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德川家康打敗忠於豐臣秀吉子嗣的攝政後，僅5年時間，就把將軍職位傳給兒子秀忠，自己甘願成為"綠葉"，在幕後扶持，顯然，家康的做法就是要避免德川家族重蹈豐臣秀吉的老路，以便德川家業能夠薪火相傳，長盛不衰。

其子秀忠遵照乃父做法，在位也就7年，又將大權傳給兒子家光，他也照樣當起"綠葉"，直至監管9年後逝去。

不僅如此，為防範政權旁落，家康還建立起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就是將社會上各色人等貼上標籤，從大名、天皇到底層"賤民"，規定各階層要安分守己，履行本分，世代承襲，不可變更。家光即位後，又出臺"參覲交代制"和《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對各大名及天皇實行人質制度。經過這番操作，德川氏以為這樣便可萬事大吉，一勞永逸，德川霸業，千古相傳。

遺憾的是，人算不如天算，二百年後，德川幕府還是被推翻了，掘墓人為武士，但不是飽受剝削的農民。那麼，武士為什麼要打倒德川幕府呢？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一下農民沒有舉行大起義推翻幕府統治的緣由：

農民武器被剝奪，他們沒有"槍桿子"

常言道，"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織田信長在位時，對各個村落的武器予以沒收。秀吉更進一步，在統一日本三島後，頒佈了嚴厲的"刀狩令"，要求所有農民必須交出武器。家康奪取政權後，為鞏固統治，自然照辦，不會給農民留下一槍一彈。

農民所受的限制多，他們有心無力

由於農民人口最多，佔到全國總人口的80%，家康深知農民的力量，故而他下令"農民過的生活應該是不死不活"，要像對待芝麻一樣，"你愈用力榨，它就出得愈多"。為此，苛捐雜稅，讓農民喘不過氣來。

不僅如此，自從1637-1638年發生信徒稱兵作亂後，幕府更是嚴禁農民信仰基督教，不許他們與外國人往來。還干預他們的飲食習慣，以法令的形式規定農民只能飲用白開水，而不可喝茶。

鑑於管制太多，農民鮮有合法抗議渠道，但要是他們付不起賦稅或無力償還所欠債務而一走了之，逃往他藩，則將面臨嚴重處罰。而要是走正常渠道，卻遭拒絕受理，訴願農民依然要受到制裁。

在1650年前的半個世紀裡，50%的農民抗爭大多采取出走或卑躬屈膝的訴願等消極方式，即便到幕府後期，他們的消極行動有所減少，而是以"打毀"的形式進行，亦不過是攻擊鄰居，搗毀其房屋，搶奪富農的貨倉而已，並不針對官府。

所以十八世紀以後日本接連發生災荒，農民寧願餓死、殺嬰或逃荒，也沒有揭竿而起，去推翻幕府統治。據《德川實紀》記載，1732年（享保17年）發生的"享保大饑荒"，餓死969，900人，250萬人飽受飢餓的煎熬。另以"天明大饑荒"期間秋田藩為例：

"秋田藩在安永初年（1772年）人口約為41萬人，天明初年（1781年）減少至32萬人，1786年更下降為27萬人。到1816年，人口約增加了4.5萬人，上升至31.4萬餘人，但是與安永初年相比減少了約10萬人。秋田藩人口減少的原因除了天明大饑荒外，還有更大的原因是墮胎和殺嬰。"

可見，因深受幕府殘酷統治，農民儘管人多勢眾，卻手無寸鐵且無法進行藩國間交流互動，此外，諸如宗教信仰、日常飲食、利益訴求等都被管制得嚴嚴實實，加上受教育機會微乎其微，思想覺悟有待提高，故而無法成為推翻幕府的掘墓人。

相對於農民，武士有著不一樣的特點：

武士屬於半貴族，他們可以佩戴兩把劍

在德川體制下，武士身份僅次於天皇，戰前這一群體在50萬人左右，統一戰爭結束後，全國武士人數保留在18萬-21萬之間。

這些曾經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戰士，進入和平年代以後，他們成了領取俸祿的幕府或藩政府公務人員，被允許佩戴兩把劍，每當走在大街小巷，平民百姓都要畢恭畢敬。

