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元年，清朝遷都北京，由於順治皇帝在關外生活，並沒有治理國家的任何經驗，也沒有像宋、元、明開國皇帝那樣注重、保護和收繳前朝的文史資料。由於戰爭的破壞，使大批的珍貴史料毀於戰火。等到順治皇帝在鞏固政權後，才發覺焚燬的這些前朝史料、對於管理國家是多麼的重要，開始“詔求遺書，開始文治”，但滿人對漢族傳統文化的滲透還是出現牴觸，一方面是由於固有的民族偏見，一方面是害怕漢文化的普及和推廣，使本民族被漢化。孝莊文皇后本人就厭惡漢語，曾建議順治皇帝禁止滿族臣民學習漢語，她說：“漢俗盛則胡運衰，輒加禁抑”，因此，清初就開始頒佈政令“推行剃髮易服令”，就是強迫要求漢族人按照滿族的習俗剃髮和穿戴滿族服飾。
但統治國家必須學習先朝的典制。對於清朝來講，雖然堅持滿族習俗，但不能不接受漢文化傳統的博大精深，而沿襲明代典制，鞏固政權，總結明朝滅亡歷史教訓，整頓吏治，就成了清政府要做的第一件頭等大事。
清初，推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對整頓吏治起到什麼作用
興廉懲貪、整頓吏治是歷朝歷代鞏固政權的一項重要內容，順治皇帝也不例外，進京後，他很重視招募前朝遺老，讓這些官員提供研究明朝的典制，在此基礎上，頒佈了《大清律集解附例》，這個法令主要是對政府官員侵佔貪汙行為的懲處條例，作了明確的規定：比如官吏月俸在一石以上者，貪贓八十兩銀子的，處以絞監候；一兩以下的，杖七十；一兩至五兩，杖八十；無祿人及月俸不及一石者，貪贓一百二十兩，處以絞刑等等。
《大清律集解附例》這個法令，在清初穩定政權時期，對各級官員確實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地方政府還是比清較清明的，但由於經濟正處於恢復時期，官吏月俸糧餉標準制定得比較低，加上通貨膨脹嚴重，官員入不敷出，清朝的財政也很窘迫，因為收入低，地方官員貪汙賄賂行為時有發生。
順治算是一個比較清正的皇帝，他親自抓吏治，要求各級法院嚴格執行懲貪政策，並派御史到全國各地明察暗訪，考察監督官吏的作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京城派出的巡視官吏為什麼會出現貪腐徇私枉法問題。
為了監察地方官員的是否清正廉潔，順治皇帝派顧仁為欽差大臣，帶著尚方寶劍去各地巡視。臨行前順治皇帝特地召見巡視組，告誡他們說：“你們作為皇帝身邊的官員，是皇帝的耳目，為國家辦事，代替朕到地方巡視，一定要勤勞用心，廉潔自律，千萬不能徇私舞弊，以為離開京城萬里，沒人監督，肆意妄為，貪贓枉法，如果發生知法犯法者，定斬不饒。”
然而，三個月後，順治就收到吏部送來的地方官員奏摺，說巡視官員顧仁違背皇帝的旨意，到地方後肆意收受賄賂，陷害無辜。順治看完奏摺大怒，立即傳令刑部把顧仁押解回京，親自審問，等把顧仁帶到京城後，順治經人證物證核實，發現情況屬實，就毫不猶豫把顧仁斬首示眾了。
順天巡按顧仁的徇私枉法收受賄賂案，說明了清朝初年政府官員視法令如兒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一個現象，從人治到法治還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
為了杜絕類似情況再次發生，順治又對法律條文做了修改，加重對貪官汙吏的懲罰。按規定內外大小官員凡是受賄十兩、衙役收受贓款一兩以上，沒收贓款並處以流放關外。貪汙嚴重的家產全部沒收外，一律判處絞刑。
法令的修改，並沒有從實質上根治貪腐問題，因為人治大於法治，甚至有的地方官員還上書給順治皇帝，提出制定的法律條文太苛刻，對官員處罰太重，反而使會使貪官隱瞞罪行，不吐實情，而且流放也是徒有虛名，因為這些官員貪足了銀子，雖然受到懲治，但貪汙來的錢財隱藏起來的居多，在流放的異地照樣吃喝玩樂不誤，要求對放寬政策、放寬懲處順治沒有同意修改條例，由於滿清的統治導致民族矛盾激化，不時出現暴亂，所以清政權並未穩固，同時南明王朝還在不斷侵擾，清軍南下還在圍剿他們，順治面臨著諸多困難，因而對整治官吏貪腐上雖然頒佈了法令，但深感力不從心，各地方官員損公肥私的現象還是屢禁不止的。貪官如韭菜樣，一茬又一茬，無法連根拔起。
