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朋友是一面鏡子，透過這一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真實的鏡子。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他者的眼光，亦是一面鏡子，透過這一面鏡子，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代本國的一個變化發展歷程。
明末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廣闊、強硬、有秩序
新航路開闢之後，世界的範圍縮小了，西方人對馬可波羅描述的遍地是黃金的中國神往不已，大批的西方人得以來到這個神秘的國度。這一時期的來華人士，主要是早期的耶穌會教士，他們為了傳播天主的福音來到中國，主動適應中國本土的文化，融入士大夫階層，對中國的認知比馬可波羅更加理性和客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傳教士就是利瑪竇。利瑪竇對地大物博的中國讚歎不已，他認為中國是廣闊、強硬、有秩序的，因為中國的城市都是被城牆嚴密包圍著，且有一支裝備精良兵將眾多的部隊保衛著。中國的官吏以強硬的手段懲治的違法的人，嚴酷統治百姓，對經濟生活嚴厲控制。
初期的耶穌會雖然存在著過譽中國的傾向，但也有陰暗兩面的記述。他們一方面熱情讚美中國的道德倫理，讚美飽讀儒家經典、經過國家考試、由皇帝任命、愛民如子的官吏；記述中國神學倫理的博大精深，讚美中國印刷術和士人文化。另一方面也記錄佛家的過分齋戒儀式、道家玄而又玄的神秘莫測，以及一些殺嬰、買買兒童、娼妓等現象，以及對基督教傳播的障礙。
清初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偉大
清初，更多的來華傳教士充當著中外交流任務的使者，有很多混得不錯的傳教士甚至成為了清政府的官員。這一時期，較多的人對中國的看法還是挺正面的。白晉（康熙年間法國來華傳教士）和李明、迪哈爾德（法）皆認為中國儒學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普世性，中國文字能克服語言和地理障礙的功能。甚至主動給中國加上一層濾鏡，他們的作品有很多誇大其詞的成分，掩蓋了中國存在的弊端。與此同時，德國著名的數學家、科學家布萊尼茨就認為《易經》六十四卦中表現出來的“二進制代數”，中國有希望成為新的國際化的全球科學領域中的一員。
白晉對康熙帝的評價很高，認為康熙和太陽王路易十六一樣偉大！他說：“數年前被陛下派遣到中國的耶穌教會士驚起地發現在，地球的另一側有一位迄今為止只有在法國才能見到的偉大君王，他和陛下您一樣，擁有過人的天賦，有非凡的統治才能。”（《康熙帝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後藤末雄譯1981年）
18世紀30年代中葉：複雜化！
這一時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兩極分化的趨勢。一方面，啟蒙思想家利用中國的倫理道德，來抨擊天主教會對當時歐洲社會的干預。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爾泰。他在《論各民族習俗與精神》裡論述了中國是世界文明的開端。在《中國孤兒》這一舞臺劇中，通過鐵石心腸的成吉思汗被中國的寬仁道德所感化，表現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他認為：“其他國家，法律只是用於懲罰罪行；而中國的法律則有更多的職能，中國人還以法律來獎勵高尚的道德品性。”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人開始貶低和批評中國。有人通過分析中國人圓錐形的頭部特徵將中國人與巴塔哥尼亞、霍屯督人以及美洲的印第安人劃分為“異型人種”區別於“智型人種”。這完全是對中國一種蔑視，西方人有這種複雜認識的原因：它與耶穌會士的境遇有關，由於宗教改革運動，宗教勢力在西歐備受質、疑排和擠攻擊，在中國也失去了原來有的影響力，被清朝統治者排擠出中國。他們把這些年觀察到的中國社會寫到書上並帶回了西方，這一時期，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的著作的影響力達到高峰。
19世紀後：繼續走下坡路
這一時期的西方國家，他們通過啟蒙運動確定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通過工業革命確定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又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確定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他們已經佔據了世界的中心地位。而這個時期的中國一直在走下坡了，加上閉關鎖國政策的推行，在很多方面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了。馬嘎爾尼訪華回國之後，越來越多的聲音表現出對中國的不懈和蔑視。許多人認為中國人唯利是圖、野蠻狡詐的。
鴉片戰爭後，中國慘敗，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自由遊歷，西方軍隊開入中國，基督教、天主教能自由進入中國宣教，中國積貧積弱態勢更加明顯。西方人只對單箇中國人表示同情，而對中國整體和政府、道德倫理、藝術表示不屑。愛默生說： “中國想要進入近代世界，就必須由西方人‘重塑’一番。”馬克思認為中國：“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後，中國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愛’被寫刻在在長城上。”
19世紀末：失去興趣
對於多數的歐洲人來說，中國已經是他們一個漠不關心、很遙遠的政治問題了。只有少數的傳教士仍然關注著中國的貧困、鴉片毒煙問題。美國人自1848年後飽受中國移民問題而困擾，大量的中國人湧入美國西部，美國人利用種族主義誇大“黃禍論”的威脅與恐怖，並多次立法對中國移民限制。
19世紀末，一大批反華文學作品流向美國大眾。在這些文學作品中，中國人將從水路兩路進攻加利福尼亞，有傳言華人將聯合印第安人、黑人把美洲大陸的白人消滅殆盡。唐人街成為了色情、欺詐、陰謀故事的最佳場所。義和團運動後，分崩離析的清政府、革命隊伍、軍閥混戰、遊行示威、內戰，西方人在中國採集不到任何智慧，對中國文化的興趣缺失。
20世紀：重燃熱情
一戰、十月革命、經濟危機、納粹黨崛起，西方人認識到自己的而文化並非完美，他們將目光投回中國，對中國重燃興趣。他們對中國各個領域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奧托·弗蘭克（德籍猶太人）專研古典歷史編撰法、阿瑟·韋利（英）喜歡中國的詩歌、奧斯瓦爾德·喜龍士（法）在中國藝術史頗有心得、莫爾斯（美國）致力於研究外交史、肯尼思·斯科特·賴德烈（美）研究傳教史……中國已經在全球範圍上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們從不同角度和方式研究中國，可見對中國的瞭解有了一個更深的認識。
以我觀物，則萬物皆著我之色。西方人在觀察中國的時候，無一不帶著強烈的自我色彩。但在這一過程中，更多的是中國自身的變化。中國強大西方弱小，所以中國在他們眼中就是無與倫比的；西方強大中國弱小，貶華的聲音就越來越多。走出歷史的偏見，有時候更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在背後支撐！
參考書目
史景遷：《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討之旅》，（美） 夏俊霞等譯 ，上海遠東出版社
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顏安世等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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