作為精英階層，武士的職位按照幕府的規定與其他階層一樣都是世代承襲的，如果出身中上級武士家庭，他們還有機會加官進爵。不過對於出身卑微的下級武士而言，他們不僅俸祿低，也難有出頭之日。

故而，不少武士在社會穩定後，他們雖然佩劍，卻很少習劍，而把主要精力用於學問上，以期通過自身努力，改變現狀，成為達官顯貴。

武士不滿足於現狀，他們對懷才不遇深表不滿

既然幕府採取的是與身份掛鉤的世襲制，而不是以才德用人，那麼即使武士擁有很高的學問，知識淵博，他們也無法得到官府重用，只能空有抱負。

而在日本奈良、平安時代，當時的政府曾推行類似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以對官員加以選拔，做到唯才是舉。反觀幕府時期的武士，他們無論學識深淺，官府並不採取考試錄用方式，而是唯家世論，出身中高級武士家庭，這些武士就能憑藉世襲制謀取高官厚祿，那些家庭出身卑微的武士，只能與理想的工作和前途失之交臂，因此，家世背景如何往往對武士仕途有著決定性影響。

18世紀以後，隨著社會經濟日漸衰落，要求改革的呼聲不絕於耳，不少有識之士要求官府對用人制度加以改革，他們直言不諱地表示，如果執政者對才智之人繼續採取漠視態度，則其統治合法性和生存將難以為繼。

武士有著武士道精神，他們果敢忠義，無私無畏

近松門左衛門

武士道精神為日後武士"尊王攘夷"、武裝倒幕埋下了伏筆，不向惡勢力低頭，忠於天皇和國家，就成了幕末各地勤王志士打擊西方列強、打倒幕府統治的精神力量。

武士為昔日的戰士，在幕府前期，他們有著穩定的職業和俸祿，也就心滿意足，而後幕府逐漸衰落卻又無意改革制度，致使滿腹經綸且窮困潦倒的武士不免心生怨氣，他們有學問並有著鴻鵠之志卻得不到重用，仕途屢屢受阻，加上長期以來武士階層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就為日後掀起武士革命，摧垮幕府統治積蓄了精神動力。

武士掀起革命風暴的前因後果：

幕府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這是武士所不能容忍的

幕府閉關鎖國的二百年正是西方列強發展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在條件成熟後，這些歐美國家開始橫衝直撞，耀武揚威，所到之處，無不咄咄逼人，居高臨下。

1853年，美國人佩裡首當其衝率領一支海軍艦隊來到日本海域，他們的艦船被稱為"黑船"，不由分說要求幕府打開國門，為其提供軍用和民用船隻補給，並揚言若不答應將訴諸武力。

次年，迫於美國海軍的淫威，幕府只好答應在《神奈川條約》上簽字，同意美艦停靠下田和函館，還答應其在下田開設領事館。這個缺口一經打開，其他西方國家相繼跟上，一致要求幕府與其訂立同等條約。

美國得寸進尺，其領事哈里斯又恐嚇幕府簽訂通商條約，幕府無奈，又於1858年同其訂立《日美友好通商條約》，而所謂的"友好"，只不過是欺人的把戲，日本由此喪失了關稅自主權，而外國人還擁有"治外法權"，英、法等國見狀，亦迫使幕府簽訂此類相同條約。

消息傳來，長州、薩摩、土佐、肥前等外藩藩主、部分朝廷公卿及以忠義著稱的勤王志士無不義憤填膺，他們紛紛要求幕府"尊王攘夷"，訴諸武力，以打擊西方"蠻夷"對日本的入侵行動。誰知幕府竟然對他們的合理訴求進行鎮壓，並殺害"勤王派"領袖吉田松陰，這就不能不激起志士們的怒火。

幕府不但拒絕志士攘夷請求，還在他們失敗後落井下石

既然幕府無意"驅除韃虜"，積極拯救國家於水火的勤王志士只好將希望寄託在天皇身上，畢竟幕府將軍之職由天皇賜封，其統治合法性仰賴於天皇，要是幕府對天皇的要求無動於衷，則幕府存在的必要性必將大打折扣。

1863年，孝明天皇在勤王志士的說服下要求幕府立馬攘夷，將軍無路可退，只好假惺惺地答應6月25日攻打夷狄。然而這一天幕府因感到力量有限而放棄打擊行動，於是長州藩勤王志士只好自己向敵人發起攻擊，在與美法軍艦交火數週後，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沿岸炮臺還遭到美法軍隊的破壞。幕府得悉後，趁機將攘夷派趕出首都。

