉夫可謂是幾步路走錯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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