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曹丕《與吳質書》時注意到其中“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句，引起思考。“昔年疾疫”是什麼疾疫？
《與吳質書》是曹丕（187—226）於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寫給好友吳質的一封書信，旨在追念往事、亡友，及對未來文壇的期盼與個人情況，是一篇名作。
文中的“昔年”指的是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疾疫”指代的是這年發生的重大瘟疫。對本次瘟疫史書雖有記載，但多語焉不詳，如《後漢書》中的《獻帝紀》與《五行志》對此的記載僅僅說這年“大疫”，至於瘟疫因何引起、覆蓋區域及持續時間則鮮有記述。
上文中“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讓曹丕非常哀痛，這幾個人是誰呢？漢獻帝時代有七個讀書人因才華橫溢，頗有名聲，被譽為“建安七子”，即孔融、王粲、阮瑀、徐幹、陳琳、應瑒、劉楨。曹丕與除孔融外的六人均是好友。“一時俱逝”的“徐、陳、應、劉”即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四人。阮瑀因病逝於建安十七年（212年），文中沒有提到的王粲同樣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三國志·魏志》載：“（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王粲）建安二十一年從徵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這場瘟疫不但對文壇造成了重大損失，也給當時的軍事格局帶來重大影響。《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載：“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徵吳。到居巢，軍士大疫。（司馬）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事實上，東吳大將魯肅也因這場瘟疫病逝。曹操看到前線“軍士大疫”，東吳指揮官司馬朗“遇疾卒”，瘟疫兇猛程度超出預想，又無良藥可醫，就選擇了“引軍還”，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時的戰爭對峙格局。
雖然史書對此記載不詳，但這次瘟疫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曹丕的弟弟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也記述過這件事：“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yì），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難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
仔細閱讀可發現，曹植與曹丕的記述是略有差異的。曹植認為染此瘟疫的是窮人多、富人少；曹丕記述的“徐、陳、應、劉”均屬大戶人家，“一時俱逝”，從不同角度說明了這場瘟疫的嚴重性。
根據史書記載的當時死亡情況，可以推測這場瘟疫發生的區域為當時的中原地區即現在的河南及安徽一帶，究竟由何原因造成尚難判斷。但任何一次瘟疫的發生都多半與氣候突變、自然災害、人類活動、生活方式等有關，後人需要從每次瘟疫中汲取教訓，通過預防和及時救治減輕瘟疫造成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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