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年（1917年)，北大教室英國文學課堂上，一個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留著一條焦黃長辮子的老教授給學生布置課堂作業:用英文翻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頓時，堂內學生愕然，面如便秘。此情此景，學生們的心情，套用今天的網友辣評來形容就是:“懵逼樹上懵逼果，懵逼樹下你和我。”，“尼瑪，坑爹啊！”，“心中有10000匹草泥馬呼嘯而過。”
用英文翻譯諸如此類文言文句子，難度可想而知，譯者不僅要有紮實的中國古典文學底子，同時還得有一定的英文造詣，才能譯出其奧妙，非一般人所能勝任。
據聽過他課的學生回憶，上辜先生的課，翻譯這項是同學們最懼怕的。當然這並不是辜氏故意為難他們，因為翻譯這些句子，於辜先生看來實在是太稀疏平常了，畢竟老辜可是翻譯了儒經“四書”其三:《論語》、《大學》和《中庸》。
辜鴻銘英譯儒學經典，最初動因是覺得前人（主要是漢學家和傳教士)都是一些粗通漢語者，他們並沒有把中國儒學典籍所蘊含的理義準確翻譯出來，致使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來存在誤解。為消弭誤解，讓西方民眾瞭解中國文化的璀璨，他決定親自翻譯，以正視聽。
看到這裡也許會有讀者問，辜鴻銘認為前人翻譯的不好，何以見得你辜鴻銘就能翻譯得比人家高明呢？
說到這裡，咱們先掰扯掰扯辜老先生的學術背景，當你瞭解他老人家的成長經歷和治學生涯，也許你會對“學貫中西”這個詞有更深邃的理解。
辜鴻銘，祖籍福建惠安人氏，出生在馬來西亞檳榔嶼，是個混血兒。他的父親辜紫雲在檳榔嶼一家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裡當總管，母親是葡萄牙人，會講英語和葡萄牙語。辜鴻銘在這種家庭環境裡成長，從小便受到東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他自幼語言天賦驚人，記憶力更是出奇的好。
1867年，認辜鴻銘為義子的橡膠園園主布朗先生返回英國時，把年僅十歲的他帶到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大英帝國求學。辜鴻銘在西方求學長達14年，足跡遍及歐洲，其間先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學校收割了文學、哲學、理學、神學等13個博士學位，會操英、德、法等九門外語。
少年辜鴻銘來到西方文化中心接受西方精英式教育，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為青年學者，對於西方文化的諳熟，豈是國內同期那些成年後才到國外喝洋墨水的學者所能相比?
誠然，如果辜氏治學僅止於此，充其量也只能算精通西學，但是辜鴻銘從西方歸來後，入幕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府邸（擔任洋文案），一邊幫張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時間跨度長達20載。這段時間的精研苦讀，讓辜氏對中國文化的修習達到融會貫通的境地。
期間發生了一樁軼事，也從側面映照了辜氏通曉中國文化的自信。彼時，適逢張之洞六十大壽，沈曾植大儒等名流紛紛前來祝賀。又遇幾年前認為他不懂中國文化的大儒沈曾植，辜氏叫手下抬出張之洞的藏書，直接叫板沈曾植:“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沈曾植不敢攖其鋒，只是哈哈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之重任，就落在你的肩上啦!”（孰料，沈公竟是一語成讖，日後辜氏果是為中國文化的文脈存續，面向全世界拼命搖旗吶喊。)
致此，辜氏真真是“學貫中西”了，故而以這種學力閱歷為底蘊，辜鴻銘用英文譯介《論語》等儒學典籍是有底氣的。他對那些漢學家和傳教士們翻譯的儒學經典不屑，也確有狂傲的資本。
辜鴻銘譯介的《論語》等書，與前人的譯本相比，有著鮮明的特點。
第一，辜氏採用意譯法，摒棄前人那種積字成句，逐句翻譯的譯法，它講求“動態對等”，即原文與譯文之間並非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而是力求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
第二點，有些註釋引用或加入西方人物（如莎士比亞、歌德等）、諺語、典故進行類比闡釋，讓西方讀者更容易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和精神道義。
第三點，不拘泥於學術規範，輕文字訓詁，重理義，把目標讀者群體定在西方普通大眾，走大眾化“科普”路線。他這種譯介方式，跟南懷瑾先生著述的《論語別裁》對《論語》的解讀相似，給西方普通大眾作為了解中國文化的啟蒙讀物，效果極佳。
當然，辜鴻銘這種意譯法，也曾引起巨大爭議，口碑兩極分化，一種是讚美、推崇備至，比如以林語堂為代表的一派認為，辜氏翻譯出儒經的精髓。
林語堂這樣評價辜氏的譯本：“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了東方觀念和西方觀念的焊接匠。”
另一種是以王國維為代表的否定批評派，認為這種過分意譯法是失敗的，且譯文存在若干錯誤，此外還增添許多原書沒有的內容。
顯然，以王國維為代表的學院派，因其格外講求學術嚴謹性和學術規範，故否定辜氏的意譯創舉。
但是，辜氏在翻譯《論語》的譯序中，已然明確指出，該譯本標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辜氏已經給譯本定調為“科普”讀物。而且事實上，他翻譯的《論語》在當時西方社會也是最廣為流傳的譯本，所譯的《中庸》更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
