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國德州小鎮韋科（Waco）發生了一場人間慘劇。鎮外農場上有一棟被稱為“迦密山”中心的建築，住在這裡的“大衛苗裔”（Branch Davidians）教派先是與菸酒火器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前來搜查違禁武器的執法人員交火，互有傷亡，然後又與聯邦調查局武裝對峙長達五十一天之久。4月19日，聯邦調查局下令結束對峙，用催淚瓦斯強攻，意圖將這些教徒逼出來。然而樓內忽然多處起火，七十四人葬身火海，其中有二十名兒童。
這一事件使“大衛苗裔”這一原本默默無聞的教派受到廣泛關注。聯邦調查局介入的重要原因，就是該教派被目為“邪教”，其領袖大衛·考雷什（David Koresh，原名沃農·豪威爾，Vernon Howell）聲稱自己是彌賽亞，實行多妻制，甚至連未成年女孩也不放過。而在大火中失去生命的二十名兒童中，大多數是他與眾多“妻子”所生的孩子。一時間考雷什被稱為“邪教頭子”“敵基督”“假先知”，很多人認為他罪有應得，只是連累了那些被他矇蔽的人和無辜的兒童。但實際上，這個“邪教”並非由一個妄人所獨創，而是其來有自。我們需要了解“大衛苗裔”教派的歷史和圍攻的具體情況，才能對整個事件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異端也有統緒
我們先來看考雷什繼承和發展的教義。一直以來，很多基督教學者的立場都是：正統才有老傳承，異端都在瞎創新。正統教會有使徒統緒，有大公會議，有教會歷史，而異端都是橫空出世，沒有真正的根基。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考雷什的神學，包括極端天啟主義和末世論、當代先知的威權性、脫離背景的字義釋經和“以經解經”，都是有來源的。我們可以把他的先行者列舉出來，這樣能夠幫助我們梳理考雷什的思想和主張。
（一）“大失望”
1818年，紐約州的一位農夫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通過大量讀經和計算，認定基督很快會復臨。他開始不斷宣講末世將近，呼籲真信徒跟隨他的教導，那些不願迎接基督的就是《啟示錄》中的罪惡“巴比倫”。後來，他還把基督復臨的時間進一步精確到1843年3月21日到1844年3月21日之間。1843年2月27日出現了彗星掠日的天文景象，很多人相信這便是末日徵兆。大批信徒拋家舍業追隨米勒，等待基督從天而降。但1844年3月21日像任何一天那樣平淡無奇地過去了，基督並沒有來。他們並沒有灰心，而是相信之前計算有誤，1844年10月22日贖罪日才是正日子。這一天，數萬信徒跑到視野開闊的鄉村翹首以待，然而基督還是沒有來。這一事件被稱為“大失望”。但事後約瑟·貝茨（Joseph Bates）等信徒卻解釋說，米勒計算得沒錯，但那一天發生的不是地上的事，而是天上的事。那一天，基督進入了天上的聖殿，準備施行審判。
（二）“女先知”
貝茨一派影響力較大，在米勒於1849年去世之前，他們已經頗具規模，而且有了自己的解經方式：強烈的末世主義，重視天啟性經文；認為經文很大程度上都是預言，要用“以經解經”的方式使之指向眼下所處的現實；當代先知不斷獲得啟示來理解《聖經》預言，而且要親自成就這些預言，以迎接基督復臨。不僅如此，當代先知也會為信徒立下生活規範。愛倫·懷特夫人（Ellen G. White，又譯懷愛倫）就是這樣一位當代先知，她被視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簡稱安息日會）的奠基人。她和他的丈夫先是與貝茨一道聲稱受到了啟示，要恢復週六過安息日，棄絕週日過安息日的“異教”殘餘。之後，她又提倡恢復《舊約》中的潔食傳統，尤其是《利未記》十一章記載的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
（三）“牧者之杖”