康熙繼位後製定的密摺專奏制度，為什麼能監督地方官員的行為
康熙繼位後，為了達到治貪的目的，控制掌握各級官員的動向，他秘密傳旨由內閣大學士席柱組建密探隊伍，分別派往各地、安插在各衙門中，密奏上書官員情況。同時還下令修改《大清會典》將“貪酷”列為考核官吏“八法”中的首條。同時制定密摺專奏制度。密摺制度是康熙皇帝監察各級官吏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制度。所謂密摺,是指各級官吏上呈皇帝的秘密奏摺，各種事項都可以直接報告皇上，其內容涉及各領域的問題。由官吏緘封直達皇帝拆閱。康熙採用的這種方法讓皇帝對地方的控制權大大增加，使地方官員不敢有一絲怠慢，從嚴而有效地約束官員的行為，有力地打擊貪官受賄活動。
康熙時期的政治形勢很複雜，他剷除鰲拜、平定了“三藩”後。在收繳叛賊財產時，發生了幾起官員侵佔案件。例如侍郎宜昌阿、廣東巡撫金俊侵吞兵餉，收受賄賂案，蔡毓榮侵吞吳三桂家財人口案等，在處理這些案件中，出現了貪汙面範圍廣，互相包庇等很多情況，康熙毫不妥協，一一經查實，對各級涉及侵佔貪汙的官員按數額大小、情節，依法分別給予了降級、革職、批捕、斬首等處理。
為了使治貪工作收到實效，康熙還要求各級官員一定要奉公守法。在剿滅噶爾丹後，他多次到寧夏、山西等地方巡視，巡視中發現官吏營私舞弊、貪汙賄賂成風，加上收取的各種雜稅很多，導致老百姓叫苦連天，無法生活，出現了譁變造反的嚴重情況。這些民變的原因都是因為官吏貪汙，強加稅賦造成的。康熙對此深惡痛絕，一方面安撫老百姓，對帶頭造反的頭頭拘捕，對這些剋扣百姓，造成影響的貪官給予採取最嚴厲的懲處。
康熙先後對山西、陝西、甘肅、廣東、雲南、湖南等地的巡撫革職查辦，對同黨連帶關係一追到底。通過這些案件的處理，對各級官員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
為使老百姓有正常訴求渠道，康熙還在各級衙門設立舉報投訴部門，只要百姓告發真憑實據，一經查實，無論任何人都嚴懲不貸。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又作出規定：要求各省的督、撫必須清正廉潔，嚴以律己，作出表率，經過多方治理，全國吏治的整頓，出現了良好的局面。
樹立廉潔為官的典型，為什麼能有效地遏制腐敗
康熙皇帝在懲治貪吏的同時，大力弘揚清廉之風，提倡“不染一塵，歸日一僕一馬，了無長物”。比如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在京為官時，“不隨公務，不請客赴宴，杜絕門生、弟子送的禮品，恪守京官不與地方官結交的律令，他三年任內沒有與家鄉親朋好友通過信函，每年在京的生活補貼都是靠從老家親屬捎來的糧食和土產食品。”
據《清史鎬.循吏傳》記載，康熙時期出現了不少一心為民的清官。
康熙非常注重樹立 “清官典型形象” ，大力表彰清官，以點帶面。
根據康熙的指示，左都御史魏象樞舉薦了“十大清官”，康熙複核後，認為這些官員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就宣他們進京，親自表彰，在全國推廣他們的廉政事蹟。
康熙年間，有兩個叫于成龍的官員，清正廉潔，剛直不阿，很受康熙的欣賞，這二人都得到了晉升官職。比如河道的總督于成龍，為官清正，遠近聞名；兩江總督于成龍是在康熙南巡時發現的廉潔之官，他親自召見，給予嘉獎，並傳諭說：“要堅持廉潔，善始善終”。後來如山東兗州知府張鵬翮、三河知縣彭鵬，吳江知縣郭琇等，都得到康熙皇帝的嘉獎和重用。
康熙對樹立標杆清正廉潔的官員形象時，注意精神加物質的獎勵，不僅在仕途上給予提拔和重要，而且還在物質上給予重獎。