事實證明，辜鴻銘這種譯法無疑是成功的，畢竟不管多麼經典的哲學理論、學說，它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教化眾生，惠及大眾，而不是關在象牙塔裡。
辜鴻銘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化，最傑出的工作還不是譯介《論語》等儒經，而是他用英、德文寫就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中國的牛津運動》。前者奠定了辜鴻銘在世界上的學術地位，它向西方揭示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
此書刊發後，轟動西方，一些西方國家大學的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直接改變了部分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這是我國傳統文化，自晚清以來，在國際上極為罕見的高光時刻。
這本書隨後被譯為多種文字，在德國多次再版，德國因之掀起數十年的辜鴻銘熱。
辜氏在書中把中國人的形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把中國人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一番比較後，得出結論是，唯有中國人同時具備深刻、博大、簡樸和靈性四種美德，他國之人皆四德缺其一。
更甚者，辜氏還給正在進行“一戰”的德國等西方國家開出濟世藥方，他認為戰亂不斷乃是西方文明本身出了問題，終需藉助中國的儒家思想，才能解決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
西方哲人羅素也認為，西方社會所謂物競天擇以及弱肉強食的思想，應該融合東方抑強扶弱的精神才能挽救世界，這個觀點跟辜氏不謀而合!
辜氏的論斷，在今天看來並非痴人說夢。譬如，現在在全世界爆發新冠病毒疫情的情況下，中國的應對之道和西方國家相比，顯然更得人心。疫情之下的不同舉措，本質上是兩種文明的外化表現，西方文明推崇競爭、物質文明極為發達，但是人們為了生存的競爭而忙碌，因為欲海難填而煩惱，這在精神上是痛苦的，這種文明的內在危機，需要儒家的中庸、平和、兼善來化解。
總而言之，《中國人的精神》出版後，辜鴻銘在西方社會暴得大名。當然，辜氏在西方社會聲名鵲起也是經歷了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爆紅之前，辜鴻銘的文章屢見於英文報刊（如《密勒氏遠東評論》、《泰晤士報》等），比如他在1901～1905年期間，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
其文章有一個共同特點，大抵都是批判西方文明，痛罵西方人的。令人歎服的是，辜鴻銘越批判西方，越見重於西方，結果讓他的著作像“病毒”一樣在西方傳播開。
辜鴻銘的著作最先受到英國人的關注，繼而在德國被引爆，最後徹底火遍歐洲文化界，成為歐洲家喻戶曉的人物。辜氏對西方文明的口誅筆伐，切中其痛點，讓他們深思不已，繼而對辜氏著作推崇備至。於是，歐洲大學教材引用他的著作，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他，最後眾多讚譽匯聚成西方人口中那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美國當代漢學家艾凱說：“在戰時和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
印度聖雄甘地認為:“辜鴻銘是中國最尊貴的人。”；沙俄王儲來訪，送他鏤金手錶，以表敬意；日本人重金聘請他前往日本，講授東方文化，一講便是3年。
辜鴻銘晚年生活困頓時，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教授奈爾遜，隔著半個地球為辜鴻銘籌款。
李大釗對辜氏也是說欽佩不已，他說:“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二十世紀之世界”。
他去世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在《大公報》上發表悼文稱讚辜鴻銘為：“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領袖人物應作別論外，今日吾國人中，其姓名為歐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為歐美人士所常讀者，蓋無有如辜鴻銘氏。自諸多西人觀之，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傳員也。”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時至今日辜鴻銘已經被國人遺忘在歷史的塵埃裡。人們對辜氏在世界舞臺上，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所做的傑出貢獻視而不見，只會詬病他保皇納妾，喜歡纏足女人，並冠以“遺老”、“老頑固”，甚至“老怪物”等貶損之，悲乎!
論及文化輸出，前段時間網絡上曾熱議，一個李子柒，抵多少間孔子學院？那麼，以文化輸出的貢獻考量，一個辜鴻銘該頂幾個李子柒，抵多少間孔子學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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