維克托·胡特夫（Victor Houteff）1886年生於保加利亞，1907年移民美國，1919年受洗成為安息日會信徒。1930年，他創辦了《牧者之杖》（The Shepherd's Rod）刊物，開始宣講一些極端信息，說啟示錄七章的“十四萬四千”選民已經遠超過了安息日會信徒人數，這意味著大部分人已經背道，而只有跟隨他的人才是真正選民。但主流安息日會並不接受這些觀點，將他開除會籍。胡特夫便將自己教派改稱“大衛安息日復臨會”，強調基督在天上做王，而大衛後裔要在地上做王，將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王國。他要帶真信徒去巴勒斯坦（當時屬於英國託管）並在那裡迎接基督復臨。1935年，胡特夫在德州韋科城外買了一塊地，建了“迦密山”中心，發行自己的貨幣，禁止與外界通婚，並不斷對安息日會信眾傳教。1955年胡特夫去世，他的妻子弗洛倫斯（Florence Houteff）接手，把地產變賣，在不遠的地方又買地新建了一個“迦密山”中心。像當年的米勒一樣，她預言1959年4月22日末世降臨，信徒們也同樣拋家舍業等待末世，但同樣什麼也沒有發生。
（四）“大衛苗裔”
在這一教派的低潮期，本·羅登（Ben Roden）和蘿伊絲·羅登（Lois Roden）夫妻取得了“迦密山”中心的所有權。本·羅登生於猶太家庭，改宗到保留猶太傳統最多的安息日會，後來加入“牧者之杖”運動。他將教派改名為“大衛苗裔”教派，宣佈自己就是《聖經》（《以賽亞書》11:1，《耶利米書》23:5，《撒迦利亞書》3:8、6:12）預言的大衛苗裔，是至高上帝的代理人（Vicegerent of the Most High God），他要帶領信徒去以色列重建聖殿，為千年至福王國做準備。本·羅登1978年去世後，蘿伊絲接手並自任“主教”。她聲稱曾在異象中獲得了新的啟示：上帝的靈是女性的，彌賽亞有女性的一面。她反覆強調，從字面上看，希伯來語中“靈”ruach和指上帝臨在的shekhinah都是陰性名詞。她還聲稱，既然《創世記》記上帝“按我們的形象造男造女”，那麼上帝位格中必然有男有女；亞當象徵基督，夏娃象徵聖靈。
（五）“有罪的彌賽亞”
1981年，沃農·豪威爾從主流安息日會加入“大衛苗裔”教派。他與比他年長四十三歲的蘿伊絲髮展出了親密關係，成為了教派準繼承人。據說他記憶力驚人，十三歲就能背誦新約的絕大部分，對經文有一般人看不到的洞見。在蘿伊絲死後，豪威爾歷經一番領導權爭奪，確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
豪威爾的教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米勒到蘿伊絲一系的教導。每一次出現一位“先知”和新教導，都會造成教派分裂。所以到了豪威爾這裡，已經是多次分裂之後的一個很小的教派，但他卻認為自己持守的是最正最真的傳統，上承六位先驅，他們就是《啟示錄》中提到的六位天使，而他自己則是第七位，也是封印先知。
豪威爾認為，末日將近（從米勒到本·羅登），要把經文串聯來“以經解經”（貝茨），就知道他是《聖經》應許的“大衛苗裔”（本·羅登），要帶領真信徒抵抗一切反對他們的“巴比倫”（米勒），未來要在以色列建立新的王國（胡特夫）。信徒要遵守週六安息日和一些傳統猶太節期並吃潔食（懷特夫人），跟隨豪威爾這位當代先知（從懷特夫人到蘿伊絲）。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傳達的信息很大一部分都來自他的先驅，並不是他的原創。
豪威爾和他的助手走遍洋海陸地引人入教，他口才很好，目標明確，成果頗豐。加入“大衛苗裔”教派的人幾乎都是安息日會背景，包括牙買加裔、猶太裔、日本裔等各種族裔，從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夏威夷、香港等地萬里迢迢來到位於德州窮鄉僻壤的“迦密山”中心。他們都被豪威爾的講道折服，認為《聖經》在他的詮釋下變得清晰易懂了。這其實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簡單、明確不等同於正統、正確。他們以為自己是聽從真理，但實際上聽從的是豪威爾。
