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塬人爱吃红苕，几乎家家都有一口红苕窖，或房前，或房后，大都在屋外院子里。只有我们家的红苕窖与众不同，打在屋里，还很隐蔽，一般村里人很难知道。
小时候，我家三间上房，在上房西边靠山墙的墙角，有口老窖，也不知多少年了，是上辈人挖的，也无法考证。这口窖比较特殊，由于年代太久，上上下下，身体与窖壁不断磨蹭，窖筒子已变的很粗，成年人下窖得脚手尽力分开。这窖啊脚窝子居然有南北东西两行。能快速随意两个方向进入窖筒，东西方向下窖的人，须在窖筒里面，调整为南北方向，以免下到窖底，踏空在窖窑口上。
更为神奇的是窖窑是个丁字形，先是往西，形成西窖窑，然后，在西窖窑北墙上再开一个窑口，打成北窖窑，北窖窑是真正放红苕的，大约一米五宽，三米多长，一人多高。
往西这个窑洞则穿过界墙，通往宅外，宅外刚好有一口甜水井，与其相通。井壁也有脚窝，可以自由上下。过去战乱，如遇土匪或抓壮丁，家里人能很快逃出。
父亲在省城工作，我和母亲祖父祖母生活在塬上。很小的时候，祖父讲了好多老窖故事，我就想下窖一看究竟，毕竟我还是太小，手脚太短，再说大人们也不让下。很小的时候母亲曾把我放到筐子里，用绳把我吊到窖底。但那时太小，除了贪玩，对窖窑记忆不深。
那时的生产队，每年都分红苕，虽然口粮不多，但红苕足够吃一个冬天。霜降过后，家家都在忙红苕的事儿，当然先挑好的下窖，是头等大事，其次再将那些带有伤口的大红苕冼干净，打红苕粉，将来可做粉条，凉粉，鱼鱼等。也可将红苕切片晒干，磨成红苕面粉，压饸饹。那些小红苕淀粉少，还有长丝，只能喂猪喂狗喽。
好不容易熬到了土地下户，我也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家种了一亩多红苕，秋季大丰收，挖完的红苕一车车拉回家，堆满堂屋。我们挑拣好的，没有虫害，没有伤口的准备下窖。往年都是祖父下窖，祖母拾红苕，母亲用绳子一笼一笼往下吊。今年有我，不等大人发话，我早已下到窖底，随后祖父也慢慢下来，招呼我用火柴点亮早已准备好的洋蜡，几日前，祖父早已将窖窑打扫干净，随着第一笼红苕下窖，我和祖父一起摆放。望着早已用泥土封住的西窑，祖父告诉我，过去抓壮丁，好几次都从这逃走了。有一次自己弄不清，连鞋都没来的及穿，就从这逃到村北沟里，由于刚赶上收完麦子，麦茬把脚都扎烂了。
经过紧张繁忙的一天工作，傍晚的时候终于吊完了红苕。这年冬天，我们隔三差五，到窖里取出红苕，或蒸或煮。还送给城里的亲戚，祖父扛着袋子，最远送到西安纺织城二伯家。当然，下窖取红苕的工作则由我完全承包。每次上窖，母亲都会让我拍打身上的黄土。
第二年春天，祖父在院子里盘了一个育苗池，我们从窖里取出一些红苕，祖父逐一摆放，看着祖父认真的样子，我只能给打打下手。摆完红苕，盖上一些牛粪，插上温度计，再盖上塑料纸和草帘子。认真的掌握着温度，池里按时长出了苗子，壮实的红苕苗，不但够我们家栽种，还卖出去了好多。
后来，我参加工作，下窖完全落到母亲身上。回家探亲也懒得下窖，母亲总是不等我起来，一个人俏俏下窖，拾好红苕，上来再拉绳子。等我起来，红苕早成熟食，只等进肚。
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零年，家里先后盖起了两座平房，原来的上房拆掉后，这口老窖正式变成了屋外窖，由于庄基加高，窖口用红砖加固增高。上面盖了一个废旧的石磨盘，以防漏雨。祖父祖母去世后，家里也不再种红苕，平常我们随吃随买，老窖基本废弃。
父亲退休后，和母亲一直生活在老宅，这口老窖虽然不再存放红苕，但却陪伴父母走完最后的人生。如今空空的老宅已无人居住，只有这口老窖默默的坚守，见证着老宅的变迁。
这些年回乡创业，虽离老宅很近，但却很少回去。对老窖，对红苕的深情。唯一能做的就是将红苕做为招牌菜。在传统菜的基础上，创新“拨丝红苕”，深受大家喜爱，已经在酒席中广泛使用。金黄的红苕块，裹着糖汁，光泽鲜亮，筷子一夹，金丝越拉越长，吃在口里，皮焦里糯，香甜无比。
【作者简介】雷进红，长寿塬北雷村人，毕业于丰原初中。先后在西安市饮食公司东关南街加工厂、云阳楼餐厅、大华饭店中餐部、樊记腊汁肉加馍中心厨房和大华饭店东小吃工作，二级厨师。现创业于龙尾坡口，十八盤农家乐酒店。《渭南文坛》特约作者。
【主播简介】于晓平，笔名：可可。1977年9出生在青海，2001年4月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因为有学生的同行而幸福，在享受这些快乐与幸福的同时，对诗歌朗诵也情有独钟，热爱文字里传递的优美。《渭南文坛》特约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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