康熙對這些標杆捨得花錢，不僅賞賜金銀、物品，還對其家庭子女給予安排，這些標杆享受很高的榮譽，在有病時給予關懷，去世後給予追封和厚葬。
通過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康熙在整治吏治上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且作為一個帝王，康熙更難能可貴的是公私分明、理解支持下屬想事、幹事、幹成事，在他們最困難時都給與堅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這些清官犯錯誤的時候，都給與改錯的機會，不涉及到重大原則問題，都給予保護。
康熙晚年整頓吏治的思想，為什麼會放鬆了
康熙皇帝在任用選拔官員時始終奉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但後來也發現了問題，清官廉潔是不假，但有個通病，就是為人苛刻。不近人情，高傲自滿，極其嚴厲造成了民怨極大，告狀的很多。康熙經巡查也發現一些清官樹立的典型，表面廉潔，其實並不廉潔。如被康熙皇帝譽為“操守天下第一”的山東兗州知府張鵬翮，為官清廉，但喜歡寫書，出書很多，而且定價很高，攤派到各級衙門。一本書出版發行後，利潤豐厚，積攢了幾千兩黃金。康熙也知道這些事，但也沒有深究。
低級官員年節日都要到上司家中送禮，求進步，在各衙門成風，開始康熙皇帝想要禁止，但年節各地大員也都進京覲見他，帶來很多本地特產，所以在這一點上，官員年節互相拜訪，請客送禮，康熙也就默許了。
山東濟寧道張伯行，為官清廉，但老家的兄弟姐妹都是本地首屈一指的大財主。他在執政期間，山東發生饑荒，他就從家鄉運來錢米、縫製衣服並打開官倉賑濟災民。深得康熙賞識和重用，後來升至山西巡撫時。康熙調查才發現其家鄉親屬利用他的權勢，大量兼併土地，侵佔民宅，富甲一方，他的財力也是家庭的支持。
儘管發生這些事情，但總的看這些清官還是以自身廉潔清明的形象出現在清朝的官場上，也樹立了一股清正之風的形象。
康熙皇帝興廉懲貪的措施、力度，是難能可貴的。在他執政期間，始終要求各級官員一定要堅持廉潔自律，不為賄賂而收買。他對懲治官員貪汙很嚴厲，如發現一個官吏貪汙腐敗，他會毫不猶豫給予制裁。據史料記載，康熙皇帝僅第一次考察全國官員時，就懲治了一百三十三人，知府以上官員死刑的二十五人，在一定程度上對貪官汙吏起到震懾作用。
康熙皇帝在懲治貪汙腐敗的同時還特別提倡廉潔奉公的人物。在樹立清官典型中，據《清史稿.循吏傳》記載，康熙年間樹立的知府以上職位的清官典型標杆有二十三人。他倡導“大吏多尚廉能，奉職循理”的做法，使之上行下效。
結束語
康熙是清朝入關之後的第二代皇帝，這一時期，經過長期的社會動亂，老百姓渴望過上太平日子，康熙皇帝正是順應大眾這一願望，在他執政的六十多年裡，開拓疆土、平定內亂、整頓吏治，他採取多種措施興廉懲貪，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效。使滿清統治政權得到進一步的穩固，為清朝二百多年裡的江山長治久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古代歷來是以人治代替法治的社會，一個朝代的興衰，與皇帝有無作為，有直接的關係，各項法治的執行力度也主要在於君主的重視程度。康熙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古代皇帝，他在整治貪官汙吏上，收到的效果是明顯的，但是封建王朝靠君主的人治是不可能從根源上解決貪汙腐敗問題的，雖然有法令，但皇帝是高於法的，一手遮天是無法實現一個清明的法治社會的。
但是康熙皇帝做為古代封建帝王中少有的政治家，在懲治腐敗，倡導廉潔奉公的做法上確實令人稱道，也是可圈可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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