豪威爾片面化、字義化和扭曲的預言化釋經的一個結果就是：他認為《聖經》中的“基督”“彌賽亞”既然字面意思是“受膏者”，而以色列的先祖、君王、先知、祭司都是受膏者，那麼他作為末世的君王、先知、祭司，也是受膏者。換言之，他雖然不是耶穌，但仍然是彌賽亞。為了想方設法在字義上“成全”《以賽亞書》45:1“我耶和華所膏的居魯士”一節，他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沃農·豪威爾成為大衛·考雷什（David Koresh）。希伯來語中的“居魯士”即Koresh，他要以此表明自己是大衛苗裔，是今日彌賽亞，是“巴比倫”的征服者。
不僅如此，考雷什宣稱，雖然傳統認為《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是對耶穌的預言，但實際上是對他自己的預言，因為53:13“他必看見後裔”不適用於耶穌，耶穌沒有後裔。《詩篇》四十章中“罪孽甚多”的大衛指的也是他。耶穌是無罪的彌賽亞，不能理解人間疾苦，但考雷什可以，因為他是有罪的彌賽亞。不僅如此，既然末世已到，那麼人們就應當像起初受造之時一樣，不娶不嫁。他宣佈教派之中一切婚姻都被解除，一切男性都要守獨身，除了“有罪的彌賽亞”自己——所有的女性都屬於他，他要和她們生二十四個孩子，而這二十四個孩子就將是《啟示錄》四章坐在天國寶座上的二十四位長老。
雖然個別男性信徒無法接受考雷什的“新啟示”（New Light），但絕大部分都照樣遵從了。考雷什給出了這樣的解釋：是，我們是“邪教”，但每一個宗教最開始都是“邪教”。是，我們守獨身，但我們是與基督聯合。考雷什還繼承了蘿伊絲的教義，說彌賽亞有女性的一面，因此男性信徒是與彌賽亞的女性一面聯合。至於女性信徒……就與考雷什在字面意義上聯合了。
德州平原上的“迦密山”
慘案是如何發生的
1992年左右，“大衛苗裔”教派開始買賣槍支等武器。雖然在德州，擁有槍支彈藥很正常，做槍支貿易只需交三十美元註冊一個許可證，即使是擁有全自動槍支也只需交兩百美元並做登記，但他們購買的一批武器包裝破損，手榴彈掉了出來，彈殼與火藥分離引起了運貨司機的注意。他懷疑教派私自改裝武器，於是通報菸酒火器管理局。管理局接到舉報後決定介入，2月25日簽署了搜查令，準備強行進入“迦密山”。
報紙報道“有罪的彌賽亞”
2月27日，一家當地報紙《韋科論壇先驅報》（Waco Tribune-Herald）整版報道了“有罪的彌賽亞”，指控考雷什重婚、虐待兒童、自立武裝。這使得菸酒火器管理局更加懷疑考雷什在私自組裝未登記的全自動步槍，於是決定第二天突襲“迦密山”。2月28日上午七點半，二十六名武裝執法人員出發，準備報道這一事件的攝像團隊卻在大農田裡迷了路。他們向一個當地人問路，但這個當地人正巧是“大衛苗裔”信徒，於是馬上通知了考雷什。安插在教派裡的內線向執法人員彙報了信息洩露的情況，但他們仍然決定按原計劃進行。九點鐘執法人員抵達“迦密山”，強攻開始。教派成員立即撥打911報警，說屋內有婦女兒童，請立即停止射擊。這是事實，因為此時屋內有一百三十人左右，其中四十三名是兒童。然而，互射一直沒有停止，直到中午菸酒火器管理局的執法人員彈藥耗盡，被迫撤退。
這一輪進攻的結果是：菸酒火器管理局四名執法人員死亡，二十傷。“大衛苗裔”教派六名成員死亡。大衛·考雷什的肋邊和手腕被子彈擊中。他受的傷極具宗教象徵意義。
因為有執法人員傷亡，菸酒火器管理局通報了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官員隨即接手，任命了“人質解救小組”。從第二天3月1日起，行動的目標從調查私自改裝槍支轉為解救人質。
但“解救人質”這一定性卻未必符合實際情況。考雷什並沒有擄人勒贖，信徒也可以自由離開。很遺憾，雙方一直沒有能夠有效溝通。考雷什迫切地想把自己的信息傳達給外部世界，但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宗教性信息。而聯邦調查局對這一教派並無瞭解，對其宗教性信息也無興趣。他們的目的是把建築物裡的人全部清出，以解救其中的婦女兒童。一個是宗教訴求，一個是執法訴求，二者不在一個頻道上。
這種溝通不暢從對峙的第一天一直持續到最後一天。2月28日晚上，達拉斯當地一家電臺KRLD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與考雷什進行了通話。電臺臺長勸說考雷什投降、治傷、放孩子們出來。考雷什卻對他們長篇大論講《聖經》。之後考雷什還多次進行通話或者錄像，但每次都是在講《聖經》。他引用的是語言相對古奧的欽定本《聖經》，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一直不停。聯邦調查局無法理解考雷什為什麼要講《聖經》，認為他是在胡言亂語，試圖拖延。
考雷什2月28日晚上不斷反覆講的內容，是《新約·啟示錄》中的“七印”，他聲稱眼下處在“第五印”的時代，而聯邦特工就是“巴比倫”。乍聽上去，這些語詞非常晦澀，令人困惑。但如果我們打開《啟示錄》，就能看到這樣的經文：“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併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6:9-11）這是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場景，考雷什認為這預言就應驗在眼前：被殺之人就是菸酒火器管理局圍攻時死亡的六名信徒，而圍攻若是繼續，教派就會全部死亡。但他高估了聯邦調查局特工對《聖經》的熟悉程度。
在聯邦調查局看來，考雷什就是一個狡猾的江湖騙子，矇蔽了一百多名群眾，現在需要解救群眾，尤其是婦女兒童。但考雷什從始至終都在強調宗教性信息的重要性，在受傷的狀態下還在堅守，而且允許信徒離開——對峙期間共有三十五人離開。這說明信徒並非人質，也說明考雷什真的相信自己所講的內容，而留下來的信徒也出於自願。
3月2日，考雷什先表示要出來，然後又改變主意，說在等候上帝旨意，如果上帝讓他出來，他自然會出來。3月7日，考雷什送出一卷錄像帶，他和他的多名“妻子”和孩子出鏡，其中包括與拍攝者的妻子所生的孩子。聯邦調查局深感震驚並決定進一步採取措施。3月12日開始對建築物斷電，夜間用強光探照燈照射屋內，並播放高分貝音樂、藏傳佛教誦經、宰殺兔子的尖叫聲來施壓。
3月7日，休斯頓重聚學院（Reunion Institute）的菲利普·阿諾德（Phillip Arnold）、北卡羅萊納大學的詹姆斯·泰伯（James Tabor）兩位宗教學教授主動要求與聯邦調查局合作。3月23日，有教派成員離開“迦密山”，隨即被捕。兩位教授與被捕的成員通電話，來了解考雷什的神學立場。3月29日到4月4日之間，他們多次試圖與考雷什溝通，考雷什也表達出了與兩位教授探討《聖經》的願望。但他們不知道的是，聯邦調查局已經確定了強硬策略，不再花時間聽考雷什發神經一樣講《聖經》。
4月14日，“大衛苗裔”教派在包圍中度過了八天的逾越節。當日，考雷什送出一封信，說要完成一部解釋揭開七印的手稿，遞交兩位宗教學教授。可惜的是，聯邦調查局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把這封信交給了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反恐專家穆雷·米倫（Murray Miron）進行評估。米倫無法理解這封充滿宗教意味的信，認為考雷什寫這封信的目的不是討論《聖經》而是拖延時間。這使得聯邦調查局進一步確信考雷什不會主動投降，需要採取非常手段解決問題。
4月19日，強攻拉開帷幕。早上六點鐘，兩輛戰鬥工程車就位，開始鑿穿牆壁，向屋內注射催淚瓦斯；與此同時大聲廣播，要求屋內人員投降。聯邦調查局很清楚並不存在兒童防毒面具，因此想用這個策略迫使父母將幼兒帶出。然而，他們沒想到教派將所有幼兒轉移到了地下車庫（聯邦調查局稱之為“地下掩體”）的校車中。從六點到十一點四十分，一共注射了六輪催淚瓦斯。十一點四十五分，建築物的一面後牆倒塌，十二點零三分，工程車將一樓牆角掀掉。但始終沒有人出來。
十二點零七分，建築物忽然多處起火。因為之前工程車注射催淚瓦斯的時候破壞了走廊末端的牆壁，所以空氣大量流入，火勢瞬間蔓延到整個建築物，牆壁迅速倒塌，堵住了逃生通道。十二點十三分，消防隊接到報警，十二點三十四分，消防車抵達現場，十二點四十一分，消防員開始施救，但這時建築物已經所剩無幾。只有九人從火中逃生，其他人都不幸罹難。有些是死於窒息灼傷，有些——尤其是幼兒——身上有中刀和中槍的痕跡，應該是其他人為使他們免受火灼之苦才這樣做的。考雷什本人也頭部中彈而亡，他的十幾個孩子無一生還。至於火災因何而起，美國司法部披露的報告顯示，是教派成員使用液體燃料在建築物中縱火，當日聯邦調查局特工未開一槍。