幕府反動無能，各地勤王志士調轉槍頭武裝倒幕

值此國家危難之際，幕府竟然任人宰割，毫無作為，並打擊進步力量，這樣的將軍不要也罷。於是1864年各地誌士們齊聚長州藩，共商大計。他們決定對京都裡外夾擊，以期拯救被幕府控制長達兩百多年的天皇。

長州志士高杉晉作身先士卒，在吸收農民加入"奇兵隊"以後，隊伍擴大，鬥志昂揚。1865年在攻擊藩堡過程中，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一舉拿下藩領導權，影響甚巨。

1866年，在坂本龍馬撮合下，薩摩、長州兩藩結盟，進一步壯大了倒幕力量。次年11月，在討幕派強大攻勢下，幕府最後一任將軍德川慶喜頓感大勢已去，只好答應"大政奉還"，辭掉將軍職位，這樣天皇的權力終於失而復得。12月，薩長聯軍果斷促請明治天皇實行維新，於是1868年1月，隨著天皇一聲令下廢除幕府，統治日本長達265年之久的德川幕府宣告垮臺，一個"新日本"誕生了。

幕府晚期，西方列強野蠻無道，國內當政者屈膝求和，日本危機重重，國家面臨著隨時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險。廣大武士不忘戰士初衷，主動承擔起救亡圖存的重任，併發揚武士道精神，勇敢、忠義、無畏，儘管夷狄實力強大，日本相對要弱小的多，但他們並沒有像幕府那樣膽小怕事，而是主動出擊，雖敗猶榮。

在認為幕府無藥可救後，便不再對其抱有幻想，於是開始由"尊王攘夷"轉而武裝倒幕，各地誌士識大體，顧大局，同仇敵愾，終將試圖負隅頑抗的幕府逼向牆角，走投無路，交出大權，同時不失時機地促請天皇實行維新，經過一番銳意改革，近代日本僅用二三十年時間就發生了鉅變，並在不久後將西方國家強加給日本的不平等條約一筆勾銷，由此成了世界強國。

結語

為能讓幕府統治行穩致遠，長盛不衰，德川家康及其子嗣在前期做了不少功課，提前退居二線，以便後繼有人；實行等級制度和人質制度，以使統治固若金湯。然而，一味地堅持保守政策而不加以變革，因循守舊，故步自封，一旦遭遇外力撞擊，便立馬原形畢露，是以經過二百多年漫長歲月，德川幕府還是免不了壽終正寢。

但推翻幕府統治並非飽受盤剝的農民，雖然這個群體人數眾多，但在幕府多種措施限制下，無法形成合力，又難以提高思想覺悟，面對接二連三的災荒，他們並沒有選擇揭竿而起，而是坐以待斃或殺嬰或逃荒，從未爆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怒吼，這樣打倒幕府的重任就只能旁落他人。

武士是從前戰場上的勇士，為安撫該群體，幕府曾給予其貴族身份，並落實工作，發給俸祿，擁有佩戴兩把劍的特權，但即便如此，面對仕途遇阻，才能得不到發揮，內心怨氣依然鬱積，有待爆發。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國家強大起來，他們開始尋求海外擴張，亞非拉自然成了其魔爪必伸之地，日本亦無法獨善其身，結果危機四伏。

對於外敵的入侵，幕府由早期的積極防禦和抵制，逐漸變得卑躬屈膝，賣國求和，這就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尤其是武士，一直對懷才不遇耿耿於懷，加上長期養成的武士道精神，於是怒髮衝冠，在攘夷失敗並遭到幕府排擠後，決定改弦更張，武裝倒幕。由於幕府不得人心，將軍很快成了"甕中之鱉"，最終不得不"大政奉還"，結束長期統治，而"新日本"在武士銳意改革下，逐漸由弱變強，在亞洲乃至世界名列前茅。

不過，武人掌政也釀成了近代日本的悲劇，由於好戰，對外窮兵黷武，明治、大正及昭和時代，日本給亞洲近鄰帶來了深重災難，而日本也在二戰中毀於一旦，至今被超級大國控制於股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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