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朋友是一面鏡子,透過這一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真實的鏡子。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他者的眼光,亦是一面鏡子,透過這一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代本國的一個變化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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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廣闊、強硬、有秩序
新航路開闢之後,世界的範圍縮小了,西方人對馬可波羅描述的遍地是黃金的中國神往不已,大批的西方人得以來到這個神秘的國度。這一時期的來華人士,主要是早期的耶穌會教士,他們為了傳播天主的福音來到中國,主動適應中國本土的文化,融入士大夫階層,對中國的認知比馬可波羅更加理性和客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傳教士就是利瑪竇。利瑪竇對地大物博的中國讚歎不已,他認為中國是廣闊、強硬、有秩序的,因為中國的城市都是被城牆嚴密包圍著,且有一支裝備精良兵將眾多的部隊保衛著。中國的官吏以強硬的手段懲治的違法的人,嚴酷統治百姓,對經濟生活嚴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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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耶穌會雖然存在著過譽中國的傾向,但也有陰暗兩面的記述。他們一方面熱情讚美中國的道德倫理,讚美飽讀儒家經典、經過國家考試、由皇帝任命、愛民如子的官吏;記述中國神學倫理的博大精深,讚美中國印刷術和士人文化。另一方面也記錄佛家的過分齋戒儀式、道家玄而又玄的神秘莫測,以及一些殺嬰、買買兒童、娼妓等現象,以及對基督教傳播的障礙。
清初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偉大
清初,更多的來華傳教士充當著中外交流任務的使者,有很多混得不錯的傳教士甚至成為了清政府的官員。這一時期,較多的人對中國的看法還是挺正面的。白晉(康熙年間法國來華傳教士)和李明、迪哈爾德(法)皆認為中國儒學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普世性,中國文字能克服語言和地理障礙的功能。甚至主動給中國加上一層濾鏡,他們的作品有很多誇大其詞的成分,掩蓋了中國存在的弊端。與此同時,德國著名的數學家、科學家布萊尼茨就認為《易經》六十四卦中表現出來的“二進制代數”,中國有希望成為新的國際化的全球科學領域中的一員。
白晉對康熙帝的評價很高,認為康熙和太陽王路易十六一樣偉大!他說:“數年前被陛下派遣到中國的耶穌教會士驚起地發現在,地球的另一側有一位迄今為止只有在法國才能見到的偉大君王,他和陛下您一樣,擁有過人的天賦,有非凡的統治才能。”(《康熙帝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後藤末雄譯1981年)
18世紀30年代中葉:複雜化!
這一時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兩極分化的趨勢。一方面,啟蒙思想家利用中國的倫理道德,來抨擊天主教會對當時歐洲社會的干預。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爾泰。他在《論各民族習俗與精神》裡論述了中國是世界文明的開端。在《中國孤兒》這一舞臺劇中,通過鐵石心腸的成吉思汗被中國的寬仁道德所感化,表現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他認為:“其他國家,法律只是用於懲罰罪行;而中國的法律則有更多的職能,中國人還以法律來獎勵高尚的道德品性。”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人開始貶低和批評中國。有人通過分析中國人圓錐形的頭部特徵將中國人與巴塔哥尼亞、霍屯督人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劃分為“異型人種”區別於“智型人種”。這完全是對中國一種蔑視,西方人有這種複雜認識的原因:它與耶穌會士的境遇有關,由於宗教改革運動,宗教勢力在西歐備受質、疑排和擠攻擊,在中國也失去了原來有的影響力,被清朝統治者排擠出中國。他們把這些年觀察到的中國社會寫到書上並帶回了西方,這一時期,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的著作的影響力達到高峰。
19世紀後:繼續走下坡路
這一時期的西方國家,他們通過啟蒙運動確定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通過工業革命確定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又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確定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他們已經佔據了世界的中心地位。而這個時期的中國一直在走下坡了,加上閉關鎖國政策的推行,在很多方面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了。馬嘎爾尼訪華回國之後,越來越多的聲音表現出對中國的不懈和蔑視。許多人認為中國人唯利是圖、野蠻狡詐的。
鴉片戰爭後,中國慘敗,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自由遊歷,西方軍隊開入中國,基督教、天主教能自由進入中國宣教,中國積貧積弱態勢更加明顯。西方人只對單箇中國人表示同情,而對中國整體和政府、道德倫理、藝術表示不屑。愛默生說: “中國想要進入近代世界,就必須由西方人‘重塑’一番。”馬克思認為中國:“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後,中國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愛’被寫刻在在長城上。”
19世紀末:失去興趣
對於多數的歐洲人來說,中國已經是他們一個漠不關心、很遙遠的政治問題了。只有少數的傳教士仍然關注著中國的貧困、鴉片毒煙問題。美國人自1848年後飽受中國移民問題而困擾,大量的中國人湧入美國西部,美國人利用種族主義誇大“黃禍論”的威脅與恐怖,並多次立法對中國移民限制。
19世紀末,一大批反華文學作品流向美國大眾。在這些文學作品中,中國人將從水路兩路進攻加利福尼亞,有傳言華人將聯合印第安人、黑人把美洲大陸的白人消滅殆盡。唐人街成為了色情、欺詐、陰謀故事的最佳場所。義和團運動後,分崩離析的清政府、革命隊伍、軍閥混戰、遊行示威、內戰,西方人在中國採集不到任何智慧,對中國文化的興趣缺失。
20世紀:重燃熱情
一戰、十月革命、經濟危機、納粹黨崛起,西方人認識到自己的而文化並非完美,他們將目光投回中國,對中國重燃興趣。他們對中國各個領域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奧托·弗蘭克(德籍猶太人)專研古典歷史編撰法、阿瑟·韋利(英)喜歡中國的詩歌、奧斯瓦爾德·喜龍士(法)在中國藝術史頗有心得、莫爾斯(美國)致力於研究外交史、肯尼思·斯科特·賴德烈(美)研究傳教史……中國已經在全球範圍上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們從不同角度和方式研究中國,可見對中國的瞭解有了一個更深的認識。
以我觀物,則萬物皆著我之色。西方人在觀察中國的時候,無一不帶著強烈的自我色彩。但在這一過程中,更多的是中國自身的變化。中國強大西方弱小,所以中國在他們眼中就是無與倫比的;西方強大中國弱小,貶華的聲音就越來越多。走出歷史的偏見,有時候更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在背後支撐!
參考書目
史景遷:《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討之旅》,(美) 夏俊霞等譯 ,上海遠東出版社
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顏安世等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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