大火將“迦密山”夷為平地
如何理解韋科事件
2月28日，四名菸酒火器管理局執法人員死亡，六名“大衛苗裔”教派成員死亡。4月19日，七十四名“大衛苗裔”教派成員死亡，其中有二十名兒童。這些兒童本來應當是救援的對象，卻一個都沒有救出來。事後，菸酒火器管理局局長斯蒂芬·希金斯（Stephen Higgins）和其他五位主管官員辭職。
韋科慘案無疑是一場震驚全美的歷史性事件。在很多人眼中，這是聯邦政府第一次把武器對準了普通公民。事後，民兵組織和槍支銷量數目劇增，而“韋科”也成為武力反抗聯邦政府的一個標誌。1995年4月19日，韋科慘案兩週年之際，俄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Alfred P. Murrah Federal Building）遭遇炸彈襲擊，造成至少一百六十八人死亡和六百八十人受傷。主犯麥克維（Timothy McVeigh）聲稱，這是為韋科慘案的受害者復仇。早在五十一天對峙期間，麥克維就曾經到過韋科，並表示公民有權持有槍支，聯邦政府無權侵犯。
麥克維在韋科對峙現場
雖然麥克維的極端反政府行為是個案，但民兵組織對聯邦政府的不信任、以暴力反抗執法人員的情況在韋科慘案後卻層出不窮。2014年的“邦迪對峙土地管理局”（Bundy standoff）就是一個例子。克萊文·邦迪（Cliven Bundy）是內華達州一名牧場主，他多年以來經常放牛群去緊鄰的草場，但這片草場歸聯邦政府所有。土地管理局起訴邦迪，邦迪被判一百多萬美元的罰款，越界的四百多頭牛也被扣以抵罰金。邦迪向多個民兵組織求援，武裝民兵大批集結前往邦迪牧場，與土地管理局執法人員對峙，並強行放回被扣的牛群。武裝民兵的一個口號就是“不允許韋科慘案重演”。在他們看來，邦迪私自使用不屬於自己的草場雖然有錯，但聯邦政府不能濫用執法力量，而他們要用槍來警示聯邦政府。最後的結果是：邦迪繼續在聯邦政府的草場上放牛，而一些民兵因為襲警和阻礙司法而獲罪入獄。
邦迪對民兵組織講話
韋科慘案發生以來，主要的批評聲音即指責執法人員處理不當：菸酒火器管理局不應在明知對方已經有心理準備、持有大量槍支彈藥、屋內有婦女兒童的情況下還堅持強攻，導致雙方互射，事態升級；聯邦調查局不應使用強光、強聲等恫嚇手段，在教派成員主動離開的時候不應將其立即逮捕，這樣會引發屋內人們的強烈反感，更不願出來；以及，不應釋放必然會對兒童造成傷害的催淚瓦斯。他們應當繼續對峙直到對方投降，或是暫時解除包圍，等考雷什外出的時候再一舉抓獲。他們的考慮有一定合理性，但和執法人員一樣，他們也忽視了“大衛苗裔”教派的宗教層面。對峙以失敗告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考雷什堅守不出。但他為什麼寧可選擇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全部死亡也不出來？
在九名逃出火場的人中，有一位名叫露絲·裡德爾（Ruth Riddle）。4月18日晚上，考雷什用四個小時向她口述“《啟示錄》七印解密”（The Decoded Message of the Seven Seals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她負責錄入。4月19日起火之時，手稿尚未完成，裡德爾帶著存有手稿內容的光盤死裡逃生。所以我們現在能夠讀到考雷什的解經之作，瞭解他當時的具體想法。
手稿的開篇是一首詩，題名“從伊甸到伊甸”。這很符合天啟文學的特點：起初如何，終末亦如何。詩中提到了兩隻“愛情鳥”即亞當夏娃。獵手試圖捕捉它們，卻空無所得。末世之時有君王娶親的筵席，“愛情鳥”在受邀之列。顯然，他認為上帝已經賜給他特殊身份，在全人類中做“末世君王”，一切壓制他的力量都會失敗。
接下去，在“導論”中，考雷什說：就救贖而言，“揭開七印”比任何福音信息都重要。在第一章“第一印”中，他繼續強調，不重視第一印就難得救贖。在他看來，《啟示錄》六章的“七印”是信仰的關鍵。他分析，《詩篇》四十五章的君王“赫然坐車前往、無不得勝”，是被“喜樂油”所膏之人。因此，這位君王就是第一印所顯現的那一位：“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既然只有考雷什能夠解釋這些經文，那麼他就是揭開第一印的羔羊，而君王、被膏者、騎馬戴冠冕者也都是他。這是他對自己身份和使命的再次確認。在他看來，他就是彌賽亞，必將大獲全勝，而迫害他們的人會受到審判。
