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开创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存在于1945年至1992年的联邦制国家，国土面积为25.58万平方公里。铁托出身于克罗地亚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一战期间曾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后来致力于人民解放事业，并以最坚决的抵抗意识成功地带领南斯拉夫人民将德寇赶出了国土。二战后，铁托出任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人，其一方面在斯大林面前保持着极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则依靠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个人魅力，将多民族的国家凝聚在了一起。但可惜的是，铁托力主制定和实施的某些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南斯拉夫解体分裂的命运。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是铁托在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后走出的一条探索之路，其主要依靠广大劳动者的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来克服困难和建设全新的国家。该制度的第一个阶段为工人自治时期，即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全民财产，由工人集体代表整个社会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管理。后来自治原则又扩展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和教育、科学、卫生、文化等各个公共事业部门。由于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该阶段改革可谓成效显著。1952至1961年，南斯拉夫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均位居欧洲前列，分别达到了13.4%和 6.1%。然而当铁托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却为南斯拉夫的最终解体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第二阶段为社会自治时期，即除了军队等特殊实体以外，所有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均实行自治原则。为此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一方面缩小中央权限，扩大共和国和自治省自主权；一方面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并将工矿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此阶段改革虽然是想通过权力下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方式，盘活各地方的积极性，但其却引起了两个十分严重的后果。
1）在自由经济势力的冲击下，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加剧、失业人数的增多和生产速率的减缓。
2）助长了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联邦政府权力的下放使得南斯拉夫的各个共和国、自治省为了争贷款、争投资而相互打压、封锁，进而导致彼此间的协作减少和贫富差距拉大。尤为严重的是下放经营管理权使得各个共和国的经济逐渐走向了独立，而经济的独立则会助长政治层面的离心离德。
除了在推行社会自治时的急功冒进以外，铁托奉行的领导体制也对南斯拉夫的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铁托执政时，根据南斯拉夫多民族的特点，将国家结构设定为了联邦制，即由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六个共和国以及塞尔维亚境内的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自治省组成。建国初期，南斯拉夫的权力高度集中在联邦政府手中。但随着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入社会自治时期，地方尾大不掉的现象愈发严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铁托开始在各共和国对等的基础上改革联邦体制。根据1971年6月的宪法修正案，南斯拉夫设立联邦主席团作为集体的国家元首，成员除总统铁托外，其他均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选派的代表。联邦主席团奉行协商一致原则，铁托在任时，由于其威望极高，所以他的个人意志往往代表了集体决策。但随着铁托的离世，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职务开始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代表轮流担任，一年一轮换。
联邦权力的下放使得各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实体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诱发了民族分离势力的抬头。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轮流坐庄，又使南斯拉夫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所以在社会产值逐年下降，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和外债飙升（1982年，南斯拉夫外债共193亿美元，仅次于波兰而居东欧第二位）的情况下，南斯拉夫内部在如何处理社会经济危机和改革自身结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最终在东欧剧变的冲击和某些西方国家的推波助澜之下，南斯拉夫解体了。但解体并不意味着相安无事，由于边界、财产分割和利益分配等原因，各共和国之间或是严重对立，或是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时至今日，当地仍是国际热点地区。
铁托时期实行的分权和制衡之术，在缓解民族矛盾和维持国家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比如联邦权力分散，共和国尾大不掉以及地方主义抬头等，这使得在国民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缺乏强有力领导核心的南斯拉夫走向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南斯拉夫可谓是几步路走错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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