他繼續列出了《聖經》全書各處的多節經文，將《馬太福音》二十二章“娶親的筵席”和《啟示錄》十九章“羔羊之婚筵”並列，還有《以賽亞書》三十三章“王的榮美”、五十五章“我必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六十六章“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像新婦佩戴妝飾”，《耶利米書》二十三章“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的苗裔、他必掌王權”、三十三章“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等等。至此，他的解經思路更加明確：他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就是《聖經》應許的大衛苗裔，他做王的時代即將開始，而只有跟隨他的真信徒才能參與這一盛事。
在這一章的最後，考雷什引用了《約珥書》二章“聚集眾民，使會眾自潔，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離洞房、新婦出離內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考雷什一直在將自己眼下的境遇視為經上預言的成就，並用脫離語境的經文來決定自己的具體行為。這裡也是如此。他認為他和教派成員會“出來”，離開“迦密山”，但不是現在，而是在他完成《七印解密》之後。這也是他對聯邦調查局的說法。但這個“出來”有雙重含義，可能是離開建築物，也可能是離開這個世界。實際上，他選擇的是後者，而他在作品中傳達的也都是超自然、末世論的信息。
很遺憾，考雷什一直想要傳達的宗教性信息並沒有得到聯邦調查局的重視和理解。他對自己彌賽亞身份的認同被視為是“邪教頭子的自大幻覺”。他表示的“只要上帝指示，我們就出來”和“寫完《七印解密》就出來”被視為不誠實的拖延手段。聯邦調查局的恫嚇和逮捕反而使教派成員確信圍攻他們的是“邪惡巴比倫”，而不是來救他們的人。在這個意義上，對峙反而強化了考雷什的天啟性教義，讓教派成員認為考雷什的解經是正確的。在聯邦調查局的錄音中，考雷什和教派成員反覆引用《詩篇》二章“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他們認為《聖經》經文是天啟性的預言，而他們眼下經歷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成就這些預言。
考雷什的天啟主義值得我們深思。他一直認為上帝在著《聖經》向他提供新的啟示。上帝既然是全宇宙的上帝，上帝給他的信息也不僅僅是給他自己，也是給整個世界。在他看來，他的教派雖然小，但卻與整個人類的存亡救贖密切相關。他是受膏者、彌賽亞，聽從他教導的就能得救，在他對立面的就是與上帝為敵，會即刻受到懲罰。
這種思維方式雖然極端，卻也體現出了天啟文學的一些典型特徵。天啟文學往往持有一種二元對立的立場，光明與黑暗之爭是其常見主題。無論是傳統猶太天啟（《但以理書》）、第二聖殿時期猶太天啟（《以斯拉四書》和死海古卷的部分內容），還是基督教天啟（《啟示錄》和福音書的部分內容）都是如此。天啟文學強調歷史走向已然確定，重大事件的到來無可避免，並要求受眾選擇自己的立場：要麼是兄弟，要麼是仇敵。
末世論和天啟主義經常緊密聯繫在一起。末世論是宗教正典及神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如果過度強調末世論，甚至認為眼下就是末世，就會帶來非常危險的後果。若是末世將至，那麼一切人類社會傳統的規則、道德、價值都可以懸置，讓位於“上帝的計劃”。這對既有的秩序是一種顛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秩序。考雷什令教派成員守獨身，自己卻重婚乃至侵犯未成年女孩，而很多教派成員接受了這一安排，在受到圍攻的時候也與考雷什站在一邊，期待上帝的直接指引，這都與考雷什的末世論有關。而且，即使這種新秩序也是暫時的，會讓位於它所預表的“天上”的秩序。極端末世論強調彼岸世界的美好和權能，“選民”或“殉道者”失去此岸世界的生命非常值得，因為此岸生命短暫有限，此岸世界也很快會終結，而他們會回到更崇高、他們所歸屬的地方。
這是一種美化暴力與死亡的神學，而“大衛苗裔”教派傳統上就有這一傾向。胡特夫就認為，上帝將用火毀滅仇敵，而真信徒會受“聖靈與火”的洗，火會讓他們變得更純淨。蘿伊絲也說末世之時，上帝會用火為真信徒施浸禮，信徒由此進入新王國。在對峙之中，考雷什也不斷引用與火和黑暗相關的經文，比如《約珥書》二章“耶和華的日子將到……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它們前面如火燒滅、後面如火焰燒盡”，和《以賽亞書》十三章“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他們疼痛、好像產難的婦人一樣。彼此驚奇相看，臉如火焰。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在與達拉斯電臺對話的時候，他也引用了類似的經文，出自《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他接下去引用了下一節經文，但透著不祥的預兆：“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考雷什相信，他能夠死後復活、再次回來，那時他將建立王國，真信徒都會來赴他的婚宴，而與他為敵的人都將受到審判。在聯邦調查局用工程車不斷擊穿牆壁的時候，他認為時候已到。就這樣，一個本來就有極端天啟主義和末世論傳統的教派，在一個不斷受到“啟示”，認為《聖經》經文指向他自身的“彌賽亞”帶領下選擇了縱火，並希望能夠藉此永生。
雖然“大衛苗裔”教派不斷引用《聖經》，但我們並不能以此認為他們的教義出於《聖經》，是基督教的必然產物。基督教傳統雖然有天啟主義的一面，但視基督復臨、施行審判是在不知何時的未來，人類處於基督已經臨在但非終末性臨在的“既然-未然”之間。不合時宜地強調末世論會削弱上帝憐憫世人、遲於動怒的一面，也會削弱人類決定未來事件的自由意志。在基督教早期，教會思想家對如何理解《聖經》中的天啟文本有過廣泛討論，很多教父如奧利金、奧古斯丁都傾向於作歷史詮釋、寓意詮釋而非字面詮釋。“大衛苗裔”教派卻與基督教傳統背道而馳，極為強調字面義、進行時的天啟：啟示並未終結，現在就是末世，先知今日仍有，一個威權性的“末世先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聖經》如何詮釋，信徒如何生活、如何死亡。雖然這也曾是安息日會初期的特點，但二十世紀的安息日會摒棄了較為極端、自我封閉的一些主張，漸漸被基督教主流所接受。胡特夫、本·羅登、考雷什都出自安息日會，又被開除會籍，而“大衛苗裔”教派的信徒也幾乎全都出自安息日會。他們視自己為根植於這一宗派，他們傳教所面向的也主要是這一宗派。在他們眼中，主流安息日會已經叛道，考雷什要將其拉回“正軌”並更進一步。其實這“正軌”卻是左道，考雷什就在這左道上越走越遠。
考雷什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更不瞭解宗教學。他所知道的就是從米勒到蘿伊絲的教派傳統，包括他自以為的“上帝不斷親自啟示他的末世先知”。這種褊狹視角使他過度自信，也種下了悲劇之根。比較宗教學的奠基人穆勒（Max Müller）曾經強調了解不同信仰傳統的重要性：“只知其一者，一無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十九世紀英國著名文化評論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也有類似的說法來勸誡只讀經、忽視文化傳統的反智主義者：“只知《聖經》者，連《聖經》也不知。”（No man, who knows nothing else, knows even his Bible.）開放性視野可以幫助人們瞭解不同信仰傳統，卻不會得出哪一種教義最優越的結論，更不會指出哪個人是真理的化身。可惜的是，大衛苗裔教派的一把手考雷什固執地宣稱自己便是《聖經》預言的彌賽亞，二把手施耐德（Steve Schneider）雖然有比較宗教學背景，卻認為學習宗教是為了尋求終極真理，而終極真理就在考雷什手中。他不惜將妻子朱迪（Judy Schneider）獻給考雷什，考雷什與她生有一女，而這四個人都沒有生還。他們“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而被燒滅的卻是他們自己。
雖然歷史沒有假設，但是我們仍然忍不住去猜測，如果聯邦調查局當時重用菲利普·阿諾德和詹姆斯·泰伯兩位教授，與考雷什面對面探討釋經學，可能結果就會不一樣。考雷什哪怕有新約研究的一點常識，也不會在《七印解密》中寫《啟示錄》是使徒約翰所寫，《希伯來書》是使徒保羅所寫，甚至不會引用底本有問題的欽定本。他對《聖經》經卷的文本鑑別、歷史背景、寫作目的幾乎一無所知。考雷什曾經表示很願意與兩位教授深入談《聖經》，但這個願望沒有實現。當然，這不是說兩位教授給他上幾節《聖經》課，他就能放棄自己是“彌賽亞”的主張，心甘情願地率眾投降。但至少他們可以瞭解他的立場，在明白他的極端天啟主義、末世論以及對“死而復活”的執念之後，可以建議聯邦調查局暫時不採取強硬政策而是其他手段，以確保建築物中婦女兒童的安全。然而，在聯邦調查局看來，“邪教”都是一路貨色：一個自大狂的教主洗腦了愚昧無知的教徒。他們沒有興趣去具體瞭解眼下這個教派的信仰從何而來，沒有能力去組織富有成效的對話，他們的“救援”也以重大傷亡告終。
今日“迦密山”
在韋科慘案後，“迦密山”幾經易手，現在的主人名叫查爾斯·培斯（Charles Pace）。他是胡特夫的原教旨信徒，對考雷什一派有很深的敵意。為了修一條橫穿地產的路，他執意砍掉了很多紫薇樹，而這些紫薇樹原本是為紀念遇難者而種下的。韋科慘案倖存者一年一度的聚會地點原本是在“迦密山”，但因為他們與培斯不斷髮生爭執，2019年的聚會改在韋科城裡進行。
現在“迦密山”中心並未全面重建，只是在原址重建了禮拜堂。在走進禮拜堂的時候，很難想象當年考雷什就是在這裡講道，聲稱自己是“大衛苗裔”，是“有罪的彌賽亞”，而今禮拜堂中掛的卻是批判考雷什的宣傳海報。
原址重建的禮拜堂
批判考雷什的宣傳海報
當年教派中的很多兒童被大火困在地下車庫而不幸喪生。現在地下車庫的痕跡已經看不到了，只有一片寒煙衰草，在廣袤的德州平原上並不起眼。若是不瞭解那段歷史，誰能想到二十多年前這裡曾經上演過一幕人間慘劇。
曾經的地下車庫
“迦密山”中心的入口處有三座紀念碑，上面刻著所有遇難者的名字，其中還包括兩名尚未來到人世便告別人世的胎兒。中間較小的是一座新立的碑，由德州本地的民兵組織捐款修建，他們的立場很明確， 即公民有權武裝對抗聯邦政府。碑文說：“大衛苗裔教會受到菸酒火器管理局和聯邦調查局的襲擊，教會成員和他們的領袖大衛·考雷什昂然挺立五十一天。”落款為“德州西北地區民兵指揮官丹·鮑威爾（Dan Powell）少校”。
紀念碑
“大衛苗裔”教派是大眾媒體報道的“邪教”，卻是民兵組織心中的“英雄”。這兩種意見相差極大，而兩種標籤都過度簡化，沒有對這一教派的源流、信仰和實踐做出考察，也不能為聯邦調查局為何處理失當導致慘案發生提供反思的可能。我們需要做的是重顧歷史，不將其僅僅視為不值得深究的“異端”或“暴徒”，而是瞭解他們的信仰從何而來，思考當年如何應對會更有效，並避免這類傷亡慘重的事件再度上演。畢竟聲稱自己是先知、彌賽亞甚至上帝的人一直都會出現。哪怕是“有罪的彌賽亞”考雷什本人，雖然已經葬身火海，但今天仍然有他的信徒相信他只是暫時離開，還會乘馬再來。
（感謝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高登·麥爾頓[J. Gordon Melton]教授帶我前往“迦密山”中心並提供一系列重要信息，也感謝同行的波蘭盧布林天主教大學羅伯特·普塔謝克[Robert T. Ptaszek]教授